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6月20日報道 據彭博新聞社網站6月6日報道，在新加坡，考試壓力已將私人輔導熱變成了一個價值14億美元的產業，但同樣的壓力也可能影響學生的心理健康。

萊莎恩·林（音）每天在私人補習班之間奔波，只留給自己3分鐘的時間吃飯。現年18歲的林說：“我曾經以為那是世界的盡頭。那是我自己的選擇，因為我想考好。”

這在新加坡實屬司空見慣。政府數據顯示，2023年，新加坡家長在私人輔導方面的開支達18億新加坡元（約合14億美元），比2018年增長了近30%。這筆投資——位于世界人均支出最高之列——正在取得成效：在一項全球基準研究中，新加坡學生在數學、閱讀和科學方面的平均得分明顯高于其他國家。

但是，人們擔心競爭激烈的教育體系以及社會對學業成功的高度重視正在危害年輕人的心理健康。研究表明，與經合組織國家的同齡人相比，新加坡學生更容易出現考前焦慮，更害怕考砸。

新加坡國家教育研究所專門從事心理學和兒童成長研究的講師陳文莉說，參加大量補習班的學生普遍抱怨他們處于長期壓力和睡眠不足狀態。 她說：“孩子們需要自由時間，而不是被逼著沒完沒了地補課。”

“怕輸”推動私教產業

最早興起于東亞地區的 私人輔導產業正在全球迅速發展。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到2028年底，產業價值將從2023年的1110億美元增加到1710億美元。這個聯合國機構擔心，所謂的“影子教育”加劇社會不平等，因為富裕家庭更容易獲得私教資源。

據全球產業分析公司統計，預計今年北美家長在私人輔導方面的支出將達到449億美元，到2030年將增至611億美元。

新加坡教育部試圖緩解學生壓力，包括減少公立學校的考試次數。教育部長陳振聲今年2月說，政府正在制定一套行為準則，防止教培中心利用家長謀利。

促使很多家長和孩子尋求課外輔導的因素之一是“怕輸”，這反映了新加坡的競爭文化。

這正是新加坡容誠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駱志偉（音）經歷過的事情。他有兩個孩子，大女兒現在上大學了，在她中學階段要求請家教時，駱志偉說不需要請，因為她的成績大多是B。但是，大女兒堅稱她所有的同學都得了A。駱志偉說：“現在的競爭不是考試合格，而是要成為超級精英。”

香港大學比較教育學教授馬克·布雷說，即使在丹麥、瑞典和芬蘭等教育環境比較寬松的國家，社會壓力也在推動需求。

布雷表示，在長期采取放任政策之后，新加坡教育部承認了私人輔導行業存在的問題。他說，教培行業需要加強監管或自我督查。目前在新加坡，這項業務不僅利潤豐厚，而且相對容易創辦。

教師資質缺乏認證

丹尼爾·塔伊（音）曾是一名教師，2024年10月創辦了自己的輔導中心；現在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他在公立學校任教時的收入。他有50多名學生，每月收費400新加坡元，小班授課四次。他每周還在TikTok上直播一次，免費解答考試問題。他在TikTok上有1.5萬名粉絲。塔伊表示，應該有某種形式的監管來核實老師的資質。他說：“入行壁壘幾乎不存在。”

私人輔導行業的規模可大可小，大到教授不同課程的大型培訓中心(線上和線下)，小到上門輔導的一對一私教。培訓機構的列表顯示，一些從頂尖大學畢業的“優質”老師每小時收費超過200新加坡元。

新加坡的私人輔導中心必須在教育部注冊，截至2023年4月，已注冊的私人輔導機構約為881所。但是，教育部在其網站上明確表示，這“不代表對課程質量的認可或認證”。對于獨立執教的自由職業老師，沒有注冊要求。

阿爾金·陳（音）于2017年離開一家頂級律師事務所，與一位瑞銀集團前銀行家一起創辦了思考教學學院。他表示，該公司在新加坡有四家分支機構，在上海也設有兩個培訓中心，并在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提供在線輔導服務。

大約20年前還在上大學時就開始做輔導老師的霍佳漢表示，自那以來，私人輔導市場的平均收費已經翻了一番，達到每小時75新加坡元左右。

霍佳漢說，輔導老師在幫助學生備考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現在，他每月用在12歲兒子課外輔導上的開支為7000新加坡元；他的兒子今年晚些時候將參加小學畢業考試，這將決定他能上哪所中學。（編譯/鄭國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