內容提要：近百年來，史學界對明清易代的解釋基本上是在民族革命、王朝更替、階級革命、近代化，以及人與自然之間有著互動關系這五類解釋模式之中展開的。其中民族革命與王朝更替說最為久遠，二者之間也始終處于對抗的狀態之中，而階級革命與近代化解釋則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中依次興起，雖然開拓了新的研究視域，卻都未掀起明清易代史研究的范式革命，相互吸納與包容成為它們四者之間的主要關系。最新的明清易代生態—災害史研究則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力量，但有待進一步完善與發揚，且仍將與其他解釋模式交相輝映，而非非此即彼的關系。

關鍵詞：時代感/包容度/明清易代/解釋模式

作者簡介：劉志剛，中南大學政治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所講師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京)2010年第2期 第42-53頁

1644年，崇禎自殺、“李闖”稱孤、“清軍”入關——這三個交織在一起的重大歷史事件在這一年依次上演。時人稱之為“天崩地裂”、“天下陸沉”，由此可以想見他們心中的悲憤。對于漢族士人這群“治統”與“道統”的守護者來說，究竟何去何從，是自殺殉國，還是改事二姓；是救民于水火，還是做異族之奴才，成為他們必須做出的抉擇，而“生為明臣，死為明鬼”的倫理綱常，與順應“有德者得天下”的王朝更替法則即成為他們各自抉擇背后不同的合理性解釋，但關外滿族的興起卻使“華夷之防”的文化沖突凸顯。就此，明清易代成為“有德者得天下”的王朝更替法則與“華夷之防”的文化界限這兩套同處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對抗性話語相互競爭的場地。　　

迨至近代，當西方文明憑借其強大軍事力量蠻橫地闖入中華大地的時候，明清易代之際那份道德的緊張感再次在漢族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升騰起來，隨即化為熊熊燃燒的民族革命的烈火，而有著強烈民族色彩的清朝政府則成為他們首先革命的對象。然而此時闖入的西方列強也已不再是所謂的野蠻“夷狄”部落，而是有著高度文明的異族國家。中國的失敗不僅僅是武力上的無能，也是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落后，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不能不正視的問題。當他們反思中國何以挨打，從何處開始落后的時候，明清之際這一歷史時代也進入他們的視野，成為他們論說的對象，也成為近代以來風起云涌的各類話語體系爭奪的焦點，其間有太多的頭緒與糾葛亟待清理與展開，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一、民族革命的解釋模式　　

在“康乾盛世”的歌舞升平中，明清易代之際漢族士人那份文化的痛楚漸趨消退。但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侵入，中華文明遭受到嚴重的挑戰，這種相似的時代境遇，又讓部分漢族知識分子心中再次敲響“夷夏之別”的警世長鐘。明清之際這一“天下陸沉”的時代恰好成為他們革命精神的誓師地、祭奠地。孫中山、章炳麟、陳天華、鄒容等革命家無一不以這段慘痛的歷史記憶作為反抗清朝腐朽統治、宣傳革命正義性的歷史資源。1894年，孫中山等人成立興中會，即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革命宗旨。1903年農歷3月19日，章炳麟等人在日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公開在崇禎殉難日舉行紀念活動，并且將南明永歷朝廷的最終敗亡視為中國的亡國之日。①之后，孫中山在解釋同盟會綱領之一“民族主義”的時候，也直接指出：“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滿政府窮兇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府，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后，光復我民族的國家。”②　　

而明清之際滿人的屠殺政策則成為當時的革命派論證滿漢關系“有相屠之史，而無相友之跡”的最好證據，③成為他們革命最為正當的理由。同時，他們還大量地印發有關清初統治者屠戮漢人的史籍，比如《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又編訂出版《陸沉記》、《蕩虜叢書》、《明季實錄》等資料叢書，以揭露清軍入關后的暴行與統治的黑暗，希望以此激起漢人心中那份塵封已久的亡國之恨。通過反復敘說明清之際漢人那段悲慘的歷史記憶，來強調滿漢民族仇恨之深，推翻清朝統治的必要，是此時革命派最有力的宣傳手段之一。　　

在這種解釋模式中，“華夷之別”的文化意識在近代民族國家的觀念之中被重現闡述，明清之際漢族士人那份文化的痛楚與焦慮復活。但在這種激昂與悲壯的感情之中，這段歷史的真實性反而顯得不太那么重要，革命動員成了他們唯一的目標。清王朝在反民族壓迫的革命洪流中滅亡，但中國卻并沒有因此而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反而國家愈發分裂，民族命運危在旦夕。雖然有人開始反思這套民族革命話語的正確性，但依然不改它在明清易代史解釋上的強勢地位。　　

