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場關于AI與教育的論壇上，李書福與王興興并肩而坐。

一個是自稱“農民”，因家庭原因上不起大學的民營企業家，從制造摩托車起步，坐到了中國民營造車的頭把交椅；一個是非985、211出身的青年博士退學者，憑借數學特長與工程直覺，將宇樹科技帶入全球人形機器人第一梯隊。

當他們同框的畫面出現在社交媒體上，激起了輿論強烈的情感共鳴。也正是在這一刻，人們想起了西安交通大學前校長王樹國在另一場論壇上拋出的“三問”——

如果梁文鋒繼續讀博士，還有今天的DeepSeek嗎？

如果王興興繼續讀博士，還有今天的宇樹科技嗎？

如果汪滔繼續讀博士，還有今天的大疆嗎？

這“三問”像三顆深水炸彈，擊中了當下教育、科研與產業脫節的神經中樞，也將一個根本性的命題推到了臺前：在今天的教育現場，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人才”？

是堅持分數為王、學歷為尊、科研導向的標準路徑？還是承認實踐、創造力、動手能力所構建的“非標準路徑”同樣能夠開出成果之花？

李書福與王興興的共同出現，不僅讓這個話題具象化，也讓“教育與人才的多元路徑”這一命題擁有了最生動的注腳：一個將遺憾轉化為辦學的熱忱，一個用“退學”成就產業突圍。他們的故事正在共同提醒我們：在標準化的表層之下，或許有另一套關于教育、人才、未來的底層邏輯，正在等待被看見。

教育“流水線”的困局：標準化系統與人才錯配

“汽車可以流水線生產，但教育不能。”這句在教育論壇頻繁被引用的話，正戳中了當下中國教育體系的一個關鍵困境。

從小學到大學，教育為學生構建了一套標準化、結構化的成長路徑——用考試選拔、以分數排名、靠學歷定優劣。在這一邏輯主導下，幾乎所有教育環節都在向“考得好”靠攏，而不是“做得好”“想得深”“干得成”。

高考是人生的轉折點，考研是學歷升級的主戰場，甚至連考公與“上岸”都被視為“最終歸宿”。在這個邏輯下，教育逐漸異化為一場持續十幾年的資格審查，每一個節點都試圖以“標準答案”篩出“優等生”。

但這種體系的真實結果，卻并不令人滿意。

近年來，研究生與博士生的數量迅猛增加，學歷“內卷”成為社會共識。然而，高學歷并沒有帶來更強的就業競爭力。相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陷入“畢業即失業”的焦慮，而企業卻抱怨“找不到人”。

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高校畢業生達1179萬人，就業形勢嚴峻。另一方面，據《中國制造2025》技術工人白皮書，中國技能型人才缺口超過3000萬。人才供需的錯配，正是“標準路徑”弊端的集中體現。

這不僅是就業層面的矛盾，更是教育效率的崩塌。當所有人都在爭搶同一條“學歷賽道”的名額，無數真正適合實踐、創造、創業的青年被迫壓抑天賦、迎合系統。他們被動進入“不適合自己”的軌道，最終既未取得“學歷紅利”，也錯過了最佳的能力發展窗口。

教育學者劉昱秋博士提出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好像建立了一條流水線，卻忘了學生不是零件，而是帶有個性、興趣和節奏的人。”而我們教育系統的邏輯，是以工業化方式復制人才，卻忽略了“個體化”的核心價值。

李書福曾坦言，自己至今對未完成學業心存遺憾。但從某種意義上，這種“脫軌”的經歷反而讓他更早地投入真實社會，更快地激活了他的制造天賦。他沒有循規蹈矩，卻也沒有落入迷茫。他的故事提醒我們，人生真正的能力，不一定要從標準教室里獲得。

而在AI、機器人、新能源等新興產業迅猛發展的當下，我們更應反思：教育是否過于迷信“單一成功路徑”？我們是否正在制造一個“學歷最高、效率最低”的結構性困局？

非典型路徑的真實回報：從“異類”到樣本

李書福和王興興的路徑看似“非典型”，卻越來越具備“現實意義”。他們并非個別的“異類”，而是在當今教育體系之外，探索出成果的“另一種可能”。

李書福，出身農村，因家庭貧困早早輟學。他用兩年完成初中三年學業，高中沒畢業就投身市場。從制造冰箱零件起步，造摩托車、再到造汽車與航空，他用實干構建出一條產業路徑。今天的吉利，已經是一家全球布局的汽車制造巨頭，而李書福也從“學業失敗者”成為產業設計師。

他曾公開表示：“我是遺憾中成長出來的。”但正是這種遺憾，激發了他對教育的熱忱與深思。他從不諱言學歷的價值，但他更警惕把學歷當作唯一標準。他說：“中國不缺大學生，缺的是真正解決問題的人。”

