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楊萬成,今年42歲,生在秦嶺腳下一個小山村。
2018年深秋,我正在外地工廠上班,突然接到堂姐的電話——大伯走了。
我和妻子吳莉連夜趕回老家。到村口時已是深夜,遠遠就看見大伯家燈火通明,門前貼著白色對聯。走進院子,滿眼都是刺眼的白,花圈上那個黑漆漆的"奠"字扎得我眼睛生疼。
大娘坐在堂屋門口,銀白的頭發在月光下泛著光。她抬頭看見我,嘴唇顫了顫:"萬成,你回來了。"
"大娘..."我嗓子眼發緊,撲通跪在她跟前,"我來晚了。"
那一整夜,我跪在大伯靈前燒著紙錢。天蒙蒙亮時,大姑把我叫進里屋說了半晌話。我剛掀簾子出來,就被妻子拽進了偏房。
"萬成,"妻子把門掩上,壓低的聲音里透著焦躁,"村里人說大姑要你給大伯當孝子摔盆?"她死死盯著我身上的孝布,手指絞得發白。
"你答應了?"妻子的聲音陡然提高,又趕緊壓低,"你瘋了嗎?現在哪還有替人當孝子的?古時候給人當孝子是要分財產的,你現在當孝子,他家財產分你嗎?"
我抬頭從窗戶處望向主屋,堂姐楊春梅正跪在靈前燒紙,火光映在她紅腫的眼睛上。靈堂正中擺著大伯的遺像,那張布滿皺紋的臉依然帶著我熟悉的嚴肅表情。
"大伯沒有兒子..."我輕聲說。
"那關你什么事?"妻子急得直跺腳,“春梅姐和春桃妹不都在嗎?現在什么年代了,女兒一樣可以摔盆!”
"我爸走得早,是大伯和大娘護著我和母親,才沒被人欺負。當年母親臨終說‘一定要記得大伯一家的恩’。"我吐出一口氣,"那年我發高燒,是大伯背著我走了十里地去鎮上看醫生。"
妻子的指甲深深掐進掌心,我看見她喉結劇烈滾動了一下。月光爬上她緊繃的下頜線,把那句‘咱們房貸還沒還完’的話,碾成了沉默的齏粉。”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按照我們老家的規矩,給人當孝子就是認了這門親,往后逢年過節都得來上墳燒紙,紅白喜事都要當自家事來張羅。我們剛在縣城安了家,兒子明年就要上初中,正是用錢的時候。她擔心這一應承下來,往后大伯家的擔子就都落在我們肩上,更怕村里人背地里嚼舌根,說我們圖大伯家的房子。
"你去問問清楚,"妻子最終妥協了,但加了個條件,"要是當孝子有什么說法,必須說在前頭。"
我沒接話,把煙頭扔地上踩滅,轉身往靈堂走去。背后傳來妻子的嘆氣聲,但我沒回頭。
靈堂里煙霧繚繞,嗆人的香味混合著花圈上的塑料花味,讓人頭暈。我跪在堂姐旁邊,給大伯磕了三個頭。
"萬成,"堂姐突然開口,聲音沙啞,"爸臨走前說,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你。"
我鼻子一酸,趕忙低下頭假裝整理孝服。記憶像決了堤的洪水,一下子沖垮了我努力維持的平靜。
那年我八歲,父親生病走了,母親帶著我獨自生活。一個沒了丈夫的女人,生活不易,多虧了大伯和大娘一家。
大伯是個泥瓦匠,手藝好,十里八鄉都找他蓋房子。他收了很多徒弟,每次徒弟來看他,總會帶些點心糖果。
那天,大伯的大徒弟來看他。拎了兩瓶酒、一包水晶餅,還有兩包當時稀罕的方便面。堂姐和堂妹看到方便面,高興得又蹦又跳。大娘卻偷偷把我叫到廚房,從圍裙口袋里摸出一包已經被壓碎的方便面。
"快吃,別讓她倆看見。"大娘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頭。
我蹲在灶臺后面,像只偷食的小老鼠,把碎成渣的方便面倒進嘴里。咸香的味道在舌尖炸開,那是我吃過最美味的食物。可還沒吃完,堂姐就沖了進來。
"媽!方便面怎么少了一包?"十二歲的堂姐叉著腰,眼睛瞪得溜圓。
大娘支支吾吾說不出話。堂姐看見我手里的包裝袋,一下子明白了,哇地哭了出來:"到底誰才是你生的?你喜歡兒子,以后讓他給你養老好了!"
大伯聞聲趕來,對著堂姐訓道:"嚷嚷什么?萬成是你弟弟,他爸走得早,咱們應該多照顧他。一包方便面你哭啥,想吃明天我給你買去!"