蕭一山的《清代通史》便是民族革命時代的產物，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④在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綱》引論中，他對自己的民族史觀做了更為全面的表述，明確說：“我是主張民族革命史觀的，尤其講中國近代史，必須以它為骨干，為史心。因為它——民族革命——整個支配了中國近代社會，一切都是依它為樞紐，而變動的。”但“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是分作三個時期，換了三個對象的，我們的民族革命運動，則始終一貫，不過領導的人物和標幟的口號有些不同罷了”。“滿清”正是他心目中民族革命的第一個時期和第一個對象。⑤因此，有學者稱“這不僅使蕭一山畫地為牢，無法就豐富多彩的清代歷史展開多方面的研究，而且還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中”，而且他的民族革命史觀“只是感情的產物，不是深刻的哲學思考，沒有堅實的科學依據”。⑥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也認為“在滿清統治的二百六十年間……抗清的民族解放斗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⑦　　

雖然這種聲音在后來階級革命的浪潮中有所消沉，但至20世紀90年代又再次響起。顧誠的《南明史》即是典型的代表。無可否認，該書對明清之際一系列重大的有爭議的問題做了深入的探討，“代表著南明史迄今為止所達到的最高水平”，⑧但它背后的解釋話語卻顯得復雜多變，其中大漢族情緒尤為強烈。首先它認為清朝在多方勢力的較量中最終取勝，是“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后的人數不多卻又是剽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人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的結果。它雖然承認清朝國勢一度強盛，但隨之話鋒一轉，即嚴厲地指責“滿族入關打斷了明朝中期以來的經濟發展勢頭，使中國同西方的距離越來越大”。⑨總而觀之，它對明清易代的評價事實上是以近代化話語為包裹，以階級革命話語為內襯，以民族革命話語為核心的解釋體系。誠如李治亭所說的《南明史》“是為明朝覆亡唱出的一首挽歌，是對‘漢族各派’聯合‘抗清’斗爭寫的唱片贊美詩，是對清朝統一中國發出的一道聲討的檄文。《南明史》除了肯定農民戰爭外，基本上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兩個時期‘反清排滿’思潮的集中反映”。⑩　　

陳梧桐卻贊同顧誠對明清易代的解釋，并且明確提出不能“無視清朝殘暴的民族壓迫，根本否定廣大漢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爭的正義性及其歷史功績”，認為“滿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漢人可以當皇帝，滿族等少數民族也可以當皇帝，但絕不能因此就認為滿族可以對其他民族實行殘暴的民族壓迫，而不許被壓迫的民族進行反抗”。但他之所以要求用民族革命的話語來解釋明清易代，也已經不再是基于傳統的“華夷之防”的文化焦慮，而是認為那樣“顯然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1)張玉興在討論明清之際歷史人物評價問題時，也指出目前學術界存在“漠視事實、曲解歷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護變節”的情況，認為明清之際反民族壓迫斗爭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壓迫精神是一種偉大操守，體現了一種崇高的道德，對維系人心、穩定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12)　

這些解釋與顧誠用階級革命和現代化話語來包裹民族革命情緒的做法是一致的。與其說他們拋棄了漢民族情緒，還不如說是傳統的“華夷之防”在新時代的表現形式。顧誠等人表達民族情緒時的閃爍其詞，事實上也顯現出民族革命話語體系所遭遇到的壓力及其發生的演變。　　

迄今為止，民族革命話語這套解釋模式依然是對明清之際這一時代較為強勢的解釋方式之一，影響深遠。正如秦寶琦所言：長期以來，中外史學界對清王朝有一種傳統的看法，即認為其建立者——滿族是“外族”、“異族”，其入關是“外族”、“異族”對中國的“入侵”，視明清更替為歷史的倒退，視清王朝為“異端”。(13)　

在這套解釋模式中，研究者關注的是民族、國家的生死存亡，并以此評判處于這一變革時代之中的歷史人物的道德品行。在論述與評價中，現代的民族國家觀念是衡量古人、評判往事的尺度，當時的歷史環境卻很大程度上被置之不顧。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套解釋模式所強調的是明清易代過程中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所發生的斷裂，特別是明清兩朝政權性質、民族色彩的不同，而對明清兩代這些方面的內在連續性顯然關注不夠。　　

二、王朝更替的解釋模式　

不論革命派思想多么狂熱，民族情緒多么激昂，民族革命話語始終未能獨霸對明清易代史的解釋。事實上，它是一種被長期壓抑的聲音，是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才爆發出來的。在清代興盛的時候，王朝更替說才是解釋明清之際這一時代的主流話語。因為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清朝無疑已被視為當之無愧的正統，漢族士人的利益早已與“滿清”政權牢牢地交織在一起，因此之故，當洪秀全高舉義旗的時候，迎來的不是漢族士人的擁護，而是堅決的抵抗。　　

