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滅亡的過程中，似乎總有那么一兩個人物扮演著大廈傾倒時最后折斷的那根梁柱。他們或是名滿天下的宰執，如宋之文天祥、元之脫脫；或是披堅執銳的名將，如金之陳和尚、明之孫承宗；而最近借著一部電視劇的熱播，清朝也似乎有了專屬標志性人物，那就是臨終前呢喃著：“我死，大清遂亡！”的愛新覺羅·良弼。

被遺忘的托孤大臣——

良弼先祖的從龍之功

由于與清朝皇帝同姓，因此不免便有人先入為主的認為良弼乃是一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宗室貴胄。但事實上良弼的族譜雖然的確可以追溯到清顯祖塔克世（努爾哈赤的父親），但其后世傳承卻是一波三折、幾起幾落。

根據《愛新覺羅宗譜》記載，良弼家族起源于清顯祖塔克世第五子，清太祖努爾哈赤異母弟——愛新覺羅·巴雅喇。由于巴雅喇的母親早年間曾待努爾哈赤兄弟頗為涼薄，因此努爾哈赤得勢后對巴雅喇的態度也自然遠不如親弟弟舒爾哈齊、雅爾哈齊那么親近。

諷刺的是，巴雅喇雖然一生未得重用，但在其死后，他的幾個兒子卻成了各方勢力爭奪的“香餑餑”。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巴雅喇的次子拜音圖（一作拜尹圖）被任命為了“正黃旗佐管大臣”。

考慮到此時努爾哈赤尸骨未寒、新繼位的皇太極尚未完成自己統領的正白旗、鑲白旗與正黃旗、鑲黃旗的對調，因此負有“佐理國政、審斷獄訟”之權的拜音圖，可以被視為努爾哈赤臨終時為自己所寵愛的兩個幼子——阿濟格、多爾袞所物色的幾位“托孤大臣”之一。

當然，以努爾哈赤的政治手腕，自然不可能為自己寵愛的三個幼子僅安排拜音圖這樣一位“托孤大臣”，在正黃旗中還有自幼便跟隨努爾哈赤南征北戰的冷格里、納穆泰兩兄弟，而在多鐸所領的鑲黃旗中則有努爾哈赤的外甥兼女婿郭絡羅·達爾漢、宿將瓜爾佳·伊遜等人。

可以說，正是努爾哈赤臨終前的這些布置，最終保護了自己與烏拉那拉·阿巴亥所生的三個兒子，令其可以平穩渡過皇太極執政時期的一系列政治漩渦，并在長大后成為獨當一面的領軍大將。而拜音圖及其弟鞏阿岱、錫翰也在冷格里、納穆泰等宿將先后故去后，成為清王朝中的實權將領。

清崇德八年（明崇禎十六年，1643）皇太極死后，拜音圖、鞏阿岱更成了攝政王多爾袞的左膀右臂。跟隨阿濟格和多鐸參與了打擊李自成所部農民起義軍及掃蕩南明的諸多戰事。順治六年（1649），拜音圖因戰功而被加封為了“多羅貝勒”，其弟鞏阿岱、錫翰亦加封為“貝子”。甚至在順治八年（1651）多爾袞死后，鞏阿岱一度與索尼、鰲拜同為“議政大臣”，也算是躋身了核心決策圈。

但是，多爾袞生前的獨斷專行，早已引發了八旗內部的集體仇視，作為其生前親信的鞏阿岱很快便成為被清算的對象，與其弟錫翰一同以“黨附之罪”于順治九年（1652）被殺，其兄拜音圖也因此事而受到牽連，被削去爵位后幽禁至死，而巴雅喇一脈的愛新覺羅氏子孫也因此被一度廢黜宗室資格，直至嘉慶四年（1799）才得以被恢復了宗籍，但也不能以塔克世直系子孫的身份佩戴“黃帶子”，只能以“小宗”的身份佩戴“紅帶子”。