堂姐哭著跑了出去,直到天黑才回家。那天晚上,我聽見她在屋里抽泣,心里像壓了塊大石。
"萬成,準備起靈了。"堂妹春桃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她眼睛紅紅的,遞給我一個瓦盆,"大姑說,等會兒你走在前面摔盆。"
我接過瓦盆,手心沁出一層汗。這個看似簡單的瓦盆,在我們這兒的風俗里代表著兒子送父親最后一程的責任。沒有兒子的人家,往往要花錢請遠房侄子來摔盆,否則會被認為"斷了香火"。
院子里的嗩吶突然凄厲地響起來,刺得人耳膜生疼。我捧著瓦盆走到隊伍最前面,聽見身后傳來竊竊私語:
"老楊家的女婿來摔盆?"
"不是女婿,是侄兒..."
"聽說春梅她們要把老太太接走,這房子..."
我咬緊牙關,假裝沒聽見。瓦盆很輕,又很重。走到村口時,按照習俗,我高高舉起瓦盆,用力摔在地上。"啪"的一聲脆響,瓦盆碎成無數片,就像我心里某個地方。
送葬隊伍緩緩向山上移動,紙錢漫天飛。我走在最前面,聽著身后堂姐堂妹的哭聲,眼淚終于決堤而出。大伯再也不會在我犯錯時用粗糙的大手拍我肩膀,嚴肅地教導我;再也不會在我回家時,蹲在門口抽著煙等我了。
葬禮結束后,幫忙的鄉親們陸續散去。妻子拉著我要回家,就在我們走到院門口時,堂姐突然追了出來。
"萬成,等一下。"堂姐的聲音有些喘,"我們把話說清楚。"
妻子的身體明顯僵了一下,我感覺到她的手緊緊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知道她在擔心什么——這兩年村里有戶人家為了老人留下的幾間平房,兄弟姐妹打得頭破血流。
堂姐從口袋里掏出一串鑰匙,堂妹也走了過來,手里拿著一個發黃的信封。
"我們把媽接去省城了,"堂姐把鑰匙塞進我手里,"家里你們有需要的就拿去,房子你們愿意住就住。"
我愣住了,鑰匙冰涼的觸感讓我打了個激靈。"姐,這..."
"爸臨走前都安排好了,"堂妹抹了抹眼睛,遞過信封,"他說這房子本該有你爸一半。"
我顫抖著打開信封,里面是一張泛黃的宅基地證明,上面確實寫著我父親和大伯兩個人的名字。我的視線模糊了,耳邊嗡嗡作響,幾乎聽不清堂姐接下來說的話。
"那年...那包方便面的事,我一直記著,"堂姐的聲音哽咽了,"后來爸跟我說,萬成沒了爹,我們是他的親人,理應護著他..."
妻子突然松開我的胳膊,上前一步抱住了堂姐。兩個女人就這樣在院門口抱頭痛哭,把我都看呆了。
"姐..."我的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半天才擠出一句話,"我們是血脈手足。"
堂姐破涕為笑,拍了拍我的背:"臭小子,現在才想起來?趕緊的,進屋看看還有什么要收拾的。"
走進大伯生前住的屋子,那股熟悉的煙草味撲面而來,仿佛他剛剛還坐在炕上抽著煙。炕桌上擺著一個相框,里面是我們全家唯一的一張合影——我父親和大伯并肩站著,中間是年幼的我。照片已經發黃,但父親的笑容依然清晰。
我輕輕撫過相框,突然明白大伯為什么執意要我當孝子。在他心里,我從來就不只是侄子,而是他沒能保護好弟弟的延續,是他沒能說出口的牽掛。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留在了老屋。躺在小時候睡過的炕上,聽著窗外風吹過核桃樹的沙沙聲,我做了個夢。夢里,父親和大伯坐在院子里下棋,我依然是那個蹲在旁邊看的孩子。
如今每年春節和清明,堂姐堂妹都會帶著家人回來。老屋里又有了孩子的笑聲,院子里又飄起燉肉的香味。去年除夕守歲時,堂姐喝多了,拉著我的手說:"萬成,其實爸走的那天,我看見你摔盆時哭得那么傷心,我就知道...我們永遠是一家人。"
我舉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酒液在杯中晃動,映出我們都不再年輕的臉。屋外,孩子們在放鞭炮,清脆的響聲震落了屋頂的積雪。那些關于方便面、摔盆和房子的往事,就像鞭炮炸裂后的紅紙屑,最終都化作了滋養親情的土壤。
親情從來不是明碼標價的交易,而是歲月長河里無聲的托舉;不是血脈相連的桎梏,而是跨越世俗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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