迨至清末，這套解釋模式雖遭到革命話語的詆毀，但卻為當時的改良派所繼承。他們否認在滿清政府統治之下存在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并且屢屢稱頌清朝帝王的“功德”，(14)認為在清朝的統治之下，“舉國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無別享特權者”。(15)而且明確指出滿洲是中國國土，不是異國；“滿清”入關取代明朝，只是中國的王朝更迭，不是中國的滅亡，并以此批判革命派的反清排滿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要求“必多從政治上立論，而少從種族上立論”。(16)雖然這種聲音為此后洶涌的革命潮流淹沒，但堅守者依舊頑強。其中雖然以清朝遺老、遺少為主，(17)但也不乏飽學之士。　

孟森就是以王朝更替說解釋明清易代的。他批評辛亥革命后許多“淺學之士”“承革命時期之態度，對清或作仇敵之詞”。(18)其《明清史講義》即是應這一現象而作，全書是以明清兩代統治者削平群雄、定鼎開國、宮廷之爭、守成敗亡為其論述的主要線索，制度的變革、君主的智愚和朝臣的忠奸是其論述的主要對象，總結各朝統治者治國為政各項政策的利弊得失及成敗興衰的經驗教訓是其論述的主要目的。(19)無怪乎有人評論道：“在孟森的清史體系中，帝王將相占據歷史舞臺的中心，扮演歷史進程的主角。”(20)　　

事實上，清朝近三百年的統治，無論革命浪潮如何沖擊，其繼明代之后的正統地位不可動搖，故此明清易代為中國古代的王朝更替基本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只是如何加以合理論證的問題。“有德者得天下”是傳統王朝更替論的理論依據，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一解釋模式早已陳舊，它不得不也與“華夷之防”的解釋模式一同演變。李鴻彬在重申明清易代是中國古代王朝正常更替的同時，認為滿族的崛起與明朝的衰亡，無非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同屬于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譜系之中，但他這一觀點卻是以滿族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一員這一現代民族觀念為出發點。(21)

20世紀90年代，隨著明清史研究中漢民族情緒的又一次高漲(前文已有所論述)，再次非難清朝統治的合法性。比如顧誠嚴正地批評視清朝為明代理所當然繼承者的觀點只是將“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的習慣性做法，與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22)為此，李治亭明確地指出明清易代與同時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相比，只不過是王朝的更替，由朱家姓換上了愛新覺羅，并全面地批駁了學界視滿族入關延緩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重建封建制王朝把中國拉向“倒退”的說法，但他對明清易代屬于中國傳統王朝鼎革說的認同，也不再以“有德者得天下”這一傳統的王朝更替論為依據，而是基于對明清兩代生產力水平與生產關系發展狀況的歷史唯物主義對比分析之上的。(23)　

部分西方學者也用王朝更替模式來解釋明清易代，其中司徒琳無疑是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但其研究目的似乎較之中國學者更為單純，無意于爭論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問題，而是直接將明亡清興作為一個既成的歷史事實，具體的探討明朝何以亡國這一問題。她認為明朝以及后來的南明之所以滅亡，關鍵在于沒有解決好兩類矛盾，其一是文武之間無法取得統一和協調，其二是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了困境。(24)言下之意，清朝最終取勝的關鍵，即在于它成功地解決了這兩類矛盾。　

王朝更替說對明清易代的分析主要是從制度層面論述的，它始終強調的是明清兩代之間的傳承關系，對明清兩代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內在連續性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是它與民族革命解釋模式之間最大的分歧，但是它們兩者有一個共通之處，即都是眼光向上，專注于明清兩代上層制度的變遷與權力關系的演變等方面的問題，對下層民眾在歷史演變中的作用以及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重視不夠。　

三、階級革命的解釋模式　

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階級分析方法開始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并逐漸成為1949年后中國史研究的主流話語。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論述道：“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將收獲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他認為這是中國農民起義與封建王朝最終滅亡的根源之所在。(25)這是用階級革命理論分析中國古代農民起義與封建王朝滅亡緣由的經典論述。　　

明朝何以亡國？在階級話語的分析框架中，簡而言之即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正如戴逸在《簡明清史》中所論述的：“十七世紀前期，明王朝已經過了二百數十年的統治，各種矛盾長期地積累起來，得不到解決。土地高度集中，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統治機構腐敗，社會危機加深，人民生活痛苦，明王朝的統治已經走過了興旺的階段，到達了日薄西山的黃昏。”就明末農民大起義失敗的原因來說，他認為：“大順政權雖然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是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不可能徹底解決推翻明朝統治以后提到日程上的一系列新矛盾、新問題。在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絞殺下，再加之農民軍自身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以至于進入北京后迅速貪污等等原因共同導致了轟轟烈烈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失敗。”(26)　

