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中，歷史博物館也需要像軍火庫一樣加鎖。”伊朗文化遺產組織在德黑蘭遭遇空襲后發布的緊急通告如是寫道。“只有那些最重要的文物被轉移了，剩下的還留在德黑蘭，等炸彈來決定它們的命運。”

在過去的20年以來，中東地區作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其考古現狀和文物遺存的狀況卻幾度被迫到絕望邊緣。自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權以來，阿富汗的文化遺產再次陷入危機。喀布爾國家博物館閉館，部分館藏轉移至未知地點，國家文物管理體系幾近癱瘓；巴米揚大佛的廢墟至今仍處于封鎖與冷處理狀態，國際修復項目全面中止。而在加沙，自2023年10月爆發新一輪巴以沖突以來，已有超過226處歷史遺址遭到破壞或夷平，涵蓋古腓尼基港口、羅馬墓地、拜占庭時期修道院與十字軍教堂。這些文物不是偶然受損，而是在現代戰爭中如同軍事設施般被納入可毀滅的清單。城市轟炸不僅抹去地表的時間痕跡，更割裂了與歷史的情感連接，一座未被記憶承認的廢墟，其實比任何坍塌都更徹底。

巴米揚大佛被炸毀前后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8日，加沙城，一名男孩站在以色列空襲后被摧毀的清真寺廢墟上。

2025年6月13日深夜，以色列戰機首次對德黑蘭展開高強度空襲。被稱為“Rising Lion”的軍事行動精準打擊了伊朗核設施與多個戰略目標，同時也將戰火投向了城市中心的文化心臟：國家博物館、伊斯蘭時代博物館、當代藝術館和戈勒斯坦宮所處區域被列入高風險警戒區。伊朗文化遺產組織隨即宣布進入戰時狀態，緊急轉移“高保護等級文物”，并于6月14日晚完成文物封存撤離。這是自1980年代兩伊戰爭以來，伊朗文化系統最具象征性的“撤館行動”。博物館關閉、展覽取消、畫廊停業，城市陷入對文化斷裂的沉默。德黑蘭沒有像加沙那樣被炸成廢墟，但作為波斯文明的象征，博物館屋頂之上的炸彈，時刻落下。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7日，伊朗德黑蘭，受伊以沖突影響，大巴扎商店關閉，市場冷清。

德黑蘭不是碎石堆上勉強維系的文明殘影，而是千年帝國記憶的政治延續。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了波斯帝國、薩珊王朝乃至伊斯蘭黃金時期的重量級遺產，是全球研究中東—中亞文明斷代史的重要坐標。戈勒斯坦宮，這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皇宮建筑，既是伊朗近代國家形象的誕生地，也是19世紀波斯帝國試圖在西化與傳統間自我塑造的象征。在這些空間里，文明曾以絲綢、陶器、青銅器和繪畫的形式靜靜呼吸。如今，在“高優先級”文物緊急轉移之后，更多無法搬走的歷史建筑正裸露于空襲陰影之下，如位于市中心的戈勒斯坦宮（截至目前，戈勒斯坦宮和國家博物館均未就以色列周五的空襲發表聲明），其始建于薩法維王朝，19世紀擴建為卡扎爾王朝的宮廷，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該建筑群保留有鑲嵌鏡廳、彩繪磚亭、書法浮雕墻等大量不可移動紋飾結構，任何一次爆炸都可能造成無法逆轉的損毀。更廣泛的城市遺產還包括遍布德黑蘭舊城區的清真寺群、商隊驛站、王室陵園與近代文化人故居。這些地點沒有列入“高保護轉移”名單，也不具備加固能力。它們正面臨的是一次毫無修復可能的、現實中的“文化滅跡”。比起一夜被炸平的加沙，德黑蘭的文化危機更像一次定時且延時的爆破。

戈勒斯坦宮內景。

而伊朗，作為曾經的波斯王朝和安息帝國，對于東西兩方考古界的學術意義都是不可估量的。中國與伊朗的考古合作由來已久，且成果豐碩。早在2016年，南京大學考古團隊與伊朗專家在Tepe Naderi遺址聯合發掘，出土一只元代藍白瓷碗，成為中波斯文化交流的實物證據。2023年，兩國“絲路”考古項目推進至Masouleh（馬蘇萊）村，深入研究古代冶鐵工藝。而更早在Tepe Sialk遺址（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3000年）和薩珊時期的Tepe Naderi，均有中國研究者與伊朗專家長期合作，系統分析古陶器、冶金和墓葬結構等，奠定了雙邊考古合作的基礎。在中國的新疆、甘肅等地，多次發現帶有薩珊印章的玻璃器、波斯風格盜印陶瓶，與伊朗本土Tepe Sarab等遺址出土文物風格高度一致，成為研究中西亞文化擴散的重要節點 。通過這些跨國合作項目，我們不僅掌握了伊朗文化對中原的物質輸入，也建立了考古鏈條，從戰火湮沒的德黑蘭到敦煌壁畫里的波斯商旅，這是一條無法被炸彈切斷的文化路徑。中國與伊朗之間的文化與考古聯系源遠流長，遠非簡簡單單的“流通關系”。在古代絲綢之路的脈絡中，波斯文化深度影響唐代中國。以景教（又稱“明教”或“大秦教”）為例，該基督教支派在公元635年由傳教士阿羅本帶入長安，781年豎立的西安景教碑清楚記載了波斯式禮儀、敘利亞語銘文與中國書法的交織，近代學者葛承雍等從中發現“跨文化宗教身份的表達”。與此同時，祆教（瑣羅亞斯德教，亦通稱拜火教）作為另一波斯宗教體系，自隋唐起在中國北方逐漸立足，其僧侶甚至參與國家祭祀與節日儀式，并在地方形成“薩寶府”制度。皇室墓葬如陜西乾縣夫婦墓、唐代吐魯番墓葬中所出土的波斯風格器物、圣像及玻璃器，為榮新江與葛承雍等人研究“中古文明融合”提供了實物證據。然而，若前端核心地帶的伊朗遺產被破壞，整個鏈條將面臨“源頭缺失”的危機，使中國考古研究失去重要的實證支撐，將使“從唐代長安到中亞文明拓展”這條考古路徑陷入盲區。

