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家譜是一種特殊文獻，其形成發展的歷史很悠久。家譜的史料價值，也很早被人發現。近代有學者撰文討論家譜。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學界對家譜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步入深度發展時期，有分量的論著不斷問世，專門的學術團體和機構相繼成立。美國哈佛大學柯立夫教授所藏扎魯特右翼旗兩幅家譜恰好在家譜文獻日益受到關注的時代始為人所知，1999年中央民族大學達力扎布教授首次對其進行介紹。時隔20年后的2018年，筆者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有幸親臨現場，目睹兩幅家譜的“廬山真面目”。慶幸的是，藏書室的管理者允許筆者拍攝這兩幅家譜，使得筆者能夠對該家譜進行初步整理和研究。

家譜記載的是同宗共祖血緣集團世系人物和事跡，以記載父系家族世系、人物為中心，有家譜、宗譜、家乘等名稱。在皇朝時代，皇帝的家譜被稱作玉牒。家譜又被統稱為譜牒。家譜在中國王朝歷史上的出現，有它的實用價值。“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家族寫家譜，以家族世系為脈絡，把族眾貫串起來，注明他們之間的血緣關系。官方則修簿狀，用人和世族出仕，必以簿狀作依據。而門第間的婚姻，也要以家譜、簿狀作證明。家譜成為個人和家族政治地位、社會身份、門第高卑的標識。隋唐之后，科舉考試的推行，世家的衰落，使家譜政治、身份用途大為縮減。隨著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家譜成為宗族內部統一思想、指導集體行動的工具。馮爾康先生在他的《清史史料學》中寫道：“唐以前譜牒由政府興修，宋以降，除了皇家的玉牒，均為私家著述。清人修譜雖屬私家之事，但清朝政府從皇帝到各級官吏都加以提倡。”

遠古的北方游牧民族，以口述形式流傳自己的歷史，貴族的譜系當然是其中心。“父權制貴族的家族是建立在嚴格的父系系譜之上的。”早在尚未創作文字之前，蒙古人就具有口頭歷史創作和流傳的傳統。拉施特寫道，“有許多支系與部落是阿闌-豁阿的后裔……全都有清晰的系譜（?a?areh），因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譜、教導出生的每一個孩子［知道］系譜（nasab）的習慣”，“除蒙古人外，任何別的部落都沒有這個習慣”。《元朝秘史》中成吉思汗之前的大部分內容，就是根據關于成吉思汗先祖的傳說和歷史而寫成的，這些傳說和歷史以口述形式流傳至12世紀。亦鄰真先生在他著名的《元朝秘史》畏吾體復原本中寫道：“《秘史》這部書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它首先是一部史書，寫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譜系和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跡……《秘史》最初的部分，應當有孛兒帖赤那以來的22代祖譜，應當有成吉思汗的活動。大部分材料來自耆老們的口述。”關于成吉思汗22代祖先以來的世系，亦鄰真先生指出：“當然，這里包括了不足置信的傳說和附會。然而這種附會本身就說明草原貴族何等重視父系系譜：寧可偽造上去，也要使先祖先宗維丕維顯。……父系世系和輩分的嚴格劃分，有利于鞏固父家長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權力。”

自從13世紀編纂《元朝秘史》以后，直到17世紀，“人們看不到蒙古文寫成的歷史著作。16世紀后半葉，藏傳佛教再傳入蒙古，對蒙古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結果，蒙古人開始用蒙古文編纂很多蒙古史著作”。17世紀，貴族出身的蒙古族文人們“急切地要寫下自己民族的歷史，讓子孫后代了解并記住蒙古人高貴的血統、源遠流長的歷史和曾經有過的輝煌業績”，蒙古文史書紛紛問世。這些史書，“既有編年史，又有個人傳記”，其中以編年史居多，以蒙古汗統史為主線，伴以佛教傳播史，“形成了自《元朝秘史》以來的第二個創作高峰”。

一、清朝制度與蒙旗貴族譜系

17世紀前半葉，清朝將南蒙古各部統一于版圖之中，并根據蒙古各部大小首領原有身份、地位、屬眾的多寡以及對清朝統一事業的貢獻，分封爵位，采取聯姻措施，以表彰戰功和加固貴族聯盟。清朝較早建立和完善蒙古王公等級制度，對身份顯赫、戰功卓著的蒙古各部首領，分封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等六等爵位，對小貴族則授予臺吉（tayi?i）、塔布囊（tabunang）稱號。有清一代，凡是蒙古貴族受封的爵位，若無特殊原因，基本世襲罔替。蒙古貴族通過同清朝皇室的聯盟關系，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得到許多特權，不僅保住了昔日擁有的權勢，還得到了新的榮譽和利益。