但是清軍入關，定鼎中原，這卻給階級分析方法帶來了兩難。一方面滿族的興起不能排除其反抗明朝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原因。毛澤東曾指出：“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制造種種隔閡，欺負少數民族。”(27)李燕光更旗幟鮮明地認為：“清初的民族矛盾從內容和形式來說，都是與明末漢族內部階級矛盾有區別的，但是，它的實質仍是屬于階級矛盾性質的。”(28)另一方面，清朝對漢族的民族壓迫也是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孰是孰非一直都是持階級分析方法的史學家糾纏不清的問題。但這類文章主要是對明清(后金)之間的矛盾屬于何種性質的爭論，清朝興起的原因卻不是它們探討的主要問題。在清朝為何能最終取勝的問題上，戴逸的論述堪稱范本。他認為“清朝是新崛起的力量，組織嚴密、戰斗力強，領導集團比較穩定而有進取心。并且在政治上作出重大的努力，逐步減少屠殺掠奪的行徑，改變某些高壓政策，緩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分化和削弱了抗清勢力，逐漸顯示出自己的優勢，以至最終贏得了全國的統治權”。(29)簡言之，即清朝雖然是少數民族，但作為統治者，卻能對被統治者的激烈反抗做出讓步，因此才贏得民心，取得勝利。　

到了20世紀90年代，王毓銓主編的《中國通史·明代卷》與湯綱、南炳文合著的《明史》則是這類研究在新時期的典型代表。它們對明朝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外交等各方面制度的演變及相關的重大事件與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打上了階級分析方法的鮮明烙印，但同時也揉進了一些近代化話語，將其作為自己的論據。(30)　

階級革命話語支配下的歷史學對明清之際這一時代的研究無疑做出過巨大貢獻。它對下層民眾在歷史演進中所起作用的重視，對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詳細論述等等方面，都是民族革命解釋模式和王朝更替解釋模式所忽視的問題，這一眼光向下的研究視角也是與前二者之間對明清易代史解釋的最大分歧之一。同時，在階級分析方法的指導下大量以前不為研究者所注意的社會經濟史料被發掘出來，為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深入發展也做了很好的鋪墊。　

但是階級革命解釋模式真正的關注點，是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往往忽視構成規律的多元性因素。正如陳生璽所說，“所謂歷史的發展規律，好像是一種超然的意志力量，歷史運動和歷史人物不過是完成這種超然意志的工具”。(31)并且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指導下，這套方法分析下的明清易代史研究在建國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常流于無實際意義的性質之爭，而當時的社會階級結構及其變動的原因、方向、大小等具體問題反而未得到深入的研究。這使階級分析方法流于表面，也將明清易代史研究引入了歧途。　　

四、近代化的解釋模式　

萬明在《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與再認識》一文中，將近70年來晚明史研究歸納為四個方面：以追尋資本主義萌芽為核心的社會經濟視角、近代化/現代化的視角、導向多元結構認識的社會的視角、將中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全球化視角。(32)事實上，這四個視角同屬于近代化話語的范疇，都是基于中國與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比較之上的，所探討的都是中國在晚明時期能否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并以此論證中國與西方沒有本質性的差別。但也由此可見近代化解釋模式內部較之其他解釋模式更為復雜，存在多種觀察的視角。　

明清之際的近代化解釋模式，最先出現的無疑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20世紀三四十年代，為駁斥西方流行的“中國停滯論”及當時中國學者的附和，呂振羽、侯外廬、胡繩等學者都提出了明末清初中國社會中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33)就此，開啟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1949年后，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之一，熱鬧非凡。可以說，許多優秀的學者在這一問題的研究上傾注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其貢獻自不待言，正如尚鉞所說這一研究“基本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科學的外貌，把中國歷史從漆黑一團的沒有規律、沒有發展的‘特殊論’、‘長期性’和‘停滯論’的模糊現象中挽救出來了”，(34)但需檢討之處也不少。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發生、發展是在“西方沖擊，中國回應”這一西方話語的挑戰中激發出來的。新中國建國初期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則顯然是為了論證毛澤東所作的“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35)這一論斷，要在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之中，尋找到“必然符合于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一般性”，要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解決一些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36)而尋找中西社會內在結構的構成因素、主要是經濟因素之間的相似性則是其主要的論證方法。在論證的過程中，西方儼然是一個有各類參數的坐標系，中國只是被嵌在這一坐標上并受其規范的一個點或者一條線。但也不能因此說中國學者要“以中國之足，適西方之履”，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論、方法做一些無意義的機械式的研究。　　

事實上，與其說他們是論證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論”在中國也適用，還不如說馬克思的這一學說恰好為中國學者所用，成為他們論證“西方有，中國也有”的理論工具，(37)以及指責西方的入侵才是中國近代落后根源的理論依據。正如尚鉞在論述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意義時說：“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是闡明中國社會發展規律所必需的，而且在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對于批判帝國主義侵略的荒誕思想和謬論，與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有著巨大的積極作用。”(38)可見，建國初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仍是一種民族情緒的宣泄，在感情上，與前文所述的民族革命話語解釋模式是相通的，只是在論證上顯得更為嚴密，更有理論色彩。　　

