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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2025年中期論壇（總第69期）在京隆重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副主席，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裁閆衍聯合主持，聚焦“穩舵遠航的中國宏觀經濟”，來自政界、學界、企業界的知名經濟學家及行業專家黃奇帆、李揚、江小涓、王一鳴、楊瑞龍、鄒靜嫻聯合解析。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林尚立為本次中期論壇致辭。他表示，自2006年創辦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已成功舉辦十九屆。論壇始終立足專業優勢與戰略視野，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通過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研判，深入推進學術研究與理論創新，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脈動同頻共振。學校將全力支持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不斷發展壯大，致力于將其打造為具有建設性和引領性的高水平學術平臺。宏觀經濟問題在當今中國，已成為關乎國家戰略與民生福祉的重大議題，同時也是影響全球人類未來的重要課題。我們所關注的是中國，所影響的是世界；我們所探討的是當下，所塑造的是未來。當前正值“十五五”規劃編制啟動之年，因此本次中期論壇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論壇第二單元，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鄒靜嫻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2025年中期）。

報告圍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

一、從“六穩”到“四穩”，政策的變與不變

二、經濟形勢回顧與展望

三、有關出口、投資、消費的幾個關鍵問題

四、對策建議

五、超越經濟增速之外

中國經濟體量已于2024年突破130萬億元，意味著中國經濟是一艘巨輪。對于這艘巨輪而言，“穩”是第一要務。“以穩促進、穩舵遠航”，這正是這次報告的核心要義。

一、從“六穩”到“四穩”，政策的變與不變

圍繞一個“穩”字，我們可以從一組政策表述的變與不變談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開的會議上，一個值得關注的政策表述變化就是政策治理目標從原來的“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調整為“四穩”（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這一表述調整背后反映出中國經濟面臨的內外部環境變化以及相應宏觀經濟治理思路的重要演進，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政策內核的延續性：就業優先的民生導向。從“六穩”到“四穩”，不變的一點是始終把“穩就業”放在首位。民生為大，就業為先。只有穩定住了就業，居民收入才有保障，消費、預期才能穩住。企業才有意愿投資，外資才有意愿留下，金融大盤才能穩住。在當前經濟形勢下，穩就業的戰略意義更為突出。并且，今年就業的總量壓力更為突出，需在城鎮就業的新成長勞動力1770多萬人，其中高校畢業生1222萬人，兩者均再創歷史新高。所以，即便同樣是“穩”，同樣是和去年一樣的增長目標，今年“穩”的成色更足，提出的要求也更高，“穩”就包含了“進”的意思。

第二，政策抓手的精準化：從關注結果到治理源頭。新表述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一是將原先分散的“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整合為更加系統性的“穩企業”和“穩市場”；二是突出了市場主體（居民、企業）在經濟治理中的核心地位。這種調整絕非弱化金融、外貿等領域的重要性，而是通過抓住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居民、企業），以實現更精準的政策干預。具體而言：一方面，穩企業與穩就業是一體兩面，穩住企業就能帶來就業，而穩住就業才有消費，企業才有需求。另一方面，只要穩住居民和企業，那么金融、外貿、投資的穩定就會是結果。這相當于是更精準地抓住了“牛鼻子”，進一步厘清了經濟鏈條的因果關系。以外資為例，如何留住外資，或者說外資到底看重中國市場什么？無非就是兩點，一是中國廣大且深厚的市場，二是中國完整、高效的產業體系，因此只要我們穩住就業、內需旺盛，同時穩住市場，保障完備的產業鏈和良好的營商環境，那么外資就沒有理由走。這些調整顯示了從重視結果到治理源頭的政策思路演進。

第三，戰略自主性的提高：區分可控與不可控因素。政策表述變化的另一層原因是在中美經貿摩擦持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多變的背景下，中央審時度勢地進一步區分了哪些是可控因素，哪些是不可控因素。在美方關稅政策朝令夕改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將自身經濟穩定的根基寄托于高度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因此，會議提出要“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這些表述可以說都是進一步找準了癥結、厘清了因果、區分了可控/不可控因素。

二、經濟形勢回顧與展望

（一）當下時點的關鍵性

當前正處于上半年末這一關鍵時間窗口，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經濟動能持續性的關鍵觀察期。一季度經濟實現5.4%增速的“開門紅”，主要得益于三大驅動力：出口的“搶出口”效應、地方債提前發行帶動的基建投資以及“新三樣”的投資熱潮，還有前期累積的消費補貼政策釋放的消費潛力。這些驅動因素能否持續發力，或是否有新的增長動能順利接棒，將直接影響下半年經濟走勢和市場主體的信心。