清朝對蒙古各部貴族采取優待、聯盟政策，對蒙古地方實行特殊的盟旗制度。盟，蒙古語作齊固拉甘（?iγulγan），北元蒙古地方就有會盟傳統，遇重要事情，蒙古各部會采取會盟的形式，協商解決辦法。入清以后，在清王朝統一行政體制之中，會盟逐漸成為慣例，南蒙古設有6盟，分管各旗，擇蒙古王公高威望者擔任盟長，形成無固定辦公場所的地方一級行政辦事機構。旗，蒙古語作胡碩（qosiγu），從愛新國（后金）天命年間始在歸附的蒙古各部中編佐設旗，至康熙初年設旗49個，分屬6盟。在清王朝國家行政體制中，旗是蒙古地區基本的行政、軍事單位，旗地則是清朝皇帝賜給蒙旗各級王公封建主的世襲領地。一旗之長，稱作扎薩克（?asaγ），由旗內王公貴族擔任，和其王公爵位一同世襲。

隨著王公制度、盟旗制度的形成和完善，蒙古貴族譜系的整理繕寫以及系統化工作成為必要事項。乾隆登基不久即下達命令，要求上報全部蒙古貴族的家譜和家世冊子。

乾隆二年奉旨：蒙古王、札薩克等家譜履歷，朕皆未甚明晰。爾院將當初襲封根源，酌量各旗部落，繕修家譜奏聞。欽此。遵旨議奏：蒙古王札薩克等，原系太祖、太宗時輸誠向化，率屬歸附，各論其所著勞績，封為王、貝勒、貝子、公、一等臺吉，編設旗分佐領。其科爾沁等十旗之王、臺吉，在圣祖時，因皆系太皇太后、皇太后姻戚，曾將世次具奏有案，今重加考訂，造冊奏聞外，其余五會札薩克等，應俟造冊送院，再行辦理，并行令外藩之喀爾喀、青海、厄魯特等，一并核明錫封根源，襲爵世次，造冊送院。奉旨：蒙古王等家譜，嗣后五年繕錄進呈，換出舊冊。十年奉旨：蒙古王等家譜，原定五年一修，今將留內收貯者撤出，應改修者改入。嗣后著十年具奏一修。

蒙旗王公貴族家譜的修訂工作在乾隆年間自上而下強力推行，成為盟旗行政的一項要事，由扎薩克衙門負責完成。不難發現，這與馮爾康先生所說清朝家譜為“私家之事”之說顯然不符，在外藩蒙旗，扎薩克家族的家譜及其每隔10年的修訂，不僅是全旗內的大事情，而且更是中央政府管理蒙旗事務、管控盟旗貴族的重要依據之一。馮先生對旗人家譜修訂有概括性論斷，“旗人襲爵、出仕需要有官方承認的家譜作證明，所以旗人在官府倡導下，修譜甚多”，這里盡管仍未涉及蒙旗家譜，但也證明了旗人家譜的半官方性質。

18世紀中葉開始，蒙旗每隔10年根據扎薩克家譜底稿加以增補修訂，把新修家譜上報理藩院后，按“將留內收貯者撤出，應改修者改入”的規定，以新換舊，新的存入，舊的撤出。按此估計，當時存于理藩院的各旗扎薩克家譜，其數量應當是固定的。而被置換下來的舊家譜，其數每10年增一倍，總數應該相當龐大。舊家譜是否當即銷毀，或者退還蒙旗，還不得而知。

從目前所了解的情況來看，流傳至今并能查閱的清代以來的內扎薩克蒙旗家譜，存世有210幅左右或更多。日本蒙古史學者森川哲雄教授認為：“現在所傳家譜幾乎都是19世紀末以后的，并不是舊譜。另外，該家譜最先記載的人物也是達延汗的子輩，好像沒有記載之前的系譜者。”這是相當精確的概括。現存蒙旗家譜，或是某一旗扎薩克家族的，或是旗內某一支臺吉家族的，極少數則是平民家族的。《中國蒙古文古籍總目》所收193幅家譜中有135幅為伊克昭盟各旗家譜，幾近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余四分之一為其他蒙旗家譜。在經歷天災人禍之后，清代蒙旗家譜流傳至今的已經為數不多。僅僅伊克昭一盟各旗能夠流傳下來百余份家譜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其他蒙旗一定有過為數不少的各類家譜，但是它們大部分已經散失或被毀而未能流傳下來，我們已不得而見。這一情況，很大程度上也與清代蒙旗其他各類檔案的留存和保管情況及其數量成正比。

二、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多羅達爾漢貝勒家譜的規格

達力扎布教授在《〈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貝勒家譜〉評介》一文中寫道：“柯立甫先生收藏的兩幅蒙古文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家譜，分別是扎魯特右翼旗貝勒桑巴家譜和扎魯特右翼旗多布柴家譜。這是同一家族先后修撰的兩幅家譜。桑巴為扎魯特右翼旗第十二任扎薩克（未記入色本一世），清同治七年（1868）襲封扎薩克多羅達爾漢貝勒，于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卒。多布柴（《清史稿》作多木柴）是該旗第十三任扎薩克，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襲職。這兩幅家譜分別修撰于這兩個扎薩克任內。兩譜之間相隔20年。兩幅家譜都蓋有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印，因此，都是上交理藩院的家譜。”

2018年8月，筆者得到柯立夫教授藏書室管理者的允許和協助，在該藏書室隔壁的儲藏室地板上得以平鋪展開家譜，對其進行測量和局部拍攝。下文稱桑巴時期的家譜為第一幅家譜，稱多布柴時期的家譜為第二幅家譜，并對其加以介紹。