但是這一研究卻是在階級分析方法指導下進行的。首先提出這一命題的便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呂振羽等人，毛澤東也持此觀點。(39)而且階級分析方法所采用的眼光向下的觀察視角以及對人民群眾在歷史進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視也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史學界的舊傳統，從專注于上層歷代帝王將相的活動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層面的演變，轉向對下層民眾的生產、生活狀況的具體探討。這一點又與梁啟超等人所提倡的“新史學”是一致的。同時，大量相關的以往不為人知的地方文獻被發掘出來，也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由此可見，以近代化為依歸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與民族革命和階級革命兩類話語都有著密切的關系，甚至可以說，就是在它們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這也顯示出在歷史解釋中，各類話語之間相互融合、相互疊加的關系，只是各自所處的時代、各自面對的問題有所不同而已。　

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明清之際是一個備受關注的歷史時期。許多學者認為它即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期。前文提到的呂振羽、侯外廬等人就持此種觀點。尚鉞等人在《中國歷史綱要》中更是明確指出明代末年的中國社會已“具備了封建社會末期的特征”，隨之他在《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一書中詳細地論證了明中葉以后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因素有“驚人”增長速度的觀點，并且認為降至明末清初中國社會性質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40)鄧拓也認為“明朝萬歷年間到清朝乾隆年間，約當公元16世紀80年代到18世紀90年代，是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時期”。(41)此外，王仲犖、李文治、梁方仲、傅衣凌、吳承明等學者都持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于明末清初說(具體的時間段限有所不同)，且都有非常深入的闡述。　　

在上述學者的眼中，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有著顯著變化的時期，但它也是一個政權更替的大時代。這是他們在闡述資本主義萌芽時無可回避的重大問題。事實上，滿族的入關恰好成為他們論證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為何比西方遲緩二百余年的重要理由。陳振漢認為“從明末天啟以至順治末(1620-1661)四十年間，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革命農民的鎮壓，特別是清兵入關以后統率漢奸軍隊對中國人民進行殘殺焚掠，全國勞動力有大量的絕對減少”。(42)在他的論述中，清兵入關對當時的生產力造成了巨大破壞，毫無疑問地成為當時資本主義萌芽正常發展的阻礙因素。吳海若也明確地指出：“直到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中國歷史的發展本來可以走向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但是卻遇到了滿族入侵，改變了這一歷史的轉折，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大延緩了”；“滿族侵入并統治中國二百六十余年，對于正在向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國歷史來說，不能不是最大的不幸……但是，外來的落后勢力和本國的反動勢力，終究是不能長期使歷史倒退的。在清朝統治期間，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也還有一些發展。然而，中國的歷史遇到了這一挫折，不能不延緩二百年”。(43)　

他們的這些論述顯然帶有偏見和民族情緒。這一點在尚鉞的論述中也表現得很明顯。他首先高度地贊揚明末城市市民階層和農民階級反封建反壓迫的斗爭，認為他們“打垮了明王朝的腐朽統治：京城陷落，皇帝自殺，明王朝封建統治陷于崩潰境地”，(44)隨即嚴厲地指責那些“已被中國人民打倒的中國社會中最腐朽的封建勢力”與滿族勾結，向“中國農民革命軍和廣大城市市民群眾進行極其殘酷野蠻的報復性的大屠殺”，造成了中國新生產力(包括勞動力和生產工具)毀滅性的大破壞，并將清軍入關與13世紀蒙古族的統治和19世紀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各國的入侵連貫一氣，認為它們是造成中國社會發展延緩的重要原因，甚至認為“雍乾之際，中國社會的表面安定，實際上卻是為繼續明末之后的另一次大革命準備力量”。(45)尚鉞的這些論述可謂與蕭一山的中國近代民族革命三階段論如出一轍，其間的漢民族情緒溢于言表。無怪乎他不贊同1840年鴉片戰爭為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的標志，而要將其上推到明末清初。(46)　　

事實上，明末清初社會經濟所表現出來的資本主義特征早在唐宋，甚至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47)但清朝這一邊疆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及其統一戰爭中不乏殺戮的歷史事實，只不過恰好為論證中國資本主義的幼芽不能長成參天大樹以至于近代落后挨打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可以讓人更堅定地相信中國社會發展較之西方延緩二百多年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干擾所致，而非中國漢族社會內部的原因。這其間更多的依舊是漢民族情緒的宣泄。近年來，從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轉向市場經濟研究的吳承明在論述明清易代時這種漢民族情緒少卻了許多，他主要是從中國社會結構的穩定性來解釋資本主義萌芽遲緩的原因，但依然將滿族入關視之為阻礙中國社會經濟正常發展的“逆流”。(48)