第二，前期政策落地效果的觀察期和后續政策的銜接期。二季度是宏觀政策密集落地期，各項政策的實施效果和市場反饋將逐步顯現。這一階段的經濟表現不僅為研判全年經濟走勢奠定基礎，也將為后續政策調整提供重要依據。

第三，中美兩國政府對新關稅政策的評估研判期和企業的調整適應期。中美之間的削減關稅協議為期90天，這期間中美雙方都在進行調整、評估。一方面，就美國而言，通過差異化的關稅政策，他會評估關稅政策帶來的效果：哪些行業在長期可能具備本土化潛力、關稅上調對物價上漲的實際影響幅度和民眾是否可接受等，這些問題將直接影響美國后續的貿易談判策略。90天只是一個戰術妥協期，后續美國對華戰略脫鉤的大方向不會變化，意味著后續不確定依舊很大；另一方面，不單是美國在評估，中國企業在此期間也在不斷調整、適應，進而形成自身對關稅的應對策略。市場是非常聰明的，轉口貿易、分拆進口，供應鏈套利，調整納稅策略、出口轉內銷等各種方法，一線的企業家都考慮且比較過了。盡管目前中美達成了一個關稅短期協議，但后續不確定性依舊存在，這個窗口期內中國企業會思考后續不同關稅下自身最優的應對策略是什么。中國企業是采取“以價換量”策略，還是“價增量減”，這既會影響后續中美的通脹和出口情況，也會陸續反映在企業投資、用工決策中。與此同時，這期間也是中美外貿企業就關稅成本分攤的定價策略成型期。

（二）回顧：上半年推動經濟運行的“三股力量”

今年以來的中國經濟看似千頭萬緒，但主線就是三股力量在發力：一是外部擾動，對應受關稅政策擾動的出口，二是政策推動，對應受國內政策刺激的消費和投資，三是經濟內生動力。

一看受關稅政策擾動的出口。就出口而言，截止到5月份數據，我國出口顯示出相當韌性。1-5月，我國進出口總額累計同比增長1.3%。其中，出口累計同比增長6%，當月同比增長4.8%（圖1）。這背后的支撐有對非美出口的增加（圖2），也有外貿企業抓緊關稅窗口期“搶出口”的效應，還有中國企業對美出口“以價換量”策略的效果。根據美國從我國進口產品的量、價變化來看，依據“價格上漲/下降×量增加/減少”可將產品調整類型分為四類。其中，3月份以來采取“以價換量”產品占比是最高的，以金額計占比接近1/3[1]。從降價幅度上看，中美外貿企業共擔關稅成本的形式占比最高。除了“以價換量”情形，價格上漲的產品（含“價漲量跌”和“價量齊升”兩類）比例接近一半，這一定程度反映出中國企業在部分出口商品上還是有較強定價權。綜合來看，在關稅政策擾動下，全球供應鏈沒有被阻斷，但確實在被拉長。

圖1：中國出口金額當月同比增速（%）

圖2：中國對三大貿易伙伴出口同比增速（%）

二是受政策刺激的消費和投資，政策短期刺激效果明顯。今年前五個月社零累計同比增速5%，5月單月同比增速6.4%，創下2024年初以來最高水平。這背后“兩新”（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以及住宿餐飲類消費券補貼貢獻很大：（1）大規模設備更新方面，發改委統計顯示，2024年僅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支持的4600多個設備更新項目中，工業、用能、能源電力、交通運輸等設備更新量就超過了200萬臺（套）；（2）就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而言，今年前5個月，限額以上單位的家具、通訊器材、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零售額分別累計同比增長21.4%、27.1%和30.2%。但汽車類累計同比增速小幅為負（-0.1%）。就2024年以舊換新政策而言，綜合多家機構測算[2]，2024年中央和地方共安排消費品以舊換新支持資金1700億元左右，對社零的額外拉動效果約為3017億元，帶動當年社零總額增速提高超1個百分點。分行業來看，如果以“單位補貼拉動的行業銷售額增量”度量“補貼拉動率”，2024年數據顯示消費補貼的拉動效果在家電行業最大，其次是家居和汽車，補貼拉動率在2.3~4.2之間。截至5月末，“以舊換新”資金使用進度在1400~1600億左右，接近已下達的“以舊換新”資金規模。展望2025年，中央和地方共安排消費品以舊換新支持資金規模接近3300億元，由此將拉動社零超額增長約6500億元，預計對2025年社零同比增速的拉動效果在1.5~2個百分點；（3）消費券方面，2024年綜合各地消費券發放情況，杠桿倍數大致在1:3~1:4左右，即每投入1元消費券，可撬動3~4元消費。這一乘數效應也與螞蟻集團于2020年3月在杭州發放的第一輪消費券實驗所得結果接近（杠桿倍數為3.5）。假設今年各地發放非耐用和服務消費券總額在1000億元左右，預計可額外拉動相關消費約3500億元，拉動社零增長約0.7個百分點。

