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歐洲”和“西方”：異化的程度

本文處理幾個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它基于一項日常的觀察，即我們有時講“歐洲”，有時講“西方”，所表達的意思相似卻又不完全一樣。兩者的區別在哪、這種區別有何意義、有沒有可能把我們此次活動的主題“歐洲時代的終結”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出來：“西方時代的終結”？

只要對“歐洲”和“西方”這兩個詞匯稍微作一番審視就會發現至少有三點不同之處。首先，人們可以輕松地在一張世界地圖上找到歐洲，并標注出其邊界。但是要找到西方的具體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西方在哪里？它的坐標是什么？從地理上講，它不是一塊邊界分明的地區，而是一片在歷史變遷中邊界始終處于變化之中的群島，以及一種在政治上以類似方式建構的國家形態。

其次，歐洲始終是作為一個地理或者文化實體而存在，但西方卻不是。我們說古代有西羅馬帝國，而不說“西方”。古代中國把帝國之外的蠻族居住的廣袤內亞地區稱作西域，而不稱“西方”。長期以來，西方僅僅是指一種自然方位：日落之處；還有一層衍生意義，即盡頭和往生世界。我們所熟稔的現代西方概念是何時興起的？這一概念又是如何因時代而變遷的？

最后，“西方”這個詞容易讓人產生模棱兩可的歧義，而“歐洲”卻不存在這個問題。譬如，“西方”顯得具有某種人們所捍衛的尊貴和崇高之義。當我們要展現自身光鮮亮麗的一面時，“西方”指的就是西方文明。但同時也有人堅決反對西方，甚至是憎恨西方。在1930年代，日本和納粹德國反抗一個根深蒂固的“西方”。“歐洲”概念所喚起的極端情緒，迄今為止充其量是表現在狂熱的歐洲民粹主義分子和“疑歐派”人士身上。在我們的政治話語中，如果說某人是“反西方的”，那是特別嚴厲的批評，意味著極端的、殘暴的壓迫運動，以及向西方施壓的國家領袖和政治人物。反西方的立場是靈活的，它既可以變得更加堅定，也可以有所弱化。21世紀初古巴和伊朗在國際政治中的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兩個國家的官方對西方的侮辱都有明顯減弱的跡象。“反歐洲”的立場，則不是什么不可饒恕的罪名，長期以來它只是處于政治包容的語境之內。在批評者眼中，“歐洲”首先是一級官僚機關，它要從他們身上剝奪一些東西：金錢、自由、安全和認同。

簡單來說，相較于“歐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的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的色彩，爭議也更大。即便是在西方國家內部，也是這種情況。西方的擁躉——把西方視為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文明，會被扣上傲慢的歐洲中心主義論者、新帝國主義者，甚至是種族主義者的帽子。反過來，西方的批評者，則容易被貼上對人類最崇高理想的背叛者和說自己國家壞話的人之類的標簽。

二、不對稱的“西方”形象

第一，當歐洲人越過他們位于歐亞大陸盡頭的歐洲半島的邊界，并遠離他們的大陸而去的時候，“歐洲”的概念已然不夠，需要添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需要表述得更加準確，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西方的概念是以歐洲的擴張為前提的，即在海外新歐洲共同體的建立。可以說，沒有美洲，就沒有西方。

第二，西方需要它的對立面，它因與其它的概念有所區別才得以存在。一些文化研究者指出，身份認同只能經由“他者”建立在差異的建構之上。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沒有東方，就沒有西方。這句話聽上去有點平淡。但是，歐洲的概念就不存在這種狀況，不是嗎？人們可以在不提及亞洲或非洲的情況下，反復地談論和書寫歐洲。用萊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話說，“西方”是一個不對稱的概念。說它不對稱，是因為在此概念的內核中嵌入了一種對自身優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終被視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個充滿傲慢的概念。當傲慢的人不愉快的時候，他就會陷入傷感，就如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我們不禁要從概念史的角度去問：西方究竟是從何物區別開來的？

第三，我們所討論的現代西方概念，如果撇開上文第一點中所提到的“外歐洲”維度，那么它在空間上的范圍要比歐洲更小。它只包括歐洲的部分地區。或許這一點在當下正發生著變化：阿爾巴尼亞自2009年已成為北約的成員國。但是，俄羅斯卻不是。西方的概念始終能在歐洲境內劃出一道分界線。這道分界線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與東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西方的概念，對一個原則上是同質化的歐洲概念產生了內部差異化和彼此隔絕的影響。在西方的概念里，蘊含了一個同樣棘手的“文明”概念，更準確地說是“文明化的”概念。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文明的反差，就沒有西方。

因為上述緣故，在所謂“西方和西方以外的地區”、西歐和欠發達的邊緣地區所表現出來的歐洲的分裂，也屬于西方概念的范疇。在地理上，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位于法國的西方，但是人們長期以來將這兩個國家視作稍遜一籌的南歐國家。自2007年歐債危機以來，這一古老的中心與邊緣的地理格局又再次得到了強化。北美則發生了諷刺性的反轉：那里本來是美洲大陸上未開化的荒涼西部。美國文化意義上的西方，位于它的東部，也就是大西洋沿岸。

三、未解的問題

我的結論，恐怕要讓在座許多聽眾的期望都落空了。我對拉美只字未提。社會學的時髦詞“現代性”，也沒有出現。最重要的是，我沒有重復所謂西方的成就和美德這一陳詞濫調，以及這一論調自18世紀以來是如何以不斷翻新的花樣呈現的。我也沒有從發生學的角度把“西方文明”從古典時期梳理一遍。這些，有專門的權威人士去做。

不過，我可以提煉出三點結論。

首先，認為某些東西“只在西方有”的論斷，是要存疑的，它們并不是基于實際的比較而得出的結論——至少要對另外一種文明有深刻的認知。如果沒有這種認知，往往就會用一種生硬的非黑即白的思路去解釋那些模棱兩可的現象。于是，西方的個體主義與東方的集體主義相對；啟蒙的西方與混沌的東方相對；理性的西方與蒙昧的東方相對，等等。我們應該避免這一類刻板印象。

其次，即便是在地理上的西方內部，關于“西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屬性，也是始終有爭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人和德國人互相希望彼此從西方陣營驅逐出去。著名的德國教授在宣言中呼吁，要把歐洲的（準確地說，是德國的）“文明世界”從法國和英國佬手中解放出來。在美國總統小布什及其國務卿拉姆斯菲爾德執政期間，人們在考慮超越大西洋框架的事情，把西方陣營推向了分裂的邊緣。如果還記得他們在我們“西方”當中代表了一股影響深遠的思潮，那么代表美國利益的那些民族主義者就不會博得多數歐洲人士的同情。烏克蘭與西方的關系是什么樣的：前哨、橋梁，或者壓根就是冒牌貨？還有，什么才算是“西方的傳統”？蘇格蘭裔的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作為當今歷史通俗讀物最成功的學者，從一種激進的市場自由主義角度，將整個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即便不是社會民主和福利國家，從西方的歷史中剝離了出來。可見，“西方”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概念建構。

最后，毫無疑問，有許多文化要素是在歐洲“發明”的，它們后來成為了普世的準則，但是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因為它們都是由帝國主義霸權強制實行的，例如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人權思想、三權分立的思想、奴隸制的廢棄，等等。當提到上述成就的時候，今天的歐洲敢對其中哪一項宣稱有權利？歐洲對其中的哪一項擁有知識產權嗎？歐洲有權讓人對它感恩戴德嗎？它會得到回報嗎？

（原載于《全球史講稿》，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