第一幅家譜在左上方開頭用蒙古文書寫，其拉丁文轉寫是“?arud-un baraγun γarun ?asaγ t?r?-yin darqan beyile qoyar ?erge nemegsen sangba-yin qosiγun-u gerün üy-e-yin bi?imel”，即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多羅達爾漢貝勒加二級桑巴旗家譜，末端署日期“光緒十一年十月一日”。

譜寬1.51米，長23.82米，折疊層數為55層。

第二幅家譜同樣在左上方開頭用蒙古文書寫，其拉丁文轉寫是“?arud-un baraγun γarun ?asaγ t?r?-yin darqan beyile dobo?ai-yin qo?iγun-u gerün üy-e-yin bi?imel”，即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多羅達爾漢貝勒多布柴旗家譜，末端署日期“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譜寬1.37米，長26.78米，折疊層數為61層。

兩幅家譜用紙相同，以白色棉紙拼貼作成，紙色發黃。制作方法也相同，譜心從上而下往兩邊拓展，用蒙古文書寫，譜末署撰修年月。譜面上多處蓋印章，印章為滿文、蒙古文合璧的“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之印”。

筆者對第二幅家譜人名進行了統計，知其記人4509名，包括設旗前的諸臺吉，以及設旗后去世、在世的貝勒、公、臺吉、未承襲爵位者以及度牒喇嘛。除了喇嘛，當時在世的人名用朱筆書寫，以區別逝者。

與目前所了解的其他蒙古貴族家譜相比，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多羅達爾漢貝勒家譜的規格之大、所記人名之多，似乎與其相媲美者尚不多見。關于兩幅家譜的規格，達力扎布教授將其與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檔案館所保存的清代喀喇沁左翼旗扎薩克《喀喇沁杜稜固英家譜》進行比較，他認為，喀喇沁左翼旗扎薩克貝勒家譜長8.0米，寬1.8米，與此譜相比小很多。除了《喀喇沁杜稜固英家譜》，近年也陸續問世幾部蒙古王公貴族家譜，如《成吉思汗后裔——鄂爾多斯左翼后旗臺吉家譜圖》，其編者介紹道，鄂爾多斯左翼后旗（達拉特旗）紅翎臺吉家譜圖是包括達延汗至達拉特旗王爺康達道爾基共20代2000多名臺吉的家譜，“是鄂爾多斯市檔案館現存單幅面積最大的歷史檔案，也是內蒙古單幅面積最大的家譜檔案，其面積為24.94平方米，長7.23米、寬3.45米”。再如出版于2016年的《科爾沁右翼前后旗王公家譜》，該書收錄清、民國時期科爾沁右翼前、后二旗的6種家譜，據其序言介紹，《科爾沁扎薩克鎮國公諸臺吉世系譜》（原書整理者將其譯為《科爾沁鎮國公臺吉等的歷史》）記1179人。前一個家譜根據家譜幅面，被認定為內蒙古自治區“最大的家譜檔案”，如果用相同的辦法計算大小，扎魯特右翼旗兩幅家譜均大于這個家譜。《科爾沁扎薩克鎮國公諸臺吉世系譜》共記1179人，該數據與扎魯特右翼旗第二幅家譜所載4500余人相比，其差距也是顯而易見的。

三、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與脫第都剌兒

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貝勒，無疑是這兩幅家譜的頭號主角，他與扎薩克貝勒同祖同源的其他家族的男丁構成了家譜的全部內容。展開家譜，這一龐大家族的祖先、分支、延續或斷代，一目了然，清晰可見。

在家譜的譜首正中自上而下寫道“batum?ngke dayan qaγan-u arban nigen k?begün al?ubolod a?a qurqu?i qasar noyan a?a ubasi üi?ing a?a doboqu mergen noyan”，即巴圖孟克達延汗十一子阿兒楚孛羅，其子虎剌虎赤哈撒兒諾顏，其子烏巴什衛征，其子朵布和墨爾根諾顏。這幾位人物便是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家族在達延汗之后的祖先。

阿兒楚孛羅是達延汗第五子，其子虎剌虎赤哈撒兒有五子，長子烏巴什衛征統領山南五鄂托克喀爾喀之扎魯特部。入清之后，扎魯特分設左右二旗，烏巴什衛征長子巴音達爾伊爾登（bayandarildeng）、四子脫第都剌兒（todidural）之后人承襲二旗扎薩克，其余子孫構成二旗其他貴族大家庭。以詳記山南五鄂托克喀爾喀歷史著稱的蒙古文文獻《金輪千輻》以及同一時代的官私史書中對此均有記載。在譜首的上述文字左側下方位置分兩行寫著“ubasi üi?ing noyan-u aqamad k?begün bayandar ildeng noyan”“?egün γarun noyad bui”，即“烏巴什衛征長子巴顏達爾伊爾登”“左翼諾顏們”。扎魯特左翼旗扎薩克以及貴族們當然與該譜無關，但是由于二旗扎薩克直接祖先同為烏巴什衛征，因此該家譜在譜首作了簡明交代，其目的很可能是上報理藩院時易于區別，且在旗內上下便于記憶。譜首正中最下方所寫的朵布和墨爾根諾顏當是清代扎魯特右翼旗貴族的重要一支，那么這一支在扎魯特右翼旗貴族中處于何種位置，或者其家族具有怎樣的傳承，只有展開家譜，才能夠準確論斷。