投資領域，地方債提前發行帶動的基建投資以及“兩重”項目對投資起到帶動作用。今年我國財政政策積極發力，根據2025年3月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內容，體現在三個維度的變化：一是預算赤字率突破了“3%”的限制，2025年首次提高至4%，這對市場主體穩信心、穩預期作用顯著；二是規模上政府債券發行力度空前。2025年我國計劃發行的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規模均創歷史同期新高，特別國債增至1.8萬億，新增專項債增加至4.4萬億，廣義赤字率同比提高1.7個百分點至9.8%，創下歷史最高值。其中，1.3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將持續支持“兩重”“兩新”項目，據中誠信研究院估算[3]或能拉動GDP增長1.7~1.9個百分點；三是結構上由發債成本更低的中央承擔更多債務發行。2025年中央赤字占比同比抬升3.6個百分點至85.9%，為歷史最高水平。同時，由中央政府承擔的特別國債也增加至1.8萬億，同樣創下歷史最高水平，有利于緩解地方財政壓力。

三是經濟內生動力，呈現分化態勢，仍有待夯實。有幾組證據：

其一，消費領域中，幾個頭部城市的表現可視為下階段消費的亮點及隱憂的集中反映。盡管疫情之后全國社零增速明顯反彈，但我們發現從2024年下半年開始京滬津這些頭部城市的消費開始長時間負增長（圖3）。以今年一季度數據為例，全國社零累計增速達到4.6%，但北京、上海、天津社零累計增速卻分別為-3.3%、-1.1%和-2.3%。這些頭部城市消費增速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消費補貼政策實行得較早，目前邊際效果有所遞減，尤其是汽車零售市場對消費拖累明顯。二是人均收入增速低于全國均值。今年一季度，上海和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別為4.6%和5.0%，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5%）。疊加房價下跌、股市波動帶來的財富效應，共同制約居民預期，表明收入、財富效應對于消費影響始終是主導。但在這些頭部城市消費中，我們也清楚看到了服務消費崛起的身影。以北京為例，雖然一季度社零累計增速為負，但服務消費卻實現了4.7%的同比增速。

圖3：頭部城市和全國社零、人均收入累計增速對比（%）

其二，投資。今年1-5月，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3.7%。其中，制造業、基建累計同比增速8.5%和10.4%，均保持在較高水平，但房地產開發投資累計增速-10.7%。整體而言，房地產仍在朝著止跌回穩邁進：前5個月商品房銷售額和銷售面積分別為-3.8%和-2.9%，且降幅較4月份均有所擴大。但一組積極信號是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核心房價在回升。此外，從成交結構上看，目前120平方米以上戶型成交占比有所提升，表明改善性需求成為新房市場的重要支撐。

圖4：投資累計增速（%）

圖5：房地產相關指標累計同比增速（%）

其三，物價，這是供需的綜合反映。5月CPI同比-0.1%，連續四個月負增長，PPI同比下降3.3%，PPI同比連續32個月為負，GDP平減指數連續8個季度為負。綜合來看，需求不足的問題依舊存在。

圖6：物價走勢（同比增速，%）

（三）展望：下半年可能面臨的幾重壓力

上半年依靠出口、政策支撐和經濟內生修復等力量經濟表現亮眼，但下半年壓力不容小覷，表現在：

一是出口所受影響會逐步顯現。原因在于一是后續關稅不確定性依舊存在，二是過去幾年間其實出口企業已經在非美出口方面進行了探索，三是對美出口進一步“以價換量”空間已經不大，四是“搶出口”效應或趨于減弱。

“搶出口”效應的未來走勢可以結合幾組數據判斷，一是高頻的集裝箱數據：無論是從中國到美國的預定集裝箱，還是美國進口的全部預定集裝箱數據來看，中美“5.12和談”當周都是最高峰，此后有所下降。5月中美集裝箱船出港量環比降22.6%，同比降16.3%。這里面既有中國“搶出口”效應的走弱，也與美國進口商突擊式“補庫存”行為的趨緩有關。

