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這么長時間的南明歷史，我相信可能會有人和我得出一樣的結論：南明王朝是有機會完成反清復明收復失地的任務的，清王朝的勝利絕非必然，滿洲八旗兵雖然厲害，但這并不代表清廷可以靠著一支戰斗力在當時名列前茅的軍隊將南明政權徹底趕下歷史舞臺。

明軍鐵頭盔。

因為軍隊是士兵組成的，士兵是要吃飯的，打仗是要穿盔甲，騎馬，拿武器的，無論是八旗兵還是綠營漢兵都是需要軍餉和糧食的，而這些需要花費的錢都得由清廷自己出，而清廷的錢自然就來自于其統治區內征收的土地和人丁的稅，鹽稅還有關稅，以及各種加征的糧食和銀子，而日益沉重的負擔必將引起清朝統治區之內社會矛盾的日趨尖銳，清朝手中的武裝力量將不得不忙于去鎮壓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清運動。

身穿棉甲的明軍步兵。

換句話說，這就是多線作戰之下的惡性循環。大明崇禎朝廷統治了十七年，遼東有后金（清）政權，關內則有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連年不絕的戰爭沉重打擊了崇禎朝廷的政權組織度以及大明朝那已經千瘡百孔的財政，最終在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在全國的統治宣告崩潰。

清代玉璧。

崇禎朝廷能崩潰，繼承起爛攤子的順治朝廷也不會突然開竅，想到什么兩全其美的法子，既能征收到足夠的糧食和銀子，又能緩和日益尖銳的矛盾，再加上明末清初某些人盡皆知的問題，順治朝廷雖然說擁有比崇禎朝廷更強悍的武力，但其沒有理由不重蹈覆轍。

頭裹紅巾的明軍步兵。

可問題在于如果有人出來緩和一下矛盾，開始用一個比較正常的思路去運營清朝統治區內的原明朝的地方政府；布政司、巡撫、府、州、縣，那對于南明政權來說，問題就要來了。

明軍步兵。

在兩個大一統封建王朝之間的亂世中，一些體量相對較小的割據政權如果不想讓自己的滅亡成為時間問題，那就只有主動出擊，就比如三國時期的蜀漢政權是三國之中體量最小，可用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最少的一個，所以說諸葛亮和姜維很清楚，蜀漢如果想存活下去，那就必須盡可能地主動對曹魏政權的控制區進行擴張，一方面獲得更多的資源，一方面也削弱敵人的實力。

明軍步兵。

南明政權也是如此，但是組織度更加混亂的南明政權如果想向清統治區擴張，那就必須在清朝統治區相當糜爛的情況之下加快時間奪回更多的城市，奪回更多的土地。正如上文所說，如果真的有人開始用心運營這些曾經的明朝地方政府機構，那南明政權的希望也就十分渺茫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南明王朝并不是倒在清軍的鐵蹄之下，而是毀于那些曾經效忠于自己的“名臣”和“英才”們之手。

清軍步兵。

就比如洪承疇。雖然說洪承疇洪大人在南京的時候被忠臣義士們多次貼臉開大，導致顏面無存，但是王之仁、夏完淳、黃道周們還是沒有辦法想到，這個在他們犀利言辭之下語塞的老頭會給自己效忠的朝廷帶來多大的危害。

當然了這里的“危害”是指南明政權統治階層本身而言。

玉器。

1653年5月，洪承疇就任清朝的五省經略，總督對南明政權的戰事。此時洪承疇對面的敵人是夔東十三家的南明軍頭和永歷政權的三位頂梁柱。

玉器。

洪承疇在幾個月之后說了一下前線的形勢：湖南的辰州、沅州、靖州被永歷政權的正規軍占據，寶慶府城的新化縣、城步縣雖然理論上聽命于清朝，但是形勢還是比較危急的。湖南永州府管轄的地界、桂東縣城、桂陽縣城以及江西的袁州吉安等地地形復雜，形勢也更加復雜，常德、衡州、澧州、長沙這四個府城管轄的區域事實上也不穩定。

明代的軍刀。

再說湖北，表面上看湖北被清朝控制了，但實際上遠遠沒有到實際控制的地步。漢陽、黃州、安陸、德安四府形勢相對穩定，鄖陽之房縣、保康、竹山、竹溪四縣轄境地勢復雜，郝永忠、袁宗第、劉體純等原先的大順軍將領占據山寨，堅持抗清，就比如羊角寨。鄖縣、鄖西、上津三縣轄境也遭到明軍水師的襲擾；襄陽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縣轄境有李來亨、馬守應、黨守素、塔天寶等南明軍隊活動，荊州府的歸州和巴東、興山、長陽三縣轄境有王光泰、王昌部明軍以及姚黃十三家軍活動。四川夔州府城轄境有南明將領譚詣為首的“三譚”勢力，其活動范圍包括彝陵、鄂都、遠安、松滋、枝江這五州縣地方。

明代的鋼劍。

咱們可以翻開地圖來看一看，不難發現清廷在湖廣真的能穩定控制的地區也就只有東北部，像湖北的其他城市雖然理論上在清朝的控制之下，但事實上仍是拉鋸狀態，或者是清廷只控制著城墻內的人口和土地。清朝的駐軍雖然戰斗力遠比明軍強，但是人數少，而且駐扎點過于分散。