當年達力扎布教授因條件所限沒有鋪開家譜，所以未能看到在“其子多布呼墨爾根諾顏”以下具體指向以及其后代譜系。他在上文所提評介論文中寫道：“多布呼墨爾根諾顏六子，第六子dudai dural（多岱都喇勒），多岱都喇勒第三子sebün darqan baγatur（色本達爾漢巴圖爾）……譜中記多岱都喇勒為多布呼墨爾根諾顏第六子有誤。”根據蒙古文史書《金輪千輻》《恒河之流》和漢文史籍《遼夷略》等史料，達力扎布教授準確地指出：“多岱都喇勒應為多布呼墨爾根諾顏之弟，其第三子是色本達爾漢巴圖爾，扎魯特右旗祖。多岱都喇勒家族是扎魯特右翼的主支。”鋪開家譜之后我們發現，其實家譜記載并沒有出錯，只是多岱都喇勒的名字用小字書寫在距譜首數米之外的右側上方，即便家譜全面鋪開，如果不是一一仔細過目，確實很難看到。經仔細辨認，筆者認為此人名字應為脫第都剌兒（todi dural），而不是多岱都喇勒（dudai dural）。

據第二幅家譜，脫第都剌兒有七子，扎魯特右翼旗首任扎薩克多羅達爾漢貝勒桑噶爾為脫第都剌兒三子色本達爾漢巴圖魯的次子，也就是說他是首任扎薩克的祖父。脫第都剌兒的后代到1905年修第二幅家譜時共記錄3397人，占家譜總人數4509的75.34%，單從這一數據，足以看到清代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家族的人口繁衍狀況。

四、不同文獻所見清前期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貴族及其家族

清代除了像前文探討的扎薩克家族世系譜，在其他文獻中也保存了扎薩克及其家族的信息。接下來，我們再看看相關文獻中記載的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及其家族情況。

（一）清代蒙旗扎薩克貴族相關文獻概況

研究扎薩克家族以及蒙旗王公貴族，可利用的傳世文獻為數眾多，可將其歸類如下。

一是檔案文書，包括蒙古文、滿文、漢文文字檔案。其中蒙古文檔案，就清代內扎薩克6盟49旗而言，留存并不多，且不均衡。據目前所知，各盟當中，卓索圖盟各旗留存檔案數量最多，其次是伊克昭盟各旗檔案，而其他4盟諸旗檔案，或是個別蒙旗檔案系統性存留，或是數量不多且零星存留。這些檔案，大部分收藏于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或者收藏在盟市、旗縣檔案館，哲里木盟十旗、昭烏達盟部分蒙旗相關檔案則收藏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省級、市縣級檔案館。滿文、漢文檔案則多收藏于中央、省市檔案館、圖書館。當然，一部分檔案早已散落民間。在討論清代某一時期某一旗的具體問題時，通常會通過梳理檔案資料，匯集更多的可靠信息，對其進行分析，再得出合理而客觀的結論。這種研究方法，對清代扎魯特二旗而言，只是空想而已。因為該二旗蒙古文檔案幾乎未存世，滿文、漢文檔案也為數不多，而據目前所知，這些數量有限的檔案資料，又分散收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等國家級、省級檔案館。

二是官修史書，如編年體史書《清實錄》，紀傳體史書《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典章制度類史書《大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理藩院則例》。

三是17-19世紀形成的蒙古文史籍，而18世紀被視為蒙古文史籍撰寫的鼎盛時期，代表著作有《恒河之流》《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族譜》《金輪千輻》《黃金史綱》《水晶數珠》等。

四是官、私修譜牒史料，其中以大量的官、私修家譜為主。1999年出版的《中國蒙古文古籍總目》，收錄蒙旗家譜目193個；2019年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蒙古族卷》，收錄家譜目154個。前文也曾提到，二書中146個書目相同，后者比前者新增8個。另據筆者目前所知，未收于二書而另由地方檔案館和個人收藏者有8幅以上。

在各類別文獻資料當中，關于蒙旗王公貴族的記錄，必定占據大量篇幅。概括而言，第一類檔案文書中關于蒙旗王公貴族的內容，反映某一時間點或某一時期蒙旗扎薩克、王公貴族的基本情況、活動軌跡、生活狀況；而第二類官修史書，多記錄扎薩克、王公貴族在王朝政治活動中的參與和表現，以及保障、維護王公貴族特殊地位的規章制度；第三類蒙古文史籍著重記錄清代王公貴族的先祖及其支脈，以及入清前后的事跡、所獲優待等，蒙古文史籍因作者的出身地屬性而討論的重點有所不同，筆墨輕重也有差別；第四類家譜則是貴族家族的專門性資料，其真實度、詳細度以及系統性，是其他史料難以企及的。