圖7：集裝箱預定量周度數據（萬）

除預定集裝箱數據外，“搶出口”效應的未來走勢還可參照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期間數據：圖8給出了上一輪中美貿易摩擦（2018.01-2020.01）期間（藍線）和本輪貿易摩擦（2024.01-2025.05）期間（橙線）的數據比較。從中國制造業PMI的“量”（采購量）和“價”（出廠價格）來看，盡管2025年5月數據較4月數據變化尚不劇烈，但兩方面證據指向未來出口的隱憂，一是此番相較于2018-2019年期間歷史數據相比處于較低水平，二是從上一輪貿易戰的發展趨勢來看后續制造品出口走弱概率較高。從美國端觀察的數據更顯嚴峻，無論是美國制造業PMI進口指數，還是美國進口金額同比增速，均顯示今年5月較前期下降勢頭明顯加劇，同時結合2018-2019年數據來看，后續下降勢頭還可能延續。根據我們團隊測算，后續根據關稅政策悲觀/中性/樂觀情形，關稅政策對GDP的拖累大致在0.3~1個百分點。

圖8：“搶出口”效應趨于減弱

第二重壓力來自于消費、投資領域的刺激政策效果可能趨弱。一是由于消費領域很多對象屬于耐用品范疇，相關消費短期內不大可能重復發生。以2024年補貼效果最大的家電為例，預計2025年家電行業的補貼拉動系數（單位補貼拉動的行業銷售額增量）將從2024年時的4.2左右降至3.9左右；二是由于今年上半年“兩新”政策推進迅速，部分省份補貼額度已所剩不多，這也制約了補貼政策在下半年的效果。

第三重壓力來自經濟內生動力仍有待夯實。這一點無論從一線城市消費表現、房地產市場走勢以及物價表現都能看出。

第四重壓力來自“穩就業”壓力凸顯，并可能和“四穩”中的“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交互影響。1）進入下半年，6、7、8月是大學生找工作高峰期。今年高校畢業生1222萬人，再創歷史新高。2）此外，出口沖擊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在上半年體現還不充分，但會在下半年陸續顯化。我國出口企業多為中小微型企業，利潤率不高，承擔風險能力也不強，卻承載著數千萬勞動者的就業。加之，企業在遭遇經營不確定初期往往先通過調薪酬、調工作時長進行應對，而雇傭決策往往在此之后，因此出口沖擊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會在下半年顯化。綜合上述因素，今年下半年“穩就業”壓力不容小覷。同時，“穩就業”作為“四穩”之首，其效果可能和其他“三穩”（“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產生螺旋式交互影響。

三、有關出口、投資、消費的幾個關鍵問題

整體而言，上半年的良好開局為下半年的政策留足了較大空間，但無論是從出口、消費、投資等多方面來看，下半年壓力會大于上半年。因此，有必要厘清增長中各項現在面臨哪些問題，未來還有多大增長潛力：

（一）出口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出口企業現在面臨的問題依據其經營策略，可大致分為三大類：（1）延續對美出口企業，主要困境源于政策不確定性。相比于高關稅，出口企業更害怕的還是不確定性，因為只要關稅給定且不至于太高，出口企業就可以通過協商、分攤、轉嫁成本的方式提前消化；（2）轉向非美出口的，主要問題在于信息不對稱，這包括非美國家、行業、法規、文化、渠道等多方面的信息不對稱；（3）計劃出口轉內銷的，轉換難度主要在人才、產品、渠道轉換以及賬期長等方面。雖然國家已經聯合大型電商平臺，為出口轉內銷想了很多辦法，但真要“出口轉內銷”還是有不小難度，比如衣服、鞋襪、插頭等版型不一致，食品的口味、標準不一致，出口和內銷所需人才、渠道都不一樣。出口所需人才側重于生產、倉庫管理等。此外，外貿企業大多已習慣于“見單即付”的外貿結算體系，而內貿市場往往賬期更長，可能突破合同賬期。這些都是出口企業在“轉”時面臨的現實問題。

出口承壓對經濟的影響將在下半年逐步顯現。除直接影響外，還會通過收入、預期渠道通過制約消費和購房意愿拖累經濟，而房地產和消費恰恰又是下半年經濟能否穩住的關鍵所在。此外，出口企業的“以價換量”策略和出口轉內銷等經營決策調整還可能對物價形成進一步下行壓力，這也凸顯了當下整治“內卷”式競爭的意義。

（二）投資的定位與前景

“高儲蓄，高投資”常被用于概括中國增長模式。中國投資率確實很高，2011年時中國資本形成率達到46.6%。盡管近幾年有所下降，但2023年中國資本形成率仍處于41.1%的高位，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十余個百分點。目前，有關中國經濟還能否靠投資拉動這一問題的爭議主要圍繞兩方面：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行性，可行性又可分為“有沒有錢可用”和“有沒有項目可投”兩個子問題。

