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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的一天，忠縣來了一位新縣長，名叫余旭，四川鄰水人。

余縣長從重慶乘船東下赴任。輪船有吃水深度，不能像木船一樣直接停靠在岸邊。那個時候碼頭上又沒得躉船，都拋錨在江中停泊，看水位、航道狀況和輪船大小說話，一般離岸五十至一百米左右的樣子，再由小木船把旅客接上岸。當余縣長從輪船船舷跨向小木船的一瞬間，估計空隙過大，跨步太小了，或者靠攏了的小木船又被浪開了，突然掉入江中，一下子沒了蹤影，連施救的可能性都沒得。余縣長應該是鉆了輪船肚子，急流的吸力所致，然后閉氣沉了底。

這時，岸上歡迎新縣長的儀式早已就緒，看到輪船到港，便放起了鞭炮。突如其來的悲劇讓余縣長的隨行人員不知所措。師爺(秘書)是個讀書人，腦子好使，當即決定：由他充當縣長，先應付局面再說。

事已至此，余縣長夫人只好點頭同意。幾個月后，有人舉報這個余縣長是假冒的，被查處，關了起來。余縣長夫人帶著娃兒離開忠縣，回原藉去了。

據說，忠縣籍老作家馬識途先生創作的小說《盜官記》，其中“假冒縣長”的素材就來自這個“余縣長”。而根據《盜官記》改編的電影《讓子彈飛》上映后，“假冒縣長”的橋段一夜間走紅。也有地方史研究者認為，余縣長淹死后沒被人假冒，馬老的小說另有其人。

1945年8月，川江遞漂的小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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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始有輪船從事商運的近二十年里，沿岸所有碼頭都沒有躉船。輪船到港，選擇深水沱拋錨停泊。等候在岸邊的小木船紛紛劃上去，把客與貨接下來，轉送到岸邊。岸上的客貨要上船，也由這些小木船送到江中的輪船上。小木船俗稱小劃子，載重量小，靈活輕便如葉，像是在江面漂來漂去，被形象地稱為“遞漂”。

說是以前的飛機在川江上降落后，客貨也由這些小劃子遞漂。

1930年6月10日12點15分，一架小飛機降落在萬縣城下的聚魚沱江面，它的機身下裝有兩只大浮筒。這是美制洛寧(Loening)水陸兩用飛機“萬縣”號，上面有五位乘客：中國航空公司副董事長班德、航空組副組長聶開一和工程師曾桐、飛行員安烈生與萬福。他們早上七點從武漢出發，做一次考察飛行，中國航空公司擬開辟漢渝航班。這時，一只遞漂木劃子劃到小飛機跟前，把班德等三人接上岸，留下飛行員照看飛機。漢渝航班開通后，重慶城菜園壩江面正式作為水上機場，客貨都通過遞漂上下飛機，像是機場的“擺渡車”一樣。

中國航空公司宜渝航線洛寧式水陸兩用飛機，停降在萬縣聚魚沱

奉節城江面有一種稱之“推跑馬劃子”的遞漂，讓我想到小時候爬汽車、鐵道游擊隊員扒火車的情景。一些不在奉節港停靠的過路輪船，如果有旅客想搭乘，遞漂小劃子會追上去，用爪勾勾住船舷，與輪船齊行，旅客就可以上去了。過路輪船遇到這種情況，都會開慢車配合。聽老一輩的人講，這種操作不僅危險，還非常考技術，駕長的舵要拿得穩，使爪勾的人要勾得準，前后協調一致。否則，一瞬間船翻人亡。

重慶城的輪船一般靠南岸停泊，遞漂按趟收費，價格由官方制定，看劃船的遠近，收70文、80文不等。從南岸玄壇廟至北岸太平門最遠，一趟要100文。來去都一樣，并且不分晝夜，洪水、枯水期間也不漲跌價。一只小劃子不管坐幾個人，定價不變，一個人乘坐給一趟的全價，“打組合”平均分擔。一家人，或熟人、朋友一起坐，當然可以由一個人付錢。1935年后，遞漂改收銀幣，上述價格分別為七、八角和一元。