唐，薩珊畫像石刻，內蒙古博物館藏。

德黑蘭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被戰火籠罩的文明遺址。從伊拉克摩蘇爾被“伊斯蘭國”炸毀的亞述神廟，到敘利亞帕爾米拉被極端組織用炸藥夷平的羅馬劇場，再到利比亞班加西喪失的古希臘墓群，近二十年來，戰爭幾乎形成了一條橫跨歐亞非的文化斷層帶。而在每一次文化災難之后，國際組織的反應總是姍姍來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雖然對德黑蘭文物面臨風險表達“高度關注”，但尚未正式啟動緊急保護機制。事實上，即便認定為“戰爭罪”，絕大多數文物破壞者幾乎未曾受到追責。在這種法律與倫理的真空中，文物成為最無聲的受害者：它們無法自證其價值，也無法為自己的毀滅發聲。當現代戰爭的目標從軍事基地擴展到象征性的文化地標，博物館與清真寺、宮殿與圖書館便不再安全，而是成為擊垮民族身份和歷史自信的第一波打擊對象。

在中東，考古學家們為保護文化遺產付出了血與淚，甚至以生命為代價。最讓人心碎的，莫過于敘利亞帕爾米拉古城的“文化英雄”：82歲的哈立德·阿薩阿德（Khaled al-Asaad），他一生致力于保護帕爾米拉文物，拒絕向極端組織透露藏品位置，最終被殘忍斬首于古羅馬柱廊之間。他的死震驚全球考古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呼吁世界銘記他“為文明而犧牲”。而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伊拉克國家博物館館長唐尼·喬治·尤哈納（Donny George Youkhanna）也是滿身彈傷沖進被洗劫的展廳，以身體擋住美軍對博物館的清洗操作，雖然最終幸存，但也耗盡事業與健康。作為全球考古學界的一分子，我們為這些為了捍衛文化根脈而倒下的人痛心流淚，他們的殉道比任何新聞標題都更能昭示：當遺產被列為軍事目標時，考古與文化保護不只是一項學術任務，而是一場必須有人為之沖鋒的戰斗。

正因如此，伊朗文化遺產部門在文物轉移通告中罕見地指出，對以色列“不遵守戰爭協議”的做法“懷有深刻不信任”。這一表達并非外交辭令，而是對現實的直接預判：文化遺產，不再是戰爭中會被溫柔避讓的“紅線”，而是被蓄意鎖定的象征性打擊對象。從2023年起，以色列空襲加沙時造成226處歷史遺址被毀，破壞程度之廣，已不僅限于誤炸范疇。面對這場“文明戰術”的前車之鑒，德黑蘭方面清楚——即便博物館、清真寺和世界遺產都列入保護清單，戰火仍可能照燒不誤。這不是偏執，而是當代文化戰爭的規律。作為全球考古學界的一分子，我們在得知戈勒斯坦宮、國家博物館、馬里克金杯可能毀于一旦之際，所感受到的不只是遙遠的新聞，而是一種骨肉斷裂般的痛感。每一件被炸毀的文物，都是文明史中不可替代的一頁；每一座遺址被夷平，都是未來人類自我認知的鏡面碎裂。當戰爭開始摧毀文化之物，也就意味著它已瞄準了文化之人。

馬里克金杯，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加沙空襲到德黑蘭空襲，數百日的戰爭持續與綿延使得這場戰爭之外的人們已對其呼喊與血淚逐漸在無力中麻木。當一篇題為“只有瘋子和考古學家才敢在加沙的大街上奔跑”的文章在中文媒體中被廣為傳看，加沙從未斷絕的空襲逐漸卻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而近日德黑蘭的陰影再次襲來，也只有少數專習伊朗考古的同僚們在暗自為此擔心流淚。我們不應沉淪在麻木中而忘卻不斷發生的悲劇，作為古國之一，我們的文明血脈中也流淌著中東的文化，我們的考古未來中也暗含著中東文物和考古界的未來。在德黑蘭的夜里，那些未能撤離的石像與手稿，那些凝固著千年時光的柱廊與天頂，也許正靜靜等待命運的宣判。而我們能做的，不過是記住它們曾經存在。記住這不是哪一國的災難，而是我們共同的失語。如果有一天，人類連為失落的文明默哀的能力都失去了，那才是文明真正的終點。戰爭面前我們無能為力，但仍舊有緬懷和知曉的權力。正如當年阿富汗戰爭中動蕩的文物在中國巡展之時打出的那句標語：A nation stays alive when its culture stays alive（文化生則國家生）。

2017年阿富汗文物特展，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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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蒙漪（慕尼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