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的天空被防空警報撕裂的第七天，流亡美國的巴列維王朝繼承人禮薩·巴列維向故國發出戰斗檄文。他將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比作“躲進地洞的受驚老鼠”，宣稱伊斯蘭共和國已“走到盡頭”，呼吁軍隊倒戈、民眾起義，終結這個“持續46年的噩夢”。

六十五歲的禮薩·巴列維選擇了一個微妙的時刻發出復辟宣言。在告人民書中，這位在美國接受教育、遠離故土46年的王位繼承人描繪了一幅光明圖景：“不必懼怕政權垮臺后的日子”，伊朗不會陷入內戰，他已準備好“一百天過渡計劃”和“全國性民主政府”藍圖。

這份宣言的措辭充滿必勝信念，稱當前局勢“無法逆轉”，號召民眾從阿巴斯港到安扎利港，從設拉子到伊斯法罕共同起義1。其時機選擇耐人尋味——正值以色列對伊朗本土發動史無前例的連續打擊，而特朗普威脅要求伊朗 “無條件投降” 之際。

禮薩特別向伊朗國家機器喊話，聲稱收到許多軍警人員的信息，呼吁他們“不要為腐朽政權犧牲”。這種策反嘗試瞄準了政權支柱，但忽略了革命衛隊與宗教領袖間根深蒂固的忠誠紐帶。

對于年長的伊朗人，巴列維王朝代表著另一種記憶。那個時代的社會世俗化、女性不強制戴頭巾、電影院播放好萊塢影片。然而這些記憶背后也隱藏著另一面：殘酷的秘密警察統治、懸殊的貧富差距，以及最終引爆伊斯蘭革命的社會矛盾。

當禮薩·巴列維描繪光明未來時，伊朗民眾正在廢墟中掙扎求生。德黑蘭市議會議長查姆蘭無奈承認：“伊朗當前尚無完備避難系統” 應對導彈威脅?？找u警報響起，百姓只能躲進數十年前的陳舊掩體。

這個國家的經濟根基早已被蛀空。德黑蘭經濟學家Vahid Shahri揭示了一個驚人數字：伊朗面臨5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赤字，政府卻對此視而不見。水資源危機、養老金體系瀕臨崩潰、環境惡化等問題交織，形成結構性危機網絡。

石油資源本是天賜財富，如今卻成經濟詛咒。自1975年《石油法》實施后，伊朗經濟陷入畸形發展：石油收益占財政收入83%，而農業貢獻率從11.95%驟降至5.67%，制造業從11.7%萎縮至8.83%。當美國制裁切斷石油出口命脈，整個經濟體系便失去支撐。

人口紅利更異化為沉重負擔。在宗教鼓勵生育政策下，青壯年占總人口三分之二，失業率卻高達12%。更嚴峻的是，近親結婚率在某些地區超過40%，13歲少女即可結婚的法律規定，為民族未來埋下健康隱患。

通貨膨脹率長期徘徊在50%左右，經濟學家警告：“未來5年我們注定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甚至可能出現“每月通脹率增長50%”的災難場景6。貨幣如雪崩般貶值，普通民眾的積蓄化為烏有。

禮薩·巴列維的復辟宣言面臨著一個冰冷現實：對大多數伊朗人，尤其是占人口70%的年輕一代，他不過是個陌生的流亡符號。

盡管部分老人懷念王朝時代的世俗生活，但主流民意呈現兩極分化：或是支持現政權抵抗西方壓力，或是期待體制內改革改善民生。當禮薩去年訪問以色列時，伊朗政府輕蔑回應稱其行徑 “不值一提”，民間也反應寥寥。

更深層問題在于其政治根基的虛空，巴列維王朝當年被推翻，正是因為其腐敗專制和脫離民眾。如今禮薩長期寄居美國，其政治團隊由海外僑民組成，與伊朗本土社會脈絡斷裂。

軍隊效忠問題更是關鍵障礙，革命衛隊作為政權守護者，不僅享有特權地位，其成員從小接受宗教教育，與哈梅內伊有深厚的精神紐帶。禮薩呼吁軍警倒戈的幻想，忽視了革命衛隊曾殘酷鎮壓民眾抗議的歷史，這些鎮壓者如何突然轉變成人民盟友？

伊朗反對力量內部的分歧比外部想象的更為復雜，就在以色列空襲持續進行時，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爾吉斯·穆罕默迪在內的多位反對派人士發表聯合聲明，做出明確切割：“推翻政權必須依靠人民自身”，而非外部武力干預。

這些反對者一方面批評政府“缺乏應對危機能力”，一方面強烈譴責針對平民的軍事行動。他們呼吁的是“真正民主、和平的過渡”，這顯然與外部勢力推動的政權更迭存在本質區別。

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警告更凸顯國際社會擔憂，他直言任何通過外部力量推翻伊朗政權的行為都將引發 “一場不可預測的大混亂”，中東已無法承受更多不穩定。這種憂慮反映了國際社會對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遺癥的集體記憶。

美國內部立場也暗含矛盾，特朗普一面聲稱掌握哈梅內伊藏身處，一面又暗示無意動手；一面鼓勵內塔尼亞胡“繼續推進”，一面又擔憂局勢失控。這種搖擺預示著三條潛在路徑：精準打擊核設施、全面代理人戰爭升級，或在最后關頭懸崖勒馬。

當禮薩·巴列維宣告“歷史性轉折點”來臨時，真正的歷史機遇其實深藏在伊朗社會的裂縫中。持續的經濟衰退已使民眾忍耐接近極限，5000億美元基礎設施赤字如懸頂之劍，而水資源危機被專家視為 “比政治沖突更嚴峻的威脅”。

伊朗政權并非鐵板一塊，反對派聯合聲明罕見指出：“伊斯蘭共和國領導層已明顯缺乏應對能力”，呼吁停止鈾濃縮計劃，這種來自體制內外的壓力，可能促使統治集團內部出現分化重組。

真正的轉折點可能來自街頭，伊朗社會曾多次爆發大規模示威，從2019年燃油漲價引發的騷亂，到2022年因瑪莎·阿米尼之死的全國抗議。盡管這些運動被鎮壓，但不滿情緒如地火運行。當以色列空襲加劇民生困苦，社會矛盾可能達到新的臨界點。

然而歷史教訓警醒人們：1979年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后，帶來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更嚴酷的神權統治。同樣，當前外部勢力干預的風險可能激發民族主義反彈，反而強化現政權的凝聚力。

禮薩·巴列維在弗吉尼亞州的宅邸中構想的“百日計劃”，距離德黑蘭防空洞里顫抖的民眾實在太遠，伊朗知識分子與反對派人士的聯合聲明道出關鍵：“伊朗人民應在不受外力干預前提下自主決定政治命運”。

真正的歷史機遇不在外部導彈或流亡者的承諾中，而藏在伊朗青年用VPN翻墻發出的抗議視頻里，在老人用所剩無幾的里亞爾購買面包的隊伍中，甚至在某些革命衛隊成員面對同胞時剎那的猶豫瞬間。

當哈梅內伊宣稱 “永不妥協” 而特朗普要求“無條件投降”之際，伊朗人民站在自己的歷史十字路口，這一次，決定命運的主動權的確握在他們自己手中，只是這只手已被枷鎖束縛了四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