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健全藥品價格形成機制，制定創新藥目錄，支持創新藥和醫療器械發展。有專家表示，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的制定創新藥目錄，將為醫藥創新劃定新坐標。在醫藥產業快速發展的當下，我國創新藥研發現狀如何？該如何構建有效的激勵機制，推進創新藥研發邁上新臺階？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首先要清楚：何為真創新？這個聚焦藥物研發創新本質的行業之問，正掀開我國醫藥創新理念轉換的序幕。

臨床之問：療效“天花板”何時破

一名29歲的孕婦直到產檢時才被確診為低磷性佝僂病。這是一種又名骨軟化癥的遺傳性代謝障礙疾病，主要由遺傳因素導致，具有較高的致殘、致畸風險，已于2018年被納入我國《第一批罕見病目錄》。

童年時，這位患者因“O”形腿曾四處就醫，但誤診為普通佝僂病，失去早期干預的良機。成年后，她骨痛加劇，又面臨兩難：進行二次矯形手術或忍受慢性疼痛。更令人焦慮的是，即便已確診，但治療依然無藥可用。她告訴記者：“國內還沒有相關藥品上市，要再等等。”

2024年6月，她所在的病友群里有人轉發了一條國內首款口服補磷制劑獲批的消息。這為他們打開了藥物治療的新天地。她和病友們深知，這款口服補磷制劑的獲批上市，意味著他們不必再依賴境外代購相關藥品，更不必擔心代購藥品的真假和變質等問題了。創新藥的誕生，對他們來說是雪中送炭。

在精神疾病領域，臨床需求與治療現狀的鴻溝同樣亟待填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藥物臨床試驗機構Ⅰ期病房主任李安寧主任醫師表示：“若有一款藥物能輕松治愈某一類型精神疾病，那才是真正的創新。”這句話也說出了精神科醫生和精神疾病患者對突破性藥物的深切期待。

然而，現實卻很嚴峻。李安寧以抑郁癥為例介紹，2021年9月，《柳葉刀·精神病學》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抑郁障礙患病率及衛生服務利用的流行病學現況研究》的研究論文。這項由全國44家單位歷時3年完成的研究顯示，中國成人抑郁癥終身患病率為3.4%；而在過去12個月內被診斷為抑郁癥的患者中，僅有不到1%得到規范治療。“現實情況是，許多患者因癥狀稍有緩解便自行停藥，陷入治療、復發、再治療、再復發的惡性循環。”李安寧解釋說，抑郁癥患者規范治療率低除了與公眾對抑郁癥的認知不足和患者存在病恥感有關外，更重要的是現有藥物治療存在局限性。一方面，臨床一線抗抑郁藥普遍需要3至4周才能充分起效，而在此期間，消化道不適、焦慮等副作用常讓患者“感覺更難受”，導致早期停藥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藥物存在明顯的療效“天花板”，僅30%至40%的患者能通過藥物達到痊愈標準，約30%的難治性抑郁患者更是陷入無藥可用的境地。

精神分裂癥領域同樣面臨挑戰。李安寧介紹，現有藥物對20%至30%的患者完全無效，多數患者即使癥狀緩解，仍會面臨情感淡漠、意志減退等其他癥狀，以及認知功能受損的長期困擾。“藥物可能消除了幻覺、妄想，但患者的社會功能無法恢復。更棘手的是藥物副作用問題：以多巴胺、5-羥色胺等傳統靶點為主的精神分裂癥治療藥物常引發催乳素升高和代謝紊亂等副作用。前者可導致性功能障礙、溢乳等；后者可造成肥胖、高血脂、糖尿病等，使患者平均壽命較常人縮短15至20年。”李安寧進一步補充說。

類似的困境也存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領域。北京大學醫學部風濕免疫學系主任、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臨床免疫中心主任栗占國介紹，自身免疫疾病近年來迎來藥物研發黃金期，生物制劑和小分子靶向藥層出不窮，但沒有任何一款藥物可以覆蓋所有患者，一個靶點只能針對特定患者群體。“自身免疫疾病呈現發病機制復雜、治本待突破的現狀。換言之，當前多數藥物停留在治標層面。這些藥物通過抗炎、抗炎性因子等機制抑制免疫過度激活，卻未觸及疾病根源。”栗占國說。

