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熱播的《長安的荔枝》，你們看了沒？

圖/《長安的荔枝》官方微博

看過原著的朋友應該知道，電視劇的改編較大，新增了岳云鵬飾演的角色鄭平安，是部典型的“雙男主”劇。這個角色出場即是平康坊第一陪酒侍郎，每日混跡酒桌陪酒陪笑，看似圓滑世故，實則隱忍正直，背負常人難以理解的辛酸和無奈。

鄭平安的“鄭”，是滎陽鄭氏之“鄭”。在唐代，“五姓七望”是頂級門閥世家的代稱，包括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唐朝詭事錄》中的盧凌風）、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這些家族的各路勢力和人脈，可以說是當時社會金字塔尖般的存在。

劇中設定鄭氏一族因鄭平安父輩得罪右相，被開除宗族。鄭平安為了查明父親死因，恢復族籍，重振鄭氏，決定替左相辦事，奮力一搏。

那么，唐代歷史上滎陽鄭氏一族究竟是什么情況？讓我們從謝思煒等著《唐代滎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一書中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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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人的出身和社會關系是由三方面來定位的：家世、婚姻、交游。

其中家世本身又包括父系、母系雙方。在舊門閥制度下，婚姻是門第的直接體現。在門閥仍極受推崇的唐代，如學者所概括的：“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所不齒。”一個士人的社會身分和名望，不僅與他的父系家族有關，而且與他的母系家族、尤其與他的婚姻對象及其家族有關。這部分關系的重要性遠勝于其他師友同僚等交游關系。

然而，傳統的譜牒氏族之學，包括《姓纂》、《新表》等文獻，都只記錄男性世系，既不包含家族中的女性，也不記錄婚姻情況。家族的這一部分材料分散載于史傳、碑志等文獻，極不完整。由于上世紀新見唐代墓志大量出現，我們才得以見到有關家庭關系另一半的母系及妻族的大批原始資料，也才有可能在世系考察的同時對人物婚姻關系進行比較全面的調查。

包括滎陽鄭氏在內的“四姓”家族，以婚姻為紐帶，在北朝至唐代的歷史上曾經煊赫一時。據《資治通鑒》齊明帝建武三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正月紀事：

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后宮。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

到唐初，據《貞觀政要》卷七“禮樂”載：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仆射房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

又李肇《唐國史補》卷上載：

四姓惟鄭氏不離滎陽，有“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家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可見“四姓”之說，一為崔、盧、鄭、王，一為崔、盧、李、鄭，后說至少到唐初已取代前說。但無論前說后說，都可以同時將另一姓包括進去，因此又有“五姓”之稱。此外，博陵崔氏和趙郡李氏至少在唐前也已被納入其中，“五姓”中的崔氏和李氏于是分為兩望。唐高宗時下禁婚詔，就包括了這七家。《唐會要》卷八三“嫁娶”載：

（顯慶）四年十月十五日詔：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選、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元孫，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為婚姻。

于是又有“七姓”之說。

至于為什么是崔、盧、鄭、王四姓得膺此選，除了魏晉舊族、本朝官爵等因素外，則與備受孝文帝寵遇、“帝亦以其女為夫人”的隴西李沖有關。

李沖之族原為西涼李暠之后，不屬于魏晉舊門，自李沖之父李寶才東遷入魏，在門第上原本遜于“四姓”。李沖為提高其門望，利用結親等手段努力交接、籠絡舊族。“所結姻?，莫非清望”，其主要對象就是崔、盧、鄭、王四家。李沖在定姓族過程中“多所參預，頗抑宋氏”。作為回報，崔、盧、鄭、王四氏因此得以占據高位，成為“衣冠所推”、皇室垂眷的后族。隴西李氏也一躍成為“當世盛門”，“四姓”于是順理成章地擴展為“五姓”。這“五姓”自此獲得與鮮卑“勛臣八姓”相同的與皇室聯姻的特權，女子被納為后妃、王妃，子弟亦尚鮮卑公主。其家族成員則仕途優顯，政治地位進一步上升。