就必要性而言，答案仍是肯定的，尤其在未來出口承壓背景下。如果看過去中國經濟中投資、凈出口對于GDP的拉動作用（圖9），兩者同時增速顯著放緩的時期主要有兩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新冠大流行。金融危機期間我國依靠“4萬億”刺激政策迅速實現了投資的復蘇，新冠期間憑借我國穩固的生產能力和國外“發錢”因素，我國出口得以迅速復蘇。換言之，我國在近幾十年不曾出現過投資、出口同時較長時間走弱的局面。一個相關推論是，如果下半年出口承壓，投資增速也走低，那么增長的壓力會全部落在消費頭上。而中國這艘體量超130萬億的巨輪，很難靠“獨輪驅動”。如果以物價錨定增長水平，要讓CPI恢復到2%左右的溫和通脹水平，GDP需要填補5~6萬億元的需求缺口[4]。如果這個“補缺口”任務完全交給消費，相應要求的消費增長需超過15%，其難度不言而喻。此外，投資中的房地產板塊，還會通過廣泛的上下游聯動、資產負債表和預期效應影響經濟。

圖9：投資、出口對GDP累計同比拉動（%）

就可行性而言，一是“有沒有錢可用”，應該說是有的。首先，我國“高投資”背后是有“高儲蓄”作為支撐的，并非“寅吃卯糧”。其次，政府舉債是當下是具備空間且“劃算”的。政府舉債，尤其是中央政府舉債可以更多采取“低成本、長期限”的融資方式。并且，舉債投資是否合意不能光看舉債成本，而應將成本與舉債帶來的綜合收益相比較。這里的綜合收益包括1）投資項目的直接收益，2）經濟上行后帶來的財稅收入、土地收入增加、資產價格升值等溢出收益，3）因避免經濟衰退而帶來的隱含（反事實）好處，以及4）一些民生項目帶來的居民福祉提升、前沿技術突破帶來的戰略安全保障等難以量化的好處。

可行性的第二個維度是“有沒有項目可投”，這一點也還是有空間的。盡管我國傳統基建方面已做的比較充分，但在高技術、新基建、民生領域和“投資于人”等領域還有很大空間：舉幾個例子，（1）AI、生物科技等前沿技術和芯片、光刻機等“卡脖子”技術方面自不必說，這事關未來科技實力和國家戰略安全；（2）除此之外，中國在生產性服務方面還有很大投資空間。高質量的制造業發展離不開發達的生產性服務業配套，我國目前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還有明顯短板，表現在一是占比偏低。美國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50%以上，而中國2024年這一比例僅為31%。并且，我國生產性服務業中現代生產性服務業（信息服務、生產性租賃、研發設計與其他技術類）占比尤其低。二是對制造業支持作用不強。以2018年投入-產出表計算，我國用于制造業的生產性服務業中間投入占比不足30%。三是質量不夠高。即便是我國發展迅猛的物流行業，也存在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比率（約14%）偏高的問題。這與我國陸路運輸占比較高，而多方式聯運、庫存保管、物流供應鏈管理等方面發展不足有關，這些都是投資的潛力所在；（3）在“投資于人”方面也有很大空間。“投資于人”目的是讓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品質，這既可以反映在教育、醫療等方面，也可以體現在文旅、娛樂等方面。人力資本也是一種資本，世界銀行和諾獎得主阿羅等人很早就開始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國資本重要組成部分進行統計。“投資于人”既有助于促進形成投資-消費的良性互動機制，也是增強老百姓獲得感的重要途徑。

可見，無論從必要性還是可行性上來看，投資仍應在穩經濟上發揮重要作用，并且這和促消費間并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相輔相成。事實上，回顧中國過往數據，消費高增長時期往往也是投資高增長時期，兩者并行不悖（圖10）。對于大國而言，“三駕馬車”能用盡用，不必自縛手腳。

圖10：消費、投資實際同比增速（%）

（三）關于消費的若干認識

中國消費不足是個老問題。這個“不足”量化起來，就是相比于其他類似收入水平國家低出十余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差距則更大（圖11）。如此大的差距，意味著中國的消費不足問題很難通過幾百塊錢消費券或是補貼得以徹底解決，更多需要結構性改革。雖然是個老問題，但過往強勁的房地產和出口一定程度掩蓋了這個問題。