縱觀各類別文獻，關于某一旗扎薩克及其家族的信息，缺乏系統性、完整性。有的受時間限制，有的則受特定內容限制，只記錄特定時期的特定事情。即使是由朝廷設館編纂的編年體史書《清實錄》、專門組織人員編寫的紀傳體史書《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仍然局限于內容與時間，難求完整、系統。何況這類文獻，具有明顯的針對性和目的性，甚至存在正誤摻雜、信息不實的情況。

（二）官修史書中扎魯特部與右翼旗扎薩克家族

在官修編年體史書《清實錄》中，天命年間（1616-1626），扎魯特部首領屢屢現身。最早的記錄出現于天命三年（1618），這一年四月十五日，“蒙古扎嚕特部鐘嫩貝勒送女與太祖次子古英巴圖魯貝勒為婚，貝勒親迎大宴，以禮受之”。扎魯特右翼旗貴族先人相關的記錄則出現于天命四年（1619），這年三月（二十五日？），“是夜蒙古喀爾喀部齋賽、扎嚕特部巴克與巴雅爾圖岱青、色本諸臺吉等約二十人共領兵萬余，星夜而來，伏于秫田內”。所提到的扎魯特部巴克、巴雅爾圖岱青、色本三人，是親兄弟，其中色本就是扎魯特右翼旗首任扎薩克桑噶爾的父親。天聰年間（1627-1635），扎魯特部首領紛紛率眾來歸附。《清實錄》天聰六年（1632）四月丙子條和天聰八年（1634）六月辛酉條，分別記錄扎魯特部大小首領26人和27人。這是《清實錄》關于扎魯特部大小首領的兩次集中記錄。清順治五年（1648），《清實錄》分別記錄扎魯特左右二旗首任扎薩克貝勒的承襲情況：清順治五年（1648）正月甲寅，扎魯特部落以達爾漢巴圖魯塞本（即色本）為貝勒，以其子桑阿爾（即桑噶爾）襲爵；同年三月甲辰，命扎魯特部落故貝勒內齊子尚嘉布、鎮國公馬尼子毛奇塔特各襲爵。之后，有清一代《清實錄》關于扎魯特貴族的記錄，集中于二旗扎薩克和其他貴族年班進京、參加朝廷宴席和接受皇帝賞賜、不同等級爵位的承襲或削職，以及祭祀等內容。這類官方史書，更多地體現蒙旗王公貴族在清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

紀傳體史書《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下文簡稱《王公表傳》），初修于清乾隆后期，續修于嘉慶、道光、咸豐年間。所記扎魯特部首領歸附后金和大清國的過程，較《清實錄》簡略，史實敘述簡單，所涉及的人物，重要的突出，次要的則明顯省略。關于任命扎魯特二旗扎薩克貝勒以及設旗編佐的內容，《王公表傳》記載，清順治五年（1648）“詔編所部佐領。時內齊、色本卒，以內齊子尚嘉布掌左翼，色本子桑噶爾掌右翼，各授扎薩克貝勒”。此段雖不長，卻較《清實錄》清晰、直接，恰好也體現清乾隆年間對蒙統治體制和政策的成熟和完善過程。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王公表傳》著述體例的統一要求所致。

關于扎魯特右翼旗前五任扎薩克承襲，《王公表傳》記錄如下。

（三）《金輪千輻》中的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家族系統

研究清代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及其家族歷史，正如上文所述，存世的檔案為數甚少，而官方史書中的內容，因其局限性和目的性，難以做到全面考察。因此，其他類別的文獻資料格外讓人期待。可喜的是，成書于18世紀上半葉的蒙古史史書《金輪千輻》，作者答里麻出身于扎魯特貴族家庭，書中對包括扎魯特部在內的“山南五鄂托克喀爾喀”的歷史、五部首領及其入清后的世系有詳細記載。對扎魯特二旗直至18世紀上半葉，即作者撰書時代為止的貴族世系和成員構成，《金輪千輻》記錄清晰，對探討清前期扎魯特二旗貴族家庭，自然大有幫助。此書不僅能夠填補其他資料的缺載，也能與其他資料互為佐證。

《金輪千輻》，全稱為《九卷本黃金家族明史·黃金家族之心歡或曰金輪千輻》，共6冊9卷，第1冊分4卷，其他5冊均1冊1卷，作者本名確札木蘇（?oyi?amsu，藏文，意為法海），或稱答里麻（Dharm-a，梵文，意為教法），其尊稱為?lemji biligtü，漢意為廣慧。答里麻在書中自稱“?arud-un qosiγun-dur t?r?gsen ?lem?i biligtü kemekü dharm-a bui bi”，即出生在扎魯特旗的呼作廣慧的答里麻我。作者籠統地說自己出生在扎魯特旗，卻沒有交代是扎魯特左翼旗，還是右翼旗，為后人留下探究的余地。