宋氏三姐妹在重慶的遞漂小劃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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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漂養活了一大批碼頭工人，他們都有自己的幫會組織，地盤分界嚴格。重慶城港區分龍門浩、朝天門、嘉陵江碼頭幫，萬縣城為南岸、北岸幫，云陽的碼頭按貨物和地盤分成十二個大棚，每棚為一幫。遞漂工種也有區別，提裝工人只能轉接船運貨物，力夫則負責搬運旅客行李，相互之間不得搶奪業務。但往往事與愿違。1930年的一天，因江水極枯，航道彎曲，萬縣港有一艘輪船停在江中心了，分不清是哪幫的地盤，北岸正輪子幫與南岸提裝隊發生沖突，把官司打到了縣衙。經裁定，再遇這種情況，提裝隊給船裝貨，正輪子幫負責卸貨。這才平息了事端。重慶城朝天門與嘉陵江碼頭相鄰，這里又是兩江交匯處，江面寬闊，輪船停泊時地盤不好區分，兩個碼頭幫的工人為爭搶業務經常大打出手。

不過，他們也有齊心的時候。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英、美、日、法等多國商輪進入川江，享有很多特權，并可自備武裝押運，或由本國軍艦護送。因此，貨物里暗中夾帶煙土、偷運軍火及成色差的劣質銅圓等事件時有發生。1929年7月，盧作孚就任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后發布通告：外國輪船進出重慶港，必須向川江航務管理處結關，經護航隊檢查后，方能裝卸貨物。

8月初的一天，日商“云陽丸”輪駛進重慶港，停泊在朝天門江心。川江航務管理處護航隊士兵按章上船檢查，不料遭到阻攔。船上的日本人還舉槍向檢查的官兵瞄準，隨時準備射擊。為避免發生沖突，護航隊官兵立即撤離了。盧作孚對撤回去的士兵說：“好吧，不讓我們中國人上船，我們就不上他的船。”接下來，各碼頭幫的遞漂工人也都不上“云陽丸”輪去了。事先，盧作孚與他們商定，對拒不接受檢查的外國商輪既不去裝卸貨物，也不給他們遞送食品。工人們損失的工錢，川江航務管理處負責雙倍補償。盧作孚這一招，川江人稱之“涼拌”。

重慶的七八月間烈日炎炎，素稱“火爐”，晝夜難熬。“云陽丸”輪在江面停泊了四天，貨物不能裝卸，食品又短缺，成了熱鍋上團團轉的螞蟻。“涼拌”變成“炙烤”。船上的日本人慌了，連忙給領事館發電，要求向當地官方施壓。然后，又派人秘密聯絡遞漂工人，許諾重金為他們卸貨和補給食品。結果兩個辦法都失敗了。最終，“云陽丸”輪不得不同意川江航務管理處護航隊士兵上船檢查。

以后，外國商輪拒絕接受檢查的事再沒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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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民生公司從加利汽船公司購回一條平底矩形駁船，拴錨在嘉陵江千廝門碼頭。駁船不直接停靠在岸邊，與江岸之間的空當搭設跳板或棧橋連接。本公司的輪船進港后，停靠在駁船的外側，既滿足了吃水深度要求，輪船與駁船之間又沒有了空隙，旅客上岸、上船既安全又方便了。這種專門供輪船停靠的駁船稱之“躉船”。“躉”字拆解為“萬”“足”，有一萬只腳站立在此，還不穩當、安全嗎？

第二年，民生公司在涪陵龍王沱租地設碼頭，又購買一只木船作為躉船，停靠本公司渝涪航線的輪船，川江上也有了第一只躉船。

盡管如此，以后二十年里，川江沿岸碼頭仍然少有躉船設施，客貨還是依靠遞漂。躉船作為附屬設施，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多數輪船公司又只經營一兩艘小船，要沿岸設置躉船，根本負擔不起這筆開銷。另外，川江水位漲落變化大，特別是汛期，躉船要經常移動位置，拴錨在岸上的纜繩必須隨時跟著收、放，當時技術設備落后，操作起來十分不易。這些都是阻礙躉船設置的因素。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那個因遞漂淹死縣長的忠縣碼頭，在事發第二年，即1939年設置了一只木質躉船。不知何故，沒用多久就被撤除了，仍實行遞漂。也許是當地遞漂工人擔心躉船搶了“飯碗”，阻撓設置。抗戰期間，民生公司準備在云陽碼頭設置躉船，就遭到遞漂工人的堅決抵抗，集結幾十人上街游行。

直到1956年，忠縣碼頭又才重新設置一只木質躉船。此時，川江沿岸碼頭上的躉船已經普及，全面取代了遞漂。

涪陵烏江中渡口木質躉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