圖11：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的跨國比較（%）

當下，提振消費除了彌補固有短板外，又被額外賦予幾層意義：一是經濟增長動力要轉向消費需求，不再是投資主導型經濟。同時，以往更加倚重于企業生產、流轉環節的稅制設計也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調節；二是在低物價背景下，從需求端促消費可以有效提振物價。而以往從生產端補貼企業的做法可能進一步強化企業“內卷式”競爭，加劇產能過剩和物價下行壓力；三是在中美關稅博弈背景下，如果繼續補貼企業，可能轉化為被壓低的出口價格，這會弱化美國關稅政策推高自身物價的“痛感”。此外，促內需不僅關乎中國自身增長，更關乎我們對周邊國家的吸引力。中國消費需求越強，我們在國際博弈中籌碼越大、底氣越足，越有利于營造有利于我的國際環境。所以說在現階段，提振居民消費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選擇。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要提振消費，思路無非從“收入”和“函數關系”兩方面著眼：一是提高收入，既包括個體層面的“增收減負”（如提高養老金標準、發放消費券、消費補貼、生育補貼等），也包括整體層面的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還有些促消費舉措，如改革我國以往“重生產輕消費”的稅制，也可視為從收入端促消費的舉措；二是在給定收入不變，試圖改變消費與收入的函數關系，這一思路對應于打通消費領域的各種堵點。我國在消費領域現存的堵點大多與服務消費的特性有關，這也對應于后續要討論的一系列促消費的政策建議。從商品消費轉向服務消費，這是人均收入10,000美元后的國際大趨勢。2024年我國居民消費中服務消費占比46.1%，相較于發達國家水平（美國（68.5%）、法國（57.8%）、日本（57.7%））仍有較大差距。

四、對策建議

政策整體思路是：以價格回升為關鍵觀測指標，以擴大內需為核心政策導向。要穩住經濟的三條發展脈絡，政策應分別發力、各有側重：

（一）穩住受關稅政策擾動的出口：提升企業自身確定性以應對外部不確定

對企業而言，高關稅固然不利，但更不利的是不確定性。因此，對于出口企業而言，政策落腳點應在于盡量減少出口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以自身確定性應對外部不確定。

第一，解決出口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結合與出口企業座談所反饋信息，出口企業目前亟需的幫扶主要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宏觀政策信息，及時向企業溝通政策最新信息，建立相關新聞發布機制，以做到信息同步；二是行業政策信息，系統梳理關稅規避合規渠道，面向中小外貿企業開展專項政策宣講與實務培訓，強化法務合規能力建設；三是完善進口替代支持體系，協助企業開拓多元化供應渠道，對接國內優質替代產品和研發資源，構建安全穩定的供應鏈體系。

第二，對因關稅政策變動而導致的訂單履約問題出臺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后續，中美之間的關稅政策還可能出現數輪變化，對于在此期間出現的貨物被卡、被退、合同無法履約等問題提早制定系統性解決辦法。

第三，對于有意愿轉內銷的出口企業給予產品、人才、渠道等方面支持。盡管國家鼓勵“出口轉內銷”，但在轉的過程中，企業還是面臨不少障礙，例如：一是產品國內外標準、版型、風格不同（如：鞋子、插頭等），這方面“數字化/數智化”可助力企業靈活調整生產經營決策，二是出口和內銷所依賴的人才和渠道側重不同，對此，需要專人進行引導、對接。這方面，一些大型電商已在踐行。

第四，優化和支持中國企業海外布局。各級政府應積極搭建對接平臺，為企業提供目標市場的商業資訊、文化習俗、法規政策及展會資源等多方位服務支持。同時，應避免將同質化競爭等“內卷”現象傳導至海外市場。

（二）穩住受國內政策刺激的消費和投資：政策著眼于鞏固、落實和優化

第一，提升消費補貼的定向直達性。針對“高消費意愿/能力”群體開展更具針對性補貼方式。例如，在校生群體的特點是“消費意愿高，但消費能力不強”。對此，可以實施“校園消費提振計劃”，包括提高高校學生生活補助標準，鼓勵企業推行“教育優惠認證”制度（覆蓋電子產品、軟件和云服務、知識付費等），鼓勵旅游景區推出大學生聯票設計（如：通票、多日票、多景區聯票）等措施；老年人，尤其是城市退休老年人的特點是“消費能力高，但消費意愿不高”。對此，可以推廣智能健康/適老化家裝設備補貼，啟動“銀發優選”社區團購平臺，開通子女代購綠色通道等。

第二，拓展消費補貼形式，逐步擴至服務消費和“產品+服務”消費補貼。服務補貼形式拓展升級可考慮三種模式：（1）針對服務類，例如推出托育服務補貼、家政服務補貼等，后者重點可放在針對上班族的全托管式搬家、開荒保潔、上門做飯、整理收納、除霉除菌等服務；（2）組合類，例如推出新能源汽車“購車+充電服務/充電樁配置”套餐補貼，家電“以舊換新+安裝/清理”補貼包，家裝“家具購置+設計”補貼包；（3）體驗類，比如推出文旅消費積分，憑景點門票/車票可抵扣住宿、餐飲等消費。