本質之問：何為真創新

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均表示，藥物研發中的創新是多方面的，如新靶點、新機理、新物質。對于何為真創新，專家不約而同地強調：滿足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這需要基礎研究與臨床緊密結合。”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國家藥物篩選中心主任杜冠華研究員說，從一位青年藥物基礎研發工作者的故事中，或可看到這種結合的重要性。

該青年研究者長期處于難以產出標志性成果的困境。當他向杜冠華袒露困惑時，杜冠華拋出3個關鍵問題：你去過臨床嗎？你見過患者嗎？你知道醫生是怎么治療的嗎？在得到否定答復后，杜冠華建議該研究者暫時離開實驗室，到臨床一線尋找科研靈感。

這位聽從建議的研究者隨即在一家醫院開展了為期多日的沉浸式調研。臨床現場的調研教育了他，此前的分子機制研究雖在理論上自洽，卻與真實診療場景存在結構性錯位。調整研究方向后，他在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時，僅用1個多月便完成高質量標書的撰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競爭異常激烈，評審要求極其嚴苛。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位既無‘帽子’頭銜，論文數量也不占優的青年研究者獲得資助。”杜冠華說，“當他在獲批后追問成功原因時，我告訴他答案就藏在臨床現場的觀察筆記里。該項目的核心競爭力恰在于研究課題的確立源于臨床，以問題為導向，聚焦實際需求，而非單純追求論文產出。”

作為研究型臨床醫生，栗占國開展的研究是以問題為導向的。他介紹，其團隊聚焦抗原特異性免疫治療，以靶向抗原調動免疫系統抑制致病因子實現針對病因治療的目標。在治療性疫苗方面，現有方法常無差別清除B細胞，而新技術聚焦抗原特異性，可精準清除致病性B細胞并保留正常B細胞，相關技術已申請專利，目前正聯系企業推動臨床應用。另外，該團隊將帶有致病抗原信息的致病性T細胞在體外進行處理（如擴增等）后回輸體內，使免疫系統產生針對致病性T細胞的免疫反應以實現對其的抑制，從而達到治療目標。栗占國表示，這些均屬于創新性研究，其意義在于針對疾病的致病根源設計新藥。

中國藥科大學國家藥物政策與醫藥產業經濟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藥品監管科學研究院執行院長邵蓉說：“盡管新靶點、新機理、新物質是創新，但創新藥的價值還要看其是否解決了臨床未被解決的問題，究竟是雪中送炭還是錦上添花。”

杜冠華也認為，靶點新只是藥物研發的路徑之一，而非衡量創新的唯一尺度。新藥研發只有當新機制或新靶點切實解決臨床痛點時，才算得上真創新；否則，發現再多的靶點和申請到再多的專利，其意義也僅限于錦上添花。

現實之問：為何“量”升“質”困

近年來，我國生物醫藥研發水平飛速提高，正在由制藥大國向制藥強國邁進。邵蓉介紹，早期她參與的一項研究顯示，基于對全球創新藥貢獻率，我國被列入全球第三梯隊（貢獻率＜5%）。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啟動后，2021年我國創新管線數量的全球貢獻率已居全球第二名，首發上市新藥位列全球第三名。國家藥監局2025年3月發布的《2024年度藥品審評報告》顯示，我國2024年共批準48個1類創新藥，涵蓋腫瘤、神經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抗感染等近20個治療領域；批準罕見病用藥55個品種、兒童用藥106個品種；國家藥監局藥審中心受理各類注冊申請19563件，同比增加5.73%。

盡管我國在新藥研發管線和上市數量等“量”的指標上已展現出強勁發展勢頭，但在“質”的層面仍面臨深層挑戰。此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陳凱先研究員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創新藥研發在原始創新能力方面仍顯不足。他表示，整體上，我國藥物研發仍集中在模仿創新上，原創性突破較為稀缺。這種創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藥物研發的科學意義和市場價值，是造成新藥研發“量”升“質”困的首要原因。

杜冠華指出，基礎研究投入不夠是原始創新能力不足的根本性原因。在李安寧看來，精神疾病創新藥研發也存在同樣的情況。李安寧表示，精神疾病患者藥物治療困境恰恰反映出基礎研究薄弱的問題。由于精神疾病極度復雜的特點，其發病機制的基礎研究較為滯后，成熟靶點長期被反復開發，無法覆蓋所有病理機制；新作用機制的探索近年來雖有突破，但也舉步維艱。