明代的瓷器。

所以洪承疇給出的第一個解決方案就是牢牢把控住長沙這個戰略要地，并且將湖廣提督（之前兼任武昌總兵）柯永盛所統轄的5000綠旗漢軍的駐地調到長沙來，由洪承疇這個經略大臣親自統率“臣與督臣祖澤遠會商，長沙系湖南、北總會之區，衡、永、辰、常、寶慶必由之路，即可以接云貴，又可以達廣西，武昌藉以為屏藩，江右倚以為保障，臣必往來駐扎其間，始可四應調度，相機進取”而湖廣提督柯永盛則帶著剩余的人馬將防區西移到鄖、襄一線壓制此地的明軍。除此之外洪承疇還“多方設法，無中生有，始將職經略右標總兵及益陽、祁陽新添鎮兵，請旨選調補用”但是兵力很明顯還是不夠用的，而此時湖南的一些軍隊又進入到廣西和南明軍隊作戰，這就讓本來就不夠用的兵力，愈發捉襟見肘。

明代的火器。

洪承疇的方案是“為今日計，必得職前議湖南、湖北、廣西增設官兵俱行齊集，營伍成立，士馬養銳，至來歲秋冬之交，方可議興進剿之師”換句話說就是增兵是必然的，把其他省份的軍隊都往湖南調，那也不現實，所以目前，洪承疇所能做的也只有穩定戰線。

明代的火器。

那怎么穩定戰線呢？首先，咱們看之前那些有關清廷在湖廣催收軍餉糧食的史料就可以知道，湖廣作為明末農民戰爭以及1645年之后明清戰爭的重要戰場，實際上已經是破敗不堪了。所以洪承疇要做的就是穩定人心，同時組織生產“職兩年以來，會同湖廣、廣西督撫諸臣，同心合力，倡率司道府州縣，宣布朝廷厚德，廣示招徠，開墾田畝。申約提督鎮將，嚴明紀律，實加鈐束。督撫臣又嚴催司道輸餉運糧，接濟兵食。地方稍得改觀，人心漸有固志”。

銀錠。

同時撤掉那些不稱職的地方文官武將，比如彈劾鄖襄總兵張士元。洪承疇稱自己進入湖廣之后，并未聽聞張士元“如何練兵，如何剿賊”鄖、襄一帶“履報賊情”明軍甚至直接“搶至（鄖陽府城）城外叫罵”而張士元本人還自稱自己得病了，不僅得病了還“痼病垂危，調理萬難痊愈”。洪承疇責問之，如果真的得病了為什么不早說呢？等到上峰問責了，這才說自己得病了。不僅如此，洪承疇還說此人不養兵馬，只知娛樂，明軍打到城外叫罵，都不敢開城迎戰。

最后的處理結果就是“張士元養寇貽害，著解任”。

天津博物館館藏白玉麒麟紋玉帶板。

洪承疇又在有關湖廣藩司官員（承宣布政使司）的選拔事宜上這么說到“惟是湖廣寇亂已經多年，大兵征剿不止一次，民人之轉運極苦，外省之協濟甚艱，今日急務，首在收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征解無所耗之費，供應免驛騷之苦，然后民可休息，民既休息，而大兵糧草需用緊急，勢必官收、官運使備辦充裕，起解如期，然后糧前可以不缺”于是他推薦了江西按察司的李長春。當然這里的重點不在于選誰，而在于洪承疇認為這時清廷在湖廣地區的要務是穩定人心，而人心之所以不穩在于清廷多次在此用兵，百姓負擔沉重，而如果能靠優秀的人才進行統籌管理，減少運輸所需花費，進而也就減少了百姓的負擔，人心也就到了清朝這一方。

作為體量較小的一方，南明政權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用最短的時間盡可能地從清朝控制區之中奪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使之為己所用，同時也削弱敵方。洪承疇所做的就是穩定人心，減少清廷出兵的花費，組織民眾屯田生產，緩解清朝控制區域內日益尖銳的矛盾。

明代的火器。

這實際上就起到了穩固防線的作用使得南明政權如想進軍，那就變得更加困難，劉文秀進攻常德時，綠營漢軍配合滿洲八旗兵作戰“今本年四五月內，逆賊（劉文秀部明軍）出犯常德，漢兵得隨滿兵以剿賊，寶慶、衡、永鎮將官兵，俱竭心力以堵御”。

這很明顯就比之前清廷地方官那種過分關注軍事，對民政忽視的態度要強得多。而洪承疇不僅在清朝的民政之上貢獻頗多，還為清王朝籌劃了三路進攻滇、黔之役，日后南明政權也就是在這三路進攻之下迅速走向滅亡的，所以清朝的成功建立也離不開這些曾經的大明名臣名將。當然了，這一切都是以南明政權內部的不穩定為基礎，那就是從1652年開始直至1655年，南明一方的孫可望和李定國、劉文秀二人之間的激烈沖突，最后到1657年的兵戈相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