第三，存量政策加快落實。基于“上半年開局良好，但下半年壓力較大”這一判斷，存量政策應該加快落實。在需求不足背景下，除保持寬松貨幣政策總基調外，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在下半年出口承壓背景下，房地產市場的止跌回穩應該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重點一是盡快完成市場出清，二是保證銀行能妥善處理房地產相關信貸壓力。同時，穩定住包括股市、債市、匯市在內的資本市場也是穩預期、穩信心的重要環節。這方面，應進一步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相比于關稅戰1.0時期，此番關稅戰中我國在穩定資本市場這方面可以說態度更堅決、出手更迅速，以“更少的子彈”更好、更快地穩住了資本市場，這是我們在數輪經貿摩擦中積累的寶貴經驗，應延續下去。

今年以來，中國不斷擴大免簽國家范圍，同時在便利外國人來華經商、旅游、購物、留學等方面出臺了多項具體措施。這不僅有利于促進我國消費、投資，更向國際社會展現了中國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中國的朋友圈應該越交越廣。這些好的存量措施都應持續落實、優化。

（三）穩住經濟內生動力：水龍頭要擰大，輸水管要暢通

近期，各部門密集出臺多項舉措。例如，5月20日，發改委發聲將綜合整治內卷。6月9日，兩辦印發《關于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著力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意見》，從增強社會保障公平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擴大基礎民生服務普惠性、提升多樣化社會服務可及性、增強保障等多方面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6月10日，財政部表示正抓緊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教育部也宣布今年“雙一流”高校本科擴招。

這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既充分體現了中央對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現實困難的精準把握，也展現了“需求端+供給端”雙管齊下的政策思路：需求端旨在通過“增收減負”組合措施以切實充實老百姓“錢袋子”，并結合一系列制度性改革解決老百姓后顧之憂。同時，在企業供給端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引導企業脫離“低質-低價-低利潤”的低水平陷阱。政策內容已相當全面，在此不再贅述。下一步關鍵就是落實到位和力度要夠，防止政策分散化、碎片化，建議各個領域優先落地一些標志性的改革舉措。

在現有具體政策基礎上，本文還想給出一個長期提振經濟內生動力的思考框架。所謂長期，意味著定位于解決我國消費與同等收入水平國家間十幾個百分點的差距，以及從疫情以前就開始的增速放緩這些趨勢性問題。

圖12：中國歷年GDP同比增速（不變價，%）

直面這些問題，思路大致可歸為兩類：一是“水龍頭要擰得更大”，二是“水管要更通暢”。這里的“水龍頭”兩端，進水口對應著“經濟增長動能”，出水口對應“老百姓的獲得感”，中間的“水管”就是一整套與新動能相匹配的發展成果分享機制。“水龍頭要擰得更大”意味著要引入更多增長動能，并且這種動能級別是要能夠彌補消費十幾個點的差距以及經濟長期潛在增速問題的，有幾個方向：一是放大從制造到服務的結構轉型勢能，二是進一步釋放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市民化的潛力，三是進一步利用縮小城鄉差距隱含的需求潛力。從制造到服務、城鎮化、縮小城鄉差距，都直指結構性改革，并且各類改革間存在相互促進效果。以農民工群體舉例：北京市統計局就新老兩代農民工（以1980年出生前后劃分）的消費結構進行了比較分析[5]，從中我們至少可以有兩點發現（圖13）：一是兩代農民工群體相較于全國平均，無論是新老農民工，在（教育文化娛樂、交通通訊、醫療保健等）服務消費上的比例都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更多消費仍是在衣著、食品煙酒等商品消費上；二是新老兩代農民工代際間比較，新生代農民工消費支出占比增加最多的一項是教育文化娛樂，增幅達到5.7個百分點，這一變化折射出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文化生活和自我提升的強烈需求。以農民工群體舉例，可以看出推動城鎮化可以從供給、需求兩端推動從制造到服務的轉型，也可以有效縮小城鄉差距。

圖13：新、老農民工（北京市）及全國消費結構對比

除了將“水龍頭擰得更大”外，另一條思路是“讓水管要更通暢”——即，進一步打通讓經濟增長惠及老百姓的渠道。近些年，有一個說法叫“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間存在‘溫差’”。相關解釋著重強調物價因素導致的實際量和名義量差異，但本文想從發展成果分享機制的角度來分析這一問題——核心問題是如何建立一整套與現在新動能相匹配，且能讓老百姓切實享受發展成果的機制。