“基礎研究具有高風險、長周期、非營利性等特征，因此需要政府承擔主要投入責任。”杜冠華建議，我國應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考核體系，摒棄“唯論文、唯專利”的導向，更注重理論突破和原始創新并加大這方面的投入力度，而且還要允許科學家在“無人區”自由探索，才能不斷提升原始創新能力。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副院長李寧則提到，臨床研究體系的不均衡問題同樣突出。李寧說：“我國已備案超過1200家藥物臨床試驗機構，但優質資源集中在少數大三甲醫院。有的機構1年能承接上百個項目，有的機構則鮮有人問津，造成資源閑置。”邵蓉表示，我國應建立臨床試驗機構能力評估與動態分配機制，引導資源合理流動，充分挖掘我國豐富的臨床資源潛力。

造成新藥研發“量”升“質”困的另一個原因，是資本趨利性引發的同質化競爭與“內卷”。

“一個熱門靶點的背后，往往有上百家企業同時布局。”李寧分析，這種現象可能與中國專利體系的特點相關。“專利不保護靶點，只保護藥物分子，導致企業更傾向于在已知靶點上做‘me too’（同類改良藥物）或‘me better’（同類優化藥物），而非投入高風險的新靶點發現。”李寧說。

邵蓉對此解釋說，這些年，鼓勵研發創新藥的政策紅利不斷釋放，投融資環境十分火熱，企業創新積極性高漲。然而，企業創新能力有限，集中在同靶點賽道進行研發布局，導致同質化競爭，加劇“內卷”。此外，創新藥上市后還面臨一些問題，有的創新藥市場回報不及預期，使社會資本趨于謹慎。現實中，也有企業因種種原因減少創新資金的投入，中止或終止研發管線項目，只保留進入Ⅲ期臨床試驗的“臨門一腳”品種。

資本投入的冷熱交替，暴露出創新藥研發的本質規律與資本逐利性的內在矛盾。杜冠華表示，在過去二三十年的藥物研發歷程中，抗腫瘤藥物經歷了從傳統細胞毒性藥物到分子靶向藥物、免疫治療藥物的發展，精準治療理念逐漸成為主流。然而，這也導致了靶點研究的同質化現象，許多資本一旦發現新靶點便蜂擁而上。這既反映了我國新藥創新能力的不足，也與資本的盲目跟進密切相關。

事實上，針對靶點的藥物研究僅是眾多藥物研發路徑中的一種，并非唯一選擇。杜冠華進一步表示，資本在藥物研發領域的推動作用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早期資本投入支持了創新研究，但為追求回報，可能過度炒作某些領域，導致市場泡沫；另一方面，跟風資本缺乏理性思考，進一步加劇了行業的盲目擴張。

李寧認為資本在靶點研發投入上扎堆的現象未必完全是壞事。他說：“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的藥物，僅有5%至8%能成功上市。哪怕是針對傳統的成熟靶點，研發的藥物只要能滿足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也是有價值的突破。”不過，李寧提醒，新藥研發的關鍵是要在試驗設計環節設置嚴格的臨床評價標準。當前部分企業為規避風險，選擇“軟對照”（如與過時治療方案對比）來凸顯療效，這種現象必須通過強化監管來遏制。

在精神疾病藥物領域，李安寧感受到資本態度的微妙變化。“過去，資本嫌精神疾病領域靶點少、研發周期長而不愿在此過多投入；如今，他們看到很多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起病較早，可能未來幾十年都需要持續用藥，用藥需求很高，同時也發現一些有前景的靶點，便逐漸開始在精神疾病新藥研發上增加投入。”李安寧說，“但是，新藥研發是一份漫長且投入巨大的工作，資本必須做好‘長跑’準備。”

未來之問：如何打通全鏈條

在創新藥研發面臨靶點同質化、資本扎堆等現實挑戰的背景下，我國正在構建從藥品研發、審批到臨床應用的系統性支撐體系。

在藥品研發方面，杜冠華以國家藥物篩選中心為例介紹，作為國家“1035”工程（該工程目標為開發出10個具有專利保護的一類新藥，支持建立5個新藥篩選中心、5個藥物安全性評價中心、5個藥物臨床試驗研究中心）的一部分，該中心在成立之初就進行戰略布局，通過搭建技術平臺并整合資源成為連接藥物基礎研究與臨床需求的關鍵樞紐。該中心以技術傳播和理念引領為雙輪驅動模式，通過對外服務與技術創新的協同發力，持續推動國家新藥研發進程。

