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3日凌晨，以色列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斬首行動”，幾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干掉了伊朗大批高級將領和科學家。

在本次行動中，伊朗武裝力量高層和核科學人才損失慘重，包括革命衛隊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蓋里，革命衛隊航空航天司令阿米爾·阿里·哈吉扎德、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核科學家穆罕默德·邁赫迪·特爾漢奇博士等人，幾乎是如同被設置了跟蹤導彈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干掉了。

而據其他渠道的新聞報導稱：以色列本輪襲擊已經導致伊朗20名高級指揮官身亡。這樣的情況不由得讓人想起解放戰爭時期那句著名的話“就算是抓五萬頭豬，也沒有這么快啊！”

不消多說，伊朗的這些高級將領和科研人員本身必然是處于嚴密保護之中，想要刺殺他們談何容易！但如今卻好像被人養在豬圈里的豬一樣，以色列想殺誰就殺誰，想什么時候殺就什么時候殺。

眼看復仇的紅旗再一次在庫姆賈姆卡蘭清真寺上空升起，伊朗也再一次被人嘲笑為：一個只懂得升旗、閱兵、喊口號的國家，又有誰會當回事呢？

升旗了，又升旗了

話說回來，不僅僅是伊朗內部，包括所謂的負責調停、監督伊朗核設施的“中立機構”，例如國際原子能組織內部，都已經被以色列滲透成了篩子。

潛伏在伊朗國內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叛徒和內鬼，早就把大批伊朗高級將領和核科學家的安保情況、通勤路線、家庭住址等，通過加密的信息傳遞到了特拉維夫。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伊朗明明在上個月就已經知道了這一嚴重的情況，卻沒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甚至直到被人打得鼻青臉腫，才匆匆忙忙地開始討論“報復措施”，也就是說對以色列的襲擊壓根毫無準備。

咱們是想破了腦袋都想不明白，人家內塔尼亞胡和魯比奧兩個人都發出了公開警告，美國都從伊拉克撤僑了，要動手的跡象這么明顯，結果依然讓國家高級軍事指揮人員給挨個清除，這到底是什么操作？

這里又要扯上印度，人家莫迪是最起碼在和巴基斯坦動武之前該做的都做了，從外交到軍事一個沒落，盡管沒做好，但也比抽象的伊朗強了太多。

好像有人在說我？

網上早就有人評論說，一個任人欺負、毫無還手之力的伊朗，讓人不禁想起百年前的滿清政府，堪稱“西亞病夫”，但你別說，伊朗和當年的滿清還真有不少相似之處。

其最核心的一點是：伊朗是一個被少數族裔統治的國家，作為主體民族的波斯族人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沒有多大的發言權，因此，這個國家的凝聚力并不很強，特別是在面對外敵時缺陷暴露無遺。

就好比幾百年前的中國：雖然漢人占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但站在國家權力機器頂端的卻是滿清貴族。

在德黑蘭國家博物館的展柜里，居魯士圓柱與薩珊王朝的金器見證著波斯文明的輝煌，而展廳外頭戴黑紗的波斯少女們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現實之中。

這種割裂感源于1979年那場改變伊朗命運的伊斯蘭革命——它不僅顛覆了巴列維王朝的世俗政權，更完成了一場鮮少被國際社會關注的“民族權力置換”。

70年代中期的伊朗

當阿塞拜疆族教士集團取代波斯精英成為國家主宰，伊朗便陷入與晚清時期中國驚人相似的結構性困境：一個少數民族統治集團為維持其對國家的掌控，讓這個國家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現代伊朗的民族政治格局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雖然波斯人占全國66%人口，但毗鄰阿塞拜疆的北部省份自古就是多民族混居區。

1925年來自波斯族的禮薩·汗建立巴列維王朝時，這個由波斯軍官主導的政權通過強力手段壓制少數民族勢力，推行波斯文化同化政策。

德黑蘭大學1956年的民族志調查顯示，當時政府高層中阿塞拜疆族比例不足7%，與25%的人口占比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壓制在1979年革命后發生戲劇性逆轉。霍梅尼作為阿塞拜疆族后裔（其母語為阿塞拜疆語），在構建新政權時刻意扶持同族教士，使得阿塞拜疆族很快成為國家領導階層的主力。