鴉片戰爭的背鍋俠——

良弼的直系祖先伊布里的尷尬境遇

巴雅喇一脈之所以能在一百多年后重新恢復了宗室身份，很大程度要感謝“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一方面因為這位“十全老人”是個“軍迷”，對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等先人的戰功頗為神往，所以在其執政時期陸續為其平反，巴雅喇子孫所謂的“黨附之罪”自然也就無從提及了。另一方面，由于“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的大力整肅，清朝直系宗室在雍正年間已日漸凋零，為了維護滿蒙貴族的統治，乾隆帝及其繼任者們也不得不通過恢復名譽和爵位的方式，來壯大宗室的力量。

巴雅喇一脈的子孫，鞏阿岱的六世孫——愛新覺羅·伊里布，好不容易在家族恢復宗室身份的兩年后考中了進士，卻也要從基層干起。先后歷任了“云南府南關通判”“澄江知府”后，才在先后兩任“云貴總督”伯麟、慶保的舉薦下，離開了邊陲之地，開始在安徽、山西、浙江、湖北等地任職。

道光十九年（1839），已然63歲的伊里布終于頂著“協辦大學士”的頭銜調任了“兩江總督”。然而他的仕途登頂之路很快便被鴉片戰爭的烽火所打斷。

客觀的說，伊里布出于個人利益和名望考慮，起初也曾在浙江等地組織過一些抗英活動，并為了收復定海，謀劃了一個粵、閩、浙、蘇四省水師會剿英夷的方略。然而，隨著英軍艦隊逼近天津，道光皇帝的首鼠兩端，令老于官場的伊里布很快便放棄了最初銳意進取的姿態，轉而選擇了與英軍圍繞定海展開了一系列的交涉。

然而，伊里布的停戰舉動，極不得人心，很快成為同官們的眾矢之的。加之，其為了盡快通過外交途徑收復定海，私自釋放了部分英軍戰俘，更加劇了道光皇帝的不滿，對其下達了“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準開復，以觀后效”的處分。

道光二十一年（1841），隨著接替林則徐出任“兩廣總督”的琦善因擅自與英國議訂了《穿鼻草約》，而被“革職鎖拿，查抄家產”，此前與英國方面有過接觸的伊里布也跟著倒了霉，被革職后后判了一個“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以示懲儆”的處分。

諷刺的是，伊里布剛剛被一擼到底，清政府便在連戰連敗之下，不得不重啟與英國的議和。而由于英方指明要伊里布參與和談，這位老臣又被拉了出來，先是“發至浙江軍營效力”，隨后又被道光皇帝賞了“七品銜”。

此后，隨著英軍的不斷攻城掠地，伊里布的政治行情竟不斷看漲。后來還跟隨耆英等人代表清朝政府同英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

隨著《南京條約》的正式簽署，伊里布也從罪人重新被定義為外交干才，以“欽差大臣、廣州將軍”的身份，奔赴廣東辦理“中英交涉事宜”去了。只是，面對英國方面的步步緊逼以及廣東各地的反英聲浪，伊里布全然招架不住，竟在到任后不久便病故了。

道光帝聽聞此事之后，或許是感動于伊里布幾年來的不容易，給予了“太子太保銜”和“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的追贈，算是在政治上為其平了反。只是這些政治殊榮并非可以世襲的爵位，伊里布死后，其后代子孫大多泯然眾人矣，直至那個叫良弼的少年出現，這個家族才又重新回到了歷史的聚光燈下。

孤獨少年的留學之旅——

良弼的早年經歷

良弼的身世其實頗為離奇，雖然《清史稿》中稱其為“（協辦）大學士伊里布孫”，但由于年齡相差懸殊，因此有學者認為良弼可能是伊里布的玄孫。只是無論如何似乎都無法解釋《愛新覺羅宗譜》所載的伊里布后代中并沒有良弼名字的事實。因此筆者斗膽猜測，良弼很可能是伊里布某個兒子的庶出子，而這一點也恰好與其“早年喪父事母、生活貧苦”的記載相吻合。