答里麻在撰寫《金輪千輻》時，正是清朝的蒙古王公制度、盟旗制度幾近完善之時，對蒙古貴族譜系的整理繕寫以及制度化管理，隨之推進。據清乾隆朝《大清會典則例·理藩院則例》記載，清乾隆二年（1737），乾隆皇帝給理藩院下令，要求上報全部蒙古貴族的家譜和家世冊子。前文曾論及，茲不贅述。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與《理藩院則例》的記載，清乾隆二年（1737），內扎薩克蒙古6盟除了哲里木盟十旗王公、臺吉襲爵世次已有備案，內扎薩克其他5盟、外扎薩克喀爾喀蒙古和青海、厄魯特蒙古王公世次尚未修訂造冊上報。此時朝廷自上而下強調蒙古王公貴族世襲情況，制定出蒙古貴族全范圍“繕錄進呈”的規定，年限由5年一修改為10年一修。答里麻的《金輪千輻》成書于清乾隆四年（1739），正是全范圍修訂蒙古王公貴族家譜5年一修規定出臺的兩年之后。答里麻寫書期間，也許看到了和他著書內容相關的蒙古貴族世系家譜。對《金輪千輻》進行對勘校注的喬吉先生指出：“在抄錄答里麻固什原書（即呼和浩特本）之際，抄錄的人根據明史（todabi?ig）（如今又稱之為家譜）多有補錄。”清乾隆初年答里麻完成著書，但是后人顯然又根據所看到的家譜對其內容進行了補充。

《金輪千輻》第4冊記錄答言汗諸子世系，其題為“boγda ?inggis-ün ür-e batum?ngke dayun qaγan-a?a saluγsan olan ?asaγ mo?i-yi daruγuluγsan noyad-un ür-e ?alγam?ilaγsan ?üiorosiba”，即圣祖成吉思子孫把圖蒙克賽因答言合罕分出諸扎薩克首領諾顏諸子世系。

扎魯特右翼旗的王公貴族，主要由山南五鄂托克喀爾喀之一扎魯特部首領烏巴什衛征之三子、四子、五子、六子的后代組成。有清一代，扎薩克均出于烏巴什衛征四子脫第都刺兒的后代，下面摘錄《金輪千輻》中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家族的部分內容：

1.sayin dayun qalq-a qaγan-u ür-e tabdaγar k?begün al?ubolod…al?ubolod-a?a quraqa?i tayi?i qasar noyan, ?arud quraqa?i-yin tabun k?begün-inü, ubasi üi?ing…

賽因答言汗第五子阿兒楚孛羅……阿兒楚孛羅生虎喇哈赤臺吉哈撒兒諾顏。扎魯特虎喇哈赤之五子為烏巴什衛征……

2.aqamad k?begün ubasi üi?ing noyan-a?a bayandar ildeng, qonggi doγsin, doboqu mergen, todai dural, büni se?in, luusa qo?iγu?i ?irγuγula bui.

長子烏巴什衛征諾顏有巴顏達爾依勒登、輝克多克新、朵布和墨爾根、脫岱都剌兒、布尼色臣、羅色和碩齊六子。

3.ubasi üi?ing-ün d?t?ger k?begün tudai, baraγun ?arud terigülen ?akiruγsan dural noyan-a?a baγ-a darqan qosiγu?i, bayartu dai?ing, sebün darqan batur, sonin ?arγu?i, mani ?ing batur, susuqai b?ke ür-e ügei, qaisa güüsi, ?aisang ke?ken naimaγula bui.

烏巴什衛征四子脫岱主掌扎魯特右翼，都剌兒諾顏有巴克達爾漢和碩齊、巴雅兒圖岱青、色本達爾漢巴圖魯、索寧扎魯忽齊、瑪尼青巴圖魯、索素海布克無嗣、海薩固什、宰桑扣肯八子。

脫岱都剌兒有8個兒子，其長子巴克達爾漢和碩齊，又作巴克貝勒，《金輪千輻》記錄了巴克達爾漢后人16個人，其中2人任內大臣，1人任副都統，6人任侍衛，1人為額駙，這一支脈成為滿洲八旗系統的一員。《金輪千輻》中關于這一支脈隸屬正白旗一說，經學者研究，糾正為隸屬滿洲鑲黃旗。

脫岱都剌兒六子索素海布克，無嗣。其余6個兒子的后代，組成了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貴族大家庭，上文也有提及。而扎魯特右翼旗歷任扎薩克出自其三子色本達爾漢巴圖魯的后代。據《王公表傳》所制“扎魯特右翼旗前五任扎薩克貝勒承襲概況表”中，桑噶爾被寫為色本次子。而此書其他記載顯示，這一寫法顯然有誤，桑噶爾并非次子，應為第三子。其長兄巴克達爾漢和碩齊，脫離蒙旗，編入滿洲八旗，有可能因此而沒有被排序在蒙旗貴族名單之中，自然也被剔除在蒙旗貴族的世系譜之外。于是原為第三子的色本排位前移成為次子。

《金輪千輻》關于色本達爾漢巴圖魯后代的記載，摘錄如下（斜體表示該人名依次與表格“扎魯特右翼旗前五任扎薩克貝勒承襲概況表”中的前五任扎薩克相同）：

1.γutaγar sebün darqan batur-a?a terigün ?erge tayi?i angq-a, beyile sangγar, ?a?i, quγ?in, muukitad, tuba, bayibaγas, qudaγ?i naimaγula bui.