與他類似，王興興也是“逆流而上”的代表。

這個從普通高校走出的青年，在博士期間便展現出對機器人極強的工程直覺和動手能力。然而，傳統科研系統要求他以發論文、評職稱為導向，而他更關心“機器人如何走進車間、爬上高樓”。

于是，他毅然選擇退學創業，創辦宇樹科技，專注于四足機器人和人形機器人。在無數人質疑其“學歷不夠”時，他用產品說話。如今，宇樹科技不僅拿到多輪融資，更成為全球該領域最受矚目的玩家之一。他的成長路徑，幾乎與教育系統的“預設軌道”完全脫節。

不僅僅是他們。

汪滔從香港科技大學退學創辦大疆，如今全球消費級無人機霸主；梁文鋒從清華博士退學創辦DeepSeek，成為國內AI開源的風向標。他們都驗證了一個核心事實：不按部就班，不代表不優秀。反之，很多重大突破恰恰來自“軌道外”的思考與實踐。

他們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提醒我們：

1.興趣是最強驅動：興趣激發的內在動能，比任何外在獎賞都更持久。

2.實踐是最優課堂：實驗室和公司車間，是另一個真實的教育現場。

3.風險不是失敗，而是訓練場：試錯，是成長的一部分，而非污點。

非典型路徑，不應再被視為“退而求其次”的備選，而應被教育系統承認、承接、支持。這不僅關乎公平，更關乎國家創新能力的底層結構。

企業家為何鐘情教育：辦學潮背后的深層思考

當越來越多的“非典型人才”逆襲成功，一個新的問題被擺上臺面：如果教育系統無法“標準化地”識別這些人才，那么是否可以構建一套“非標準化”的教育系統？

這或許正是李書福、曹德旺、虞仁榮等企業家“扎堆辦學”的深層動機。

與其說他們在“捐資助學”，不如說是在試圖從供給側重新構建教育體系。

李書福的吉利教育，從一開始就不是“賺了錢再反哺”的模式，而是為了填補人才斷層而主動創立。他親自劃出工廠用地，建起技師學院，逐步構建起從中職到研究生的完整人才培養鏈。這不僅是“人才自給”，更是一套脫離標準高教體系、強調實踐與能力的新樣本。

吉利學院的“千人千面”理念，試圖打破教育的單一出口。他們以“通識+專業”為結構，引入企業工程師任教，推廣暑期“實訓+共研”，并開設“成才班”，招收建檔立卡學生、產業定向就業。教育不是慈善，是企業的未來。

在現階段的實踐中，吉利就做到了充分聯合高校和職業院校，將自身在汽車制造、研發、銷售等方面積累的實戰經驗與前沿技術引入校園，推動企業資源與教育體系的深度融合。學校則根據吉利的人才需求優化課程設置，提升學生所學內容與行業實際之間的匹配度。在合作過程中，吉利與校方共同規劃課程內容，安排企業技術專家進校授課，幫助學生了解汽車產業最新技術趨勢。同時，吉利還為學生提供走進工廠、研發中心等一線場景的實習機會，讓他們切身體驗汽車生產和研發的完整流程。此外，吉利還在校園內共建實訓基地，配備專業化生產設備，幫助學生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際操作能力，通過這種產教融合的培養模式，持續為汽車行業乃至更廣泛產業領域輸送具備綜合素養的復合型人才。

曹德旺的福耀科技大學，也是類似思路。

他說，“我賺了太多錢，我想為中國制造業辦一所大學”。他選擇王樹國——一位體制內高校的代表性人物，來擔任校長，這既是一種背書，也是一種改革信號。

東方理工的錢塘大學，虞仁榮以460億元投資，明確聚焦芯片、材料、量子等卡脖子領域。不同于傳統高校“大而全”的慣性，它更像一個精密的產業實驗室。

這些企業家有共同特點：他們經歷了“人才匱乏”的陣痛，對“學歷無用”的幻滅早有體會。他們的教育投資，并不是“情懷漂浮”，而是“痛點切割”：他們知道現在的教育解決不了他們的用人問題，于是干脆自己重建教育場景。

讓教育回到“人”的起點

真正的教育，從來不是制造流水線人才的系統。

它的意義，不在于統一標準，而在于喚醒每一個“人”作為獨立個體的能力、潛能與尊嚴。

在這個轉型的時代，單一學歷不再是保障，標準路徑也不再代表優越。我們需要重估什么是人才、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真正有價值的成長。

李書福、王興興、王樹國、曹德旺……他們從不同維度，描繪了一個共識：教育必須多元，路徑可以不同，真正的價值不在標簽，而在實踐與創造力中被驗證。

教育改革的終極命題，不是改幾套教材、調幾個學分，而是把“人”重新放在教育系統的核心。我們是否能創造一個機制，讓王興興在實驗室里不感到窒息，而不是必須離開？讓下一個李書福，不再靠運氣而是靠制度獲得成長？

終有一日，我們不再為非典型路徑喝彩，是因為每一種路徑都被公平承認，每一種天賦都被溫柔看見。

那將是教育真正的成熟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