李安寧進一步指出，創新藥研發應該是基礎研究與臨床形成互動。基礎研究要發現新靶點、新機制，明確發病機制；臨床要為基礎研究反饋數據、提供思路，將臨床實踐中發現的問題告訴基礎研究者，從而優化調整研究方向。

在藥品審批方面，邵蓉表示，藥品審評審批制度的不斷改革，為新藥研發提供了政策引導。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明確，國家支持以臨床價值為導向、對人的疾病具有明確或者特殊療效的藥物創新，鼓勵具有新的治療機理、治療嚴重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者罕見病、對人體具有多靶向系統性調節干預功能等的新藥研制。《藥品注冊管理辦法》設立了突破性治療藥物程序、附條件批準程序、優先審評審批程序、特別審批程序4個藥品加快上市注冊程序，并明確審評時限，提高藥品注冊效率。《藥品附條件批準上市技術指導原則（試行）》旨在鼓勵以臨床價值為導向的藥物創新，加快具有突出臨床價值的臨床急需藥品上市，滿足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尤其是2024年7月國家藥監局印發的《優化創新藥臨床試驗審評審批試點工作方案》，將新藥臨床試驗申請在試點地區由60個工作日縮短至30個工作日，給新藥研發打了一針“強心劑”。

在臨床應用方面，武漢大學醫院管理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林麗開研究員認為，創新藥落地使用環節的系統性建設同樣重要。在評估方面，醫院應強化真實世界研究意識，在使用創新藥時同步開展真實世界研究或Ⅳ期臨床研究或大規模數據收集，為評價創新藥的價值建立數據基礎；在配套政策方面，國家層面需完善創新藥臨床應用指導原則，明確患者獲益、臨床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四維評估標準；在支付體系方面，需改變對單一醫保模式的依賴，推動基本醫保、商業保險、惠民保協同，從而鼓勵創新藥在臨床中的使用，讓研發企業有動力支持更多的真創新，產生再循環經濟價值。

“2024年7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全鏈條支持創新藥發展實施方案》正是國家在創新藥研發上的系統性布局。”邵蓉說，“國家為了助推創新藥突破發展，將統籌用好價格管理、醫保支付、商業保險、藥品配備使用、投融資等政策，優化審評審批和醫療機構考核機制，合力助推創新藥突破發展，調動各方面科技創新資源，強化新藥創制基礎研究，夯實我國創新藥發展根基。”

近一年來，一些省份陸續出臺支持創新藥發展的具體政策。比如，上海市政府印發《關于支持生物醫藥產業全鏈條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在大力提升創新策源能力、推動臨床資源更好賦能產業發展等8個方面支持生物醫藥產業全鏈條創新發展；廣東省政府印發《關于進一步推動廣東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行動方案》，在完善產業發展協同機制、創新藥械全鏈條支持、加快創新平臺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研發服務平臺建設、推動生物醫藥知識產權交易運營和保護、支持高水平臨床研究平臺建設、促進公立醫院開展創新藥械臨床試驗等38個方面發力；天津市政府印發《天津市全鏈條支持生物醫藥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加強創新策源能力建設、推動臨床研究高水平發展、加速創新藥械注冊審批進程、促進創新藥械臨床應用、創新驅動提升產業能級、持續優化產業發展生態；重慶市也就全鏈條支持創新藥高質量發展的措施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邵蓉表示，在國家層面引導、多地大力推進創新藥發展的背景下，2025年首次提出的制定創新藥目錄，給了業內更多期待。“我個人認為，創新藥目錄包含兩大方向：前端鼓勵研發，基于臨床需求明確戰略性研發重點；后端鼓勵應用，整合醫保支付、進院政策、價格保護等措施，推動創新藥快速惠及患者并實現產業回報。”邵蓉強調，無論如何，創新藥目錄的制定繞不開一個宗旨——以臨床價值為核心。

文：健康報記者 吳剛

編輯：李詩堯

校對：楊真宇

審核：秦明睿 葉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