第三子色本達爾漢巴圖魯有子頭等臺吉昂哈、貝勒桑噶爾、沙齊、呼黑沁、茂奇塔特、圖巴、拜巴噶思、呼塔克齊八人。

2.angq-a-a?a a?itu , a?igi arbaγula.

昂哈有子阿齊圖、阿齊吉等十人。

3.t?r?-yin noyan sangγar-a?a badari beyile, erdeni, bodai, anu, amur?in, bandi ?irγuγula bui. badari beyile-e?e biligtü beyile, eldeb, bisai, biligündalai bui. biligtü beyile-e?e ?imegtü, a?itu, bayasqu, nom-un labai beyile, nom bariγ?i, ariγun dalai ?irγuγula. bayasqu-a?a tusalaγ?i urtunasutu. nom-un labai beyile-e?e ?asaγ-un beyile adi?a aq-a degüü γurbaγula bui.

多羅諾顏桑噶爾有子巴達哩貝勒、額爾德尼、博岱、阿努、阿穆爾津、班第六人。

巴達哩貝勒有子畢里克圖貝勒、額勒德布、弼塞、畢里袞達賚。畢里克圖貝勒有子齊默克圖、阿齊圖、巴雅斯瑚、諾捫拉拜貝勒、諾捫巴里克齊、阿哩袞達賚六人。巴雅斯瑚有子協理烏爾圖納素圖。諾捫拉拜貝勒有子扎薩克貝勒阿第沙兄弟三人 。

4.γutaγar ?a?i-a?a ?ari, budari, erke, o?ir, ke?iyenggüi, sari, buda, urtunasutu, sü?ügtü yisügüle bui.

第三子沙齊有子沙哩、布達哩、額爾克、鄂齊爾、賀齊延貴、薩哩、布達、烏爾圖納素圖、素珠克圖九人。

5.d?t?ger quγ?in ayi?i-a?a tusalaγ?i bayisang, ?aritai darqan tayi?i, darma, gülige, ayu?i, b?gelen ?irγuγula bui. darma darqan-a?a ba?ar darqan aq-a degüü γurbaγula bui.

第四子呼黑沁臺吉有子協理拜桑、沙喇泰達爾漢臺吉、達爾瑪、固力格、阿玉什、布克倫六人。達爾瑪達爾漢有子巴扎爾達爾漢兄弟三人。

6.tabuduγar muukitad-a?a erdeni, baγ-a erdeni, buda, a?itu d?rbegüle bui.

第五子茂奇塔特有子額爾德尼、小額爾德尼、布達、阿齊圖四人。

7.?irγuduγar tuba-a?a o?ir, buyantu qoyar bui.buyantu-a?a urtunasutu, ?oyi?ab, qadan?ab,

nasun?ab, ?idi tabuγula bui.

第六子圖巴有子鄂齊爾、布延圖二人。布延圖有子烏爾圖納素圖、垂扎布、哈丹扎布、那遜扎布、西第五人。

8.doloduγar bayibaγas tusalaγ?i-a?a ?aγun, abida, badi, bandi d?rbegüle bui. ?aγun a?a ba?ir. abida-a?a nasutu. badi-a?a bübei. bandi-a?a arilqu, ?amsa toyin-tan bui.

第七子拜巴噶思協理有子察袞、阿弼達、巴第、班第四人。察袞有子巴齊爾。阿弼達有子納素圖。巴第有子布拜。班第有子阿哩拉瑚、扎木三托音等。

9.naimaduγar qudaγ?i otqan noyan-a?a üriskib, o?ir, urtunasutu γurbaγula bui. o?ir-a?a tusalaγ?i bandida, biligündalai bandida bui. ede sebün darqan batur-un ür-e bui.

第八子呼塔克齊敖特根諾顏有子烏哩斯希布、鄂齊爾、烏爾圖納素圖三人。鄂齊爾有子協理班第達、畢里袞達賚、班第達。

色本達爾漢巴圖魯的三子桑噶爾于清順治五年（1648）成為扎魯特右翼旗首任扎薩克，到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阿第沙承襲，歷時60年，五代五任扎薩克貝勒承襲。《金輪千輻》成書的1739年，第五任扎薩克阿第沙在任，阿第沙因罪被削職是清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發生的事情，此書寫于此前，因而這一大事自然沒有記錄進來。《金輪千輻》中提到的五代扎薩克貝勒的家族成員，共有69個人，有一部分成員未被點名，僅以人數出現，而有名和無名兩者合計81人。也就是說，從1648年色本被追封多羅達爾漢貝勒，其第三子桑噶爾正式上任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達爾漢貝勒，至答里麻寫成《金輪千輻》的1739年（或比此時稍早）為止的90年間，首任扎薩克貝勒桑噶爾及其后人繁衍了五代，男性成員達81人之多。而這一數據是否準確，還可以根據其他資料加以討論。

五、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家譜的細節再討論

從官修史書、蒙古文史籍能夠看到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達爾漢貝勒的爵職授予、乾隆中期為止的承襲及其家族男性成員人數以及部分成員的名字等信息。下面簡單介紹扎魯特右翼旗的兩幅家譜，并利用該家譜資料對扎薩克家族及其成員進行補充討論。