20世紀8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在極度繁盛中迅速變成“明日黃花”，甚至被視為“虛假命題”，認為是一種“以假設為基礎的信念，當然也就只能是一種主觀愿望，一種情結”。(49)這種評價實不為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確實包含了太多的感情色彩和現實觀照。這一點與那套民族革命解釋模式是相連貫的，不同之處即是從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進行了較為精細的闡述。　

明清之際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即是對政治、文化、思想近代化的研究。在唯物史觀中，它們作為上層建筑是由當時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因此它們自然也應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題中之義。首先開始這方面研究的是侯外廬，他在《中國近世學術思想史》一書中曾提出明清之際出現了城市平民反對派及異端思想。(50)其后左云鵬、劉重日在《明代東林黨爭的社會背景及其與市民運動的關系》一文中甚至認為明中葉以后，由于社會經濟的變化與貨幣商品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地主階級反對派和城市中等階級與平民階級反對派，并且指出東林黨是在反對極端皇權的斗爭過程中形成的，是在東南沿海，特別是江浙地區的非身份性地主與商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他們的政治活動與歷代黨爭是有本質不同的。(51)尚鉞在《明清之際中國市民運動的特征及其發展》一文中認為在明末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反封建專制的“市民階級”。(52)　　

謝國楨對明季黨社史研究用力獨深，其《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詳細地考證了明末黨社的源流及其社會背景，可謂典范之作。(53)日本學者小野和子的《明季黨社考》一書論述了明末黨社運動的發展過程，并著重探討它的發展與當時社會經濟環境的關系。(54)近年來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不少，其中萬明主編的《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一書詳述了明末東林黨、復社的發生發展與當時社會經濟的深刻變化之間的關系，并將其與17世紀英國的政黨政治相比較，認為東林黨、復社有著自己獨立的政治、經濟主張，是專制皇權體系中生發出的異質體，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干擾，必將使中國走上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是由于文明程度相對落后的滿族入主中原，重建了明朝的君主專制體制，導致中國社會內部的民主運動進程中斷，使與東林黨、復社在思想上有直接繼承關系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啟蒙思想難以產生廣泛、深入的社會影響。(55)　　

顯然，在這些有關明末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論述中，清軍的入關成為延緩中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重要原因。但事實上，與其說清軍的入關確實是阻礙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還不如說是現今的中國學者以此作為中國為何沒有走上西方道路、為何在近代落后挨打的最好借口。因為所有的這些論述都未對清軍入關后重建專制皇權的原因給予充分的探討，都未對清軍入關后的經濟制度與措施進行深入的闡述。吳承明在檢討明清經濟史研究時，就曾指出“我國研究這時期經濟發展的論著，大都是明清并述或通論；像講賦役，大都是從一條鞭直落到攤丁入地；講商品、貨幣和市場，也是從嘉靖到乾隆；好像直線發展似的，不見曲折興衰”，并認為自己原來回避17世紀的做法是可恥的。(56)豈止明清經濟史研究如此，明清史其他方面的論述同樣存在著這樣的不足。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對外部干擾因素的強調與西方學者觀察中國明清史時采用的全球化視角不謀而合。前者強調中國邊疆少數民族的武力，后者論述西方隱性的經濟影響。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認為在1500-1800年中國是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心，而白銀即是連接中西方的橋梁。(57)可以講，在全球化視野中，不少西方學者對中國明清之際這一時代的研究有一個基本共識，即“‘中國17世紀危機’是‘世界17世紀危機’的一環”。(58)集眾家之力而成的《劍橋中國明代史》即是將中國明代史置于全球化視野中進行考察的典范。它對明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論述都是以西方社會為參照展開的，并且明確認為中國在明代已經與西方建立了較為密切的經濟關系，并逐步融入了“浮現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同時指出明朝的衰落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巨大影響，主要是白銀流入的劇減，惡化了明末的經濟狀況，而清初統治的不斷穩定卻又得益于外貿的恢復與大量白銀的重新流入。(59)魏斐德在《洪業》一書中則在承認明清易代是中國傳統時代王朝更迭的基礎上，將其納入到當時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變化之中加以論述，認為在白銀的牽制下中國也卷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而清朝則以其獨特的統治方式成功地將中國從這場世界性的危機中解脫出來。(60)其隱約可見的意圖，即是要為西方社會尋找應對這樣一場世界性危機的“中國經驗”。　　

對中國明清易代史的研究，日本學者采用的觀察視角與西方學者的全球化視角有所不同，他們往往將中國置于東亞這一國際背景之中進行考察，在他們的研究中，東亞才是與西方相對的地域概念。這雖然有別于西方學者的全球化視野，但都是試圖將中國明清之際所遭遇的問題納入到較大范圍的國際視野之中進行解釋。日本學者岸本美緒的《“后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一文即是從政治統治、民族關系以及國際貿易三個方面歸納和總結了日本史學界以東亞視角研究中國明清易代史所取得的成果，認為清朝的建立較為成功地將中國從17世紀整個東亞乃至世界性的危機之中挽救出來。(61)近年來這種國際化視角也受到了中國學者的重視。萬明的《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與樊樹志的《晚明史：1573-1644》即是這方面的力作。(62)　