由于出身卑微，良弼只能刻苦讀書。光緒二十四年（1898），21歲的他考入京師同文館的東文館，攻讀日語專業。此時恰逢甲午戰敗后清政府以日本為師，意圖變法圖強，良弼得以于次年留學日本，并在1901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

然而，良弼抵達日本之時，“戊戌變法”已宣告失敗，清政府在八國聯軍所發動的侵華戰爭中的種種拙劣表現，更令舉國上下對其失望透頂。一時間，在中國的日本留學生中迅速分化為了“革命派”“維新派”和“保皇派”，并彼此相互攻訐。而良弼作為愛新覺羅氏的子孫，不可避免的遭到了“革命派”的仇視。

由楊度等湖南留日學生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東京創辦的《游學譯編》中，曾記錄的這樣一段有趣的爭執：

“歲首元旦大會演說有語侵（冒犯）滿洲者，滿洲之警察學生歸商（議）之，良弼滿洲人曰，無妨也，以一頂子且每日五十兩銀子給伊等者，彼又將為我之奴隸。”

這個段子聯系到留學早稻田大學的“正藍旗子弟”穆儒丐在小說《徐生自傳》中“南邊學生，看見我們還是仇人一般的看待。甚至教習沒上堂，便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許多什么殺卻滿奴、直搗‘黃龍’的話”來看，當時日本留學生中的滿漢矛盾雖然尖銳，但大致也不過是打嘴仗而已。而良弼的言論之所以令這些反滿的革命派“破防”，無非是自八旗入關以來，清政府一直都是如此做的，且效果顯著。

當然，彼時只是一個普通留學生的良弼手中并沒有“頂子”和“銀子”，他與其他留學生的交往大多還是以誠相待的。如其與同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的吳祿貞雖然常常因為理念不合而爭得面紅耳赤，但最終還是良弼先讓一步，表示：

“吾二人，爾汝如兄弟，如攜手練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

除了吳祿貞外，良弼的另一位好友是來自江蘇無錫的廉泉。如果說吳祿貞是日后以武裝起義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新軍代表人物的話，那么廉泉便是清末在各種政治風潮中左右逢源的維新士大夫的寫照。廉泉于光緒二十年（1894）中舉，進京趕考之際恰逢“公車上書”，便參與其中。

有趣的是，廉泉并未因此而被清政府打入另冊，反倒被慈禧的近臣——葉赫那拉·懷塔布所招攬，輕松入仕，并一度由“戶部主事”薦升為了“戶部郎中”。不過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懷塔布死后，廉泉的思想開始轉向“革命派”，其妻子吳芝瑛更與秋瑾成了閨中好友。

與“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有些私交的廉泉，是否對良弼的仕途有所助力，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1903年良弼與日軍軍官城倉通郎研究歐洲各國參謀部運作模式、共同編撰的《參謀要略》在東京兵事雜志社出版，他的名字已然“上達天聽”。

在清政府任命的“日本留學生總監督”汪大燮為這本《參謀要略》所作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良弼君以天潢華胄，勵志繩武，欲大造于我邦家。己亥秋奮袂游日本學陸軍，于茲五年矣。”

顯然，清政府是有意利用良弼的宗室身份，將其打造成新生代“忠君愛國”代表。

有這本區區80頁的《參謀要略》打底，配合上“皇室貴胄”的人設，良弼歸國之后的政治行情自然也是連年看漲：1904年升練兵處軍學司監督、1905年三月補軍學司副使、八月調充陸軍第八標統帶官、1906年四月回任軍學司副使。1907年八月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1908年十二月授禁衛軍第一協統領。