如今收藏于柯立夫教授藏書室的扎魯特右翼旗兩幅家譜分別于清光緒十一年（1885）、三十一年（1905）寫成，兩幅家譜無疑為探討扎薩克家族成員相關問題提供了可能和條件。筆者曾撰文初步介紹過兩幅家譜。

清乾隆十年（1745），清政府規定，蒙旗王公扎薩克家譜10年一修，以新修者置換舊修者。蒙旗王公貴族家譜的修訂，從乾隆年間自上而下推行并制度化。修訂家譜一事，必定成為了蒙旗行政事務中的要事。從扎魯特右翼旗兩幅家譜所修訂的時間，即從1885年和1905年可以斷定，扎薩克家譜10年一修的規定，從1745年開始以10年為單位實施下來，直至清末。按此計算，到1885年時，經歷140年，也就是說，10年一修的規定實施14次，理應前后修過14次家譜，而到1905年，經歷160年，家譜也應當修過16次。當然，1885年和1905年中間的1895年，以及1885年前的十數次，扎魯特右翼旗“繕錄進呈”的扎薩克家譜，我們未曾看到。

存世并被發現的其他蒙旗家譜，可提供其他有力線索。國家圖書館收藏了兩幅翁牛特右翼旗扎薩克貴族家譜，一幅是光緒元年（1875）的，另一幅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如今已影印出版，被學界關注和利用。內蒙古大學玉海教授對此家譜進行過研究，他同時利用赤峰市檔案館藏翁牛特右翼旗清代檔案，復原了1875年翁牛特右翼旗扎薩克衙門修訂該旗扎薩克郡王和公、臺吉家譜，以及按照昭烏達盟長公文要求同年十月將新修家譜上交的經過。這是扎薩克家譜10年一修規定自上而下實施的完整案例。除了翁牛特右翼旗，昭烏達盟其他各旗必定也收到了盟長同一內容的札文。因為該札文中稱：“今年正值我盟十一旗王以下、四等臺吉以上眾臺吉家譜繕錄進呈之年，收到公文即刻依照前例詳細繕錄，以備我等盟長一同呈報。”因此，1875年，各蒙旗按照要求修訂了家譜，并經盟長處呈報理藩院。

最后，討論一下扎魯特右翼旗五任扎薩克及其家族的男性成員問題。展開扎魯特右翼旗家譜，便能清晰看到扎薩克大家族的祖先、分支、延續或斷代。

在1905年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達爾漢貝勒家譜的譜首正中自上而下寫道“batum?ngke dayan qaγan-u arban nigen k?begün al?ubolod--a?a qurqu?i qasar noyan--a?a ubasi uyi?ing--a?a doboqu mergen noyan”，即巴圖孟克達延汗十一子，阿兒楚孛羅子虎剌虎赤哈撒兒諾顏，其子烏巴什衛征，其子朵布和墨爾根諾顏。除了朵布和墨爾根，其他幾位人物便是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家族的直接祖先。

桑噶爾家族是組成扎魯特右翼旗貴族大家庭的最大的成員，而扎薩克貝勒，無疑是家譜的頭號主角，他與扎薩克貝勒同祖同源的其他家族的男丁，構成了家譜的全部內容。

扎魯特右翼旗兩幅家譜為我們提供哪些信息呢？家譜中前五任扎薩克及其傳承記錄如下：

ubasi üi?ing-ün k?begün todi dural-γurbaduγar k?begün sebün darqan batur-qoyaduγar k?begün t?r?-yin darqan beile sangγar-aqamad k?begün t?r?-yin darqan beile badari-aqamad k?begün t?r?-yin darqan beile biligtü-γurbaduγar k?begün t?r?-yin darqan beile nomunlabai- aqamad k?begün t?r?-yin darqan beile adisˇa.

烏巴什衛征子（家譜未標明排序）脫第都剌兒，其三子色本達爾漢巴圖魯，其次子多羅達爾漢貝勒桑噶爾，其長子多羅達爾漢貝勒巴達哩，其長子多羅達爾漢貝勒畢里克圖，其三子多羅達爾漢貝勒諾捫拉拜，其長子多羅達爾漢貝勒阿第沙。

家譜記錄表明，脫第都剌兒有7子，扎魯特右翼旗首任扎薩克多羅達爾漢貝勒桑噶爾是脫第都剌兒三子色本達爾漢巴圖魯的次子，也就是說，脫第都剌兒是首任扎薩克的祖父。其后代在清一代總人數達到3300余人。前五任扎薩克貝勒，即從首任桑噶爾到第五任阿第沙，繁衍60人，密集的人數，則集中在清中期。

除了扎薩克的龐大家族，還有3個非扎薩克貴族家庭。他們的后代，無疑也是清代扎魯特右翼旗貴族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這些家族在扎魯特右翼旗貴族中處于何種位置，或者其家族具有怎么樣的傳承？這也是家譜與其他文獻相互呼應、相互引證進行蒙旗家族史、人口史研究的課題。

（本文摘自烏云格日勒著《美國哈佛大學柯立夫藏〈扎魯特右翼旗扎薩克多羅達爾漢貝勒家譜〉整理研究（上、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烏云格日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