但在明清易代政治史的研究中，中國學者早已采用了這一視野。王思治等學者就曾系統地闡述了應將清史置于世界范圍內考察，突出清朝統治對抵御西方殖民侵略的重要意義的問題，認為業已腐敗的明朝難于肩負起抵御正在到來的外國殖民主義的使命。因此，清軍入關，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統一的封建中央政權，從當時的歷史大局看，應予肯定。而清朝在加強國家統一上所做的歷史貢獻也是以往任何朝代所無法比擬的。(63)袁良義持相同觀點，認為清軍入關，進一步鞏固了國內的統一，制止了外來侵略者的進犯。(64)莊吉發則很明確地指出，清朝積極整理邊疆，增進邊疆與中原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各種關系，加強少數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經過二百多年的統治，滿漢蒙回以及其他少數部族都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終于奠定版圖遼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清代的歷史地位與貢獻應該加以肯定。(65)　

可見，全球化的觀察視角與王朝更替解釋模式密切相關，都以明亡清興為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或從“世界性經濟危機”的角度討論明清易代發生的緣由，或從近代國際關系的角度來肯定清朝的歷史功績，將明清之際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作為論證清朝統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據。　　

總之，近百年來，明清易代史上述四類解釋模式各自都有著復雜的演變過程，且它們相互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近代民族革命解釋模式與傳統的“華夷之別”是一脈相承的，而與之相對的王朝更迭解釋模式則淵源于傳統的“有德者得天下”的政治思想，但二者所關注的都是上層政治人物的活動以及重大政治、經濟與文化制度的演變，對下層民眾的歷史作用及下層社會經濟生活的具體狀況則漠然處之。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明清史學界逐漸接受階級分析方法，并形成了明清易代史的階級革命解釋模式，將眼光轉向下層民眾及其生產、生活方面的問題，一改以往兩種解釋模式的觀察視角，但這一眼光向下的視角在開啟以現代化為依歸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同時，也成為以往兩種解釋模式的新理論資源。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在民族感情上又秉承了民族革命解釋模式的傳統，往往將清軍入關視之為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阻礙因素，但與之同屬于近代化解釋模式的全球化視野則更多的是承襲王朝更迭的解釋方式，或從全球化角度分析明亡清興的緣由，或從這一角度論證清朝統治的合法性。　

在這錯綜復雜的關系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史學界近百年來各類明清易代史解釋模式(如果說它們可以稱之為“范式”的話)并未發生過楊念群所解讀的那種非此即彼式的“范式轉變”，也與庫恩“范式轉變”的原意相悖，它們恰恰表現出“一個累積的過程”，“一個可以經由對舊范式的修改或擴展所能達到的過程”。(66)在上述解釋模式中，其中兩條脈絡非常清晰，即由“華夷之別”思想而來的民族革命解釋模式和由“有德者得天下”思想而來的王朝更替解釋模式，它們之間的對抗從未停歇，而后起的階級革命解釋模式和近代化解釋模式非但不能顛覆它們，反而成為它們各自完善的新證據和新方法。由此可見，近百年的明清易代史解釋既有與時俱進的時代感，更有海納百川的包容度。　　

它們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如此糾結，關鍵即在于它們所關注的問題本質上是相通的，同屬一個范疇，即都是對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考察。其中民族革命和王朝更替兩類解釋模式所關注的是上層社會關系，即政權的性質、統治集團之間的權力分配、民族之間的利益沖突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問題，而階級革命和近代化兩類解釋模式所關注的則是下層社會關系，即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以及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的分析來考察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律。然而，所有的社會關系，不論是君臣還是朋友，不論是階級還是民族，事實上都是交織在一起的，對于具體的人和事來說并沒有明確的界限，這就決定了這四類解釋模式只能是在同一個地方繞圈子，而無法實現根本性的“范式”轉變。　

五、一種新的解釋模式：生態—災害史研究　　

從馬克思的經典論述中，我們知道人既是社會人，也是自然人，有階級、民族等社會身份以及與這些社會身份相應的社會思想，同時也有吃、穿等生理需求，因此，要全面地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揭示歷史的真相，離不開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探討。且隨著近年來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的越發嚴重以及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人們也迫切地需要到歷史中尋找“人與自然”共處的經驗與教訓。這些構成了生態史、環境史、災荒史研究逐步興盛的理論基礎與時代背景。在這一總體趨勢之下，明清易代史研究中一種新的解釋模式也逐漸浮出水面。夏明方在對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的學術梳理中就已發現這種新的解釋模式，即“生態經濟模式”。(67)事實上，又豈止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中有這種新解釋模式的萌芽，可以說，這種新模式已經遍布了整個明清史研究，并且也不僅限于經濟史，已經擴展到對明清時期其他方面的探討，而對生態環境劇烈表現的自然災害的研究則是生態史、環境史研究中尤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不妨將這一概念稍作放大，稱之為“生態—災害史解釋模式”。就明清易代來說，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　　