被擴大的死亡——

良弼的政治短板及其悲劇人生

此時的良弼雖與載澤、端方、鐵良、恩銘并稱為“滿人五虎”，但其政治影響力卻遠遜于其他四人。畢竟，載澤曾任“度支部尚書”“籌辦海軍事務大臣”“纂擬憲法大臣”，乃是“皇族內閣”中有實無名的首相。端方久歷官場，當過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正因為自認位高權重，端方才敢頂著“川漢鐵路、粵漢鐵路督辦”的名義，于1911年率軍入川鎮壓保路運動。恩銘雖然只當到了安徽巡撫，便倒在了革命黨人徐錫麟的槍下，卻是晚清政府中少數符合儒家思想中“宰相起于州郡”的干吏。

與上述三位相比，良弼的定位便非常尷尬了。他回國之初一度被“陸軍大臣”鐵良以為心腹參謀，但由于鐵良始終未能真正掌握“北洋六鎮”的兵權，良弼在軍中自然也沒什么發言權。一方面，留學日本的經歷令其對北洋軍中的種種陋習頗為不滿，但另一方面缺乏在北洋軍中擔任基層軍官的經歷，也令其對很多問題本就無從置喙。

光緒三十四年（1908），隨著慈禧太后、光緒帝的先后去世。清政府內部迎來了新一輪的政治爭斗，由于鐵良勸說隆裕太后訓政、企圖排擠攝政王載灃。而被罷免其禁衛軍訓練大臣之職。良弼無奈之下只能另尋靠山，投靠了同為宗室的愛新覺羅·載濤。

載濤曾留學法國索米騎兵學校，與良弼可謂意氣相投。但兩人意圖以先進的武器打造一支強大的皇室禁衛軍的設想，對于當時已然貧弱不堪的清政府而言卻實在是無從實現。于是乎，宣統二年（1910）二月，載濤便被以赴日、美、英、法、德、意、奧、俄八國考察陸軍的名義外發出國去了；3個月后直接被任命為了英國專使。直至5月載濤才被召回再度出任軍咨大臣并掌管禁衛軍，但此時距離辛亥革命爆發已經僅有5個月的時間了。

1911年10月10日，隨著武昌城頭的槍聲，清王朝的喪鐘正式敲響。起初，良弼還頗為自信的表示：

“北兵南下，人心大定，匪不進撲江西蔓延四出，坐守武昌致同窮寇。現已飭重兵進駐岳州，禁米入湖北境，寇可饑而殺也。”

甚至還頗為惋惜的表達了自己不能親自帶領禁衛軍去掃蕩殘敵的遺憾：

“禁軍首先請赴前敵，未蒙朝議允許。禁軍去可少害百姓也。各國外交亦堅留禁軍，否則非添兵護館不可。到處牽掣，殊為扼腕。”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陸軍大臣蔭昌率部南下鎮壓起義，卻因為難以控制和指揮北洋軍隊導致作戰不利，起義的烈火迅速蔓延，湖南、陜西、山西、江西等相繼獨立。而當前線清軍節節敗退之際，隆裕太后要求載濤領兵出征，但載濤卻大言不慚的回答道：“奴才練過兵，沒打過仗。”不過，載濤這句話還是太高估自己了，他幾曾真正練過兵，恰如良弼也不曾真正指揮過作戰一樣。

1912年1月12日，在形勢已然岌岌可危之下，良弼仍試圖與溥偉、鐵良等組織“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反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遜位；主張罷黜袁世凱，組建“戰時皇族內閣”，由鐵良任總司令，組織忠于清室的軍隊與革命軍決戰。

然而，此時的清政府早已人心喪盡，1月26日，良弼從肅王府回到紅羅廠街的家時遇到同盟會員彭家珍的投彈炸傷。據27、29兩日看望良弼的常順回憶，良弼的狀況穩定，29日的上午“見其精神較前為佳”。因此世人懷疑良弼被毒殺。而《清史稿》中也稱：

“（良弼）及遇刺，醫初謂可療，忽有進以酒者，遂死。”

良弼一生并無高官厚祿，因此身后留下的3個女兒全賴好友廉泉扶助。時代的奇特在于，反清志士秋瑾死后，也是廉泉幫忙出資修造了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