在此過程中，滎陽鄭氏的地位變化尤其富于戲劇性。這個家族雖然在東漢時就出過鄭眾等名臣，并且是雄據鄉里的地方大族，但在鄭羲之前，該族在北魏朝中并無顯宦。鄭羲為中山王傅，歷年不轉，因請假歸，“李沖貴寵，與羲姻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就此實現華麗轉身。也有研究指出，滎陽鄭氏具有深厚的地方勢力，除借助與李沖的姻親關系外，其地位變化與北魏中期政治軍事重心的南移這一深層背景有關。

此后，歷經北魏后期的大動亂和政權分裂、宇文泰取代西魏、北周滅齊等一系列變故，北魏門閥體制不復存在。遠離代土的鮮卑宗室、貴族迅速沒落，新的北鎮武川系軍事貴族興起，并吸附拉攏關隴豪族為其所用。宇文泰推行復古改制，旨在打破原有門閥體制，尤其在選官中取消門閥特權，實現“選無清濁”，更預示門閥制度趨于消滅。隋、唐兩代統治者均出自宇文泰入關后形成的關隴貴族集團，學者并將自宇文泰至唐初、該集團主導政壇所施行的舉措稱之為“關中本位政策”。山東人士在北周滅齊及隨后發生的尉遲迥舉兵反楊事件中，接連遭受嚴重打擊，也因此對關隴形成敵視。隋朝統治者對山東士族尤其是山東高門防范、疑忌的態度，則一直延續到唐初。所以唐太宗每言及崔、盧、李、鄭四姓意有不平，并對七姓十家實行打壓。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雖經統治者一再打壓，且四姓家族自北朝末至唐初確實官宦地位不高，“世代衰微，全無冠蓋”，但其最高門閥的地位并未因此動搖。

貞觀年間，太宗命高士廉主修《氏族志》，初以崔民幹為第一等，太宗頗不滿，下令重修，乃降為第三。貞觀十六年下詔禁賣婚，即針對四姓。至高宗顯慶四年（659）下禁婚令，禁止七姓十家自為婚姻。然而，禁婚令的頒布不過證明了兩點：一是四姓一直固守高門自婚的傳統，借以崇其門第；二是當時競相求婚四姓風氣之盛。在這種情況下，禁婚令只實行了很短一段時間，很快便流為空文，反而被禁婚家用以自炫，借此進一步抬高其身價：“其后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弊云。”

在接連發生隋、唐改朝易代之后，新統治者雖然對此耿耿于懷，但卻無力扭轉這種社會風氣。原因當然也在于山東士族在整體上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和很強的政治經濟實力，統治者不能不盡力擴大其統治的社會基礎，尋求關隴集團與山東、江左士族的合作，在此過程中對具有文化優勢的山東士族雖然又恨又羨，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協，接受山東士族傳統的門閥等第標準。太宗修《氏族志》，不得不將崔民幹列入事實上的第一等，就是證明。隋、唐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后，舊的門閥制度已不復存在，門閥大族也失去原有的政治經濟特權，但門閥貴族的特殊社會地位并沒有隨之消失，門閥族望仍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身分標識。唐人講求門閥的結果，就是極為重視婚姻的選擇。四姓堅持相互通婚以自高其門，他姓則競相求婚四姓，在這種社會風氣下于是得以延續。禁婚令反而在其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結尾——

正文內容選自《唐代滎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引論篇，如果想要詳細了解鄭氏家族的婚姻仕宦關系，可以繼續深入閱讀。

唐代滎陽鄭氏家族：世系與婚姻關系考

謝思煒、王昕、燕雪平 著

2019年8月出版

58.00元

978-7-5325-9307-1

本書研究范圍為鄭溫之后各房支，由于中祖鄭恬、隴西鄭濤之后不顯，所以主要為北祖鄭曄、南祖鄭簡二房。共輯得與鄭氏人物有關的碑志材料365件。盡可能完善地恢復唐代滎陽鄭氏各房支的世系，充分討論其婚姻仕宦情況。

此外利用了《舊唐書》本傳9篇，《新唐書》本傳13篇、合傳中4人；還有《唐才子傳》52人，《全唐文》小傳63人，《全唐詩》小傳42人，《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20人，《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95人。

整理/排版：戴亞伶

（來源：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