也是個狠人

當然，這并不是說巴列維王朝有多干凈，說白了，這個政府從巴列維國王往下，有一個算一個，都不過是西方利益在伊朗的代理人而已。

巴列維之所以被推翻，毫無疑問是其媚外賣國，無視廣大民眾疾苦的統治不得人心，那些有資格對外展示光鮮亮麗的人，基本都是達官顯貴的子女，真正生活在農村的幾千萬民眾依然終日難得溫飽。

霍梅尼革命后首批任命的超百名大阿亞圖拉（相當于高級教士）中，超過一半的人具有阿塞拜疆族血統。

這種權力重構類似于清軍入關后的“八旗制度”，只不過披上了宗教的外衣。現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母語同樣是阿塞拜疆語。

盡管哈梅內伊在執政期間強調伊朗各民族團結，其政策并未明顯偏向阿塞拜疆群體，但他在私人會議中經常使用該語言與親信交流，使得伊朗政壇形成事實上的“語言特權階層”。

有些事，不是你想改就能改

當代伊朗的權力架構呈現鮮明的二元特征。在行政系統層面，波斯裔技術官員負責日常政務運作，如同清朝的漢人督撫；

而在作為決策核心的專家會議中，阿塞拜疆族同樣教士占據過半席位，牢牢掌控憲法解釋權與軍事任命權。這種設計刻意模仿了什葉派教義中的“隱遁伊瑪目”理論，將民族特權神圣化。

哦對了，最近在中國網友中人氣很高的伊朗前總統，現任情報局長內賈德，其實也是阿塞拜疆族人。

軍事領域的分野更為露骨。伊朗國防軍作為前王朝遺產，70%軍官為波斯裔，主要裝備老舊的美制武器；

而作為阿塞拜疆族武裝的革命衛隊不僅擁有國產最新導彈系統，其90%高級指揮官出自阿塞拜疆族，伊朗政府撥發給革命衛隊的年度預算是國防軍的好幾倍，而且高層對于革命衛隊參與石油走私等暴利行業也是眼開眼閉，默許縱容。

哈梅內伊和軍方高層

這種“新八旗制度”導致軍隊效忠對象分裂：伊朗國防軍2018年到2022年之間曾發生過多次小規模兵變，殺死革命衛隊軍官和士兵并逃亡外國的軍人絡繹不絕。

巴列維時代的照片檔案揭示著令人心碎的對比：1976年德黑蘭大學女生穿著迷你裙、高跟鞋和絲襪參加畢業典禮的場景，與今天全身黑色罩袍的裝束形成時空錯位。

這種倒退并非宗教復興的自然結果，而是統治集團精心設計的控制手段。阿塞拜疆教士階層深諳“封閉社會更易統治”的道理，通過強制頭巾法、性別隔離等政策，人為制造波斯民眾與外部世界的認知鴻溝。

經濟領域的民族歧視更為隱蔽。雖然波斯裔占人口多數，但國有能源企業絕大多數的管理崗由阿塞拜疆族把持，波斯族聚居區人均GDP大約只有阿塞拜疆族聚居區的六成，這種差距在青年失業率上體現得更為殘酷。

觀察當前伊朗社會裂縫，可以清晰辨識出兩條發展脈絡：一方面，美國主導的各種經濟制裁與網絡戰正在不斷削弱伊朗政權的力量；

表面強硬有時只會起反作用

另一方面，伊朗國內的民族矛盾又使得這個國家處于潛在的分裂危機，這一切，或許只有在遇到強大的外來壓力時才會爆發出來。

這也可以部分解釋伊朗在與以色列沖突中的表現會如此讓人大跌眼鏡：一個擁有8000萬人口，還有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的國家，所謂的中東強國，為何在軍事和政治上屢屢被人碾壓。

更關鍵的是，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被被邊緣化的波斯民族缺乏類似孫中山的整合力量，分散的反對派難以形成合力。

或許伊朗真正的出路在于找到第三條道路：既非宗教化也非暴力革命，而是通過文化復興重構國家認同，就像突厥裔的凱末爾在土耳其完成的現代性轉型。

當伊斯法罕的波斯工匠為阿塞拜疆商人制作精美的手工藝品時，這種表面和諧掩蓋不了深層的權力不對等。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伊朗的困境提醒我們：任何將特定民族利益凌駕于國家發展之上的政權，最終都會陷入“特權維護”與“國家強盛”的死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