如曹樹基在《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一文中描述了明末華北在戰爭和鼠疫共同侵襲下的社會狀況，認為生態環境的異常變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之后又在《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一書中更是直接明了地說“小老鼠滅了大明朝”，認為鼠疫使明朝政府最終喪失抵御李自成農民軍進攻的能力。(68)這種鋒芒畢露的觀點自然少不了其他學者的質疑。(69)邱仲麟在《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系統的應變》一文中的觀點與曹樹基的論斷有共通之處，但卻較為謹慎。(70)這些成果主要是以明末瘟疫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明清易代的生態因素的。而杜大恒等的《論明朝安全政策的環境影響》與趙玉田的《明代北方災荒的社會控制》、《災荒、生態環境與明代北方社會經濟開發》、《明代北方的災荒與農業開發》等論著則是從生態承受能力的角度對明朝滅亡做出了新解釋。(71)而一些論述則從氣候變遷的角度重新對明清之際政治危機、社會動亂的原因進行了探討。(72)　

從生態史、災害史的角度重新闡述明清易代過程及其原因是近年來明清易代史研究的重大進展，將研究對象從“人與人”的關系拓展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可以說是一次根本性的轉變，也就是關注點從以如何合理分配自然資源為核心問題的權力關系、階級地位、民族矛盾等方面，轉向以如何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為核心問題的氣候變遷、生態危機、自然災害等方面，即由社會分配的問題轉向了社會生產的問題。無疑，這是明清易代史研究最具革命性的發展方向，但它仍然不可能完全取消以往解釋模式存在的意義，它所面對的問題與以往解釋模式所應對的并非此消彼長、相互替代的關系。這決定了它終將與其他模式融匯于對明清易代的解釋過程之中，猶如一條新的支流匯入江河之中，會讓江河更加寬廣，但不會徹底更換水源。而且，這一轉變的實現是在前述四類解釋模式對明清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充分闡述的基礎之上實現的，如果沒有對社會分配問題的充分探討以及對這些討論的深刻反思，也就不可能對社會生產問題展開深入研究。　

不可忽視的是，當前明清易代生態—災害史解釋模式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與發展。其一，目前相當一部分這類研究過分地強調自然生態對當時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影響，拋棄了許多已有的值得借鑒的研究成果，有矯枉過正之嫌，沒能真正地凸顯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二者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以及一些值得進一步發揮的觀點往往一帶而過或點到為止。其二，這類成果的研究對象顯得過于零碎，其內在聯系缺乏必要的系統性的歸納和探討，導致當前明清易代生態—災害史研究呈現出研究對象細碎化以及問題意識空泛化的整體狀況，這種細化研究實際上變成了一種新的宏大敘事，并非真正的實證研究。具體表現即是以某一地某一次大災大疫為論據就得出明朝亡于生態危機的宏大結論，而對當時的生態危機與社會危機之間具體的復雜關系則所論甚少。其三，跨學科研究的力度不夠。明末清初在自然科學界被稱為“明清宇宙期”，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歷史時期，自然科學界特別是氣候學、氣象學、地理學等學科對這一時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與有效的研究方法，其中對各類災害數據統計和分析的方法及成果尤其值得歷史學者大力借鑒、吸納，正如夏明方所說自然災害史的研究需要“突破傳統的學科界限，把災荒問題和自然、生態、技術和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等各個方面聯系起來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綜合考察，以最大限度的減少機械、片面、靜止地看問題所易滋生的弊端”。(73)若能從這三方面加以完善，明清易代生態—災害史解釋模式將更具活力、更有說服力。　　

六、結語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近百年來，明清易代史研究依次出現的五種解釋模式恰好生動地驗證了克羅齊那句哲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它們的出現正是人們對近代以來中國不同時期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的思考，并試圖到明清之際這一包含著多重色彩的時代中尋找答案的漫漫歷程。然而社會的復雜性與多元性又決定了明清易代的主題解釋不可能淹沒其他的聲音。總而觀之，在這復雜而漫長的明清易代史研究過程中，解釋方式的演變既表現出與時俱進的時代感，更顯現了海納百川的包容度。至此，使人們無法不感喟，在這不同的記憶視野里，讓人真切感受到的惟有：“豈止新舊嬗遞，予奪異數，更是無盡的宇宙叩問，永久的人生猜測，以及對未來不踏實的冀求與追逐。”(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