老百姓過往是如何分享經濟增長“果實”，或稱享受“時代紅利”的呢？如果回顧60、70一代的人生軌跡，其獲取“時代紅利”、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典型路徑是：畢業后工作，然后在單位、家庭、個人合力下購置人生第一套房子。而后隨著子女成長，陸續以房換房，享受資產升值收益——這一模式成立的背景有兩大要素：一是受益于全球化浪潮的中國制造業蓬勃發展，二是人口紅利期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高歌猛進。

但進入后房地產時代，如何建立一套與新動能匹配的發展成果分享機制，以更好推進共同富裕成為一個新問題。并且，新動能的一系列天生特性還可能對這一套體系的建立提出更高要求和挑戰。在經濟新舊動能的“破-立”轉換之間，新動能主要包括服務業、高科技。先談服務業，服務業具有很強吸納就業的能力，其發展也是經濟轉型的必然規律。那么，作為普通老百姓，如何從服務業發展中獲益呢？方式之一通過就業渠道直接進入服務業就業。但服務業的一些天生特性可能使得相關從業者獲得感不強，這些特性包括：

特征一：服務業的“量”和“價”都可能變動性較高，導致相關從業者面臨較大不確定性。服務消費“量”的波動性主要源于需求收入彈性高，意味著行業需求對居民收入變動很敏感，典型代表是旅游、餐飲、教培；服務消費“價”的波動性既可能源于服務消費品質的非標準化，也可能源于評價的分化：一臺iphone手機，無論是在線上/線下，中國/美國購買，品質基本一致。但服務消費卻是高度非標準化的，同樣是教育、同樣是娛樂，得到的服務可能千差萬別。此外，即便是類似品質的服務，消費者的評價也可能差異很大，比如一場演唱會或體育賽事，很可能是“吾之蜜糖，彼之砒霜”。

服務消費的“量”、“價”都可能有較大變動性，也就意味著行業景氣程度會隨居民收入、消費者偏好、行業規范度而變動較大，對于從業者而言意味著不確定性較高。加之我國服務業中存在著大量靈活就業人員，據《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統計，我國僅餐飲酒店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教育培訓業這三大服務業行業就聚集了近2000萬靈活就業人員。靈活就業形式拓寬了就業渠道，是就業市場的“蓄水池”、“緩沖帶”，對解決我國就業問題功勞不言而喻，但客觀上該領域從業者往往面臨社保覆蓋不足、缺乏對未來穩定預期的問題。

特征二：服務業工作時間彈性大，“上/下班”時間之間往往不存在明顯界限，導致從業者易陷入超長時間工作內卷。服務業的工作時間往往彈性很大，且較少受到物理條件（如：廠房、機器等）限制，疊加就業壓力，這就導致我國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IT技術人員、教師等為代表的從業者容易陷入超長時間工作內卷。這也說明，現階段我國經濟中的“內卷”現象，部分源于一些行業特性。

除直接從事服務業就業外，居民分享服務業發展紅利的另外一條方式還可以是消費渠道，即以消費者身份享受服務消費。但這里面也有一些服務業特性可能制約居民獲得感，包括：

特性三：服務產品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高，消費者往往難以提前知曉服務質量。服務消費的非標準化特性也衍生出了該領域高度的信息不對稱，除非實際到場體驗，否則消費者事前很難知曉服務質量。魚龍混雜的市場結構導致消費者無法放心消費，進而抑制需求。同時即便是高品質服務供給者也無法收取高價，甚至出現供給方“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典型反映在“一老一小”領域。以0~3歲兒童托育為例，據2023年衛健委數據推算，我國托位供需缺口高達200多萬。很多家庭之所以不把孩子送去托育不是因為不需要，而是不放心。正因如此，在向服務消費轉型的背景下，行業的規范、從業者資質的認定標準統一更顯得尤為重要。

特性四：服務消費不易流動，必須人到場才能享受服務。以醫療、教育、公園、圖書館等為代表的服務消費一大特性就是不易流動——必須人到場，才能享受當地的各種服務資源，這與可貿易品的流動性形成鮮明反差。由此也能看出，現階段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城市化對于增強老百姓獲得感的重要性。

特性五：服務消費更依賴“有閑”。時間對于服務消費往往是個硬約束，這又與前文提到的我國普遍存在的超長工作時間形成時間資源上的矛盾。為此，一個促進方向是保證節假日、落實帶薪休假，減少低效的“內卷”式加班。

簡言之，我國服務業確實在蓬勃發展，但是行業的高波動性特征、社保覆蓋不足，以及從業者普遍面臨的長時間工作問題，一定程度上削弱居民經由就業渠道可得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此外，服務業的信息不對稱屬性、不易流動性和時間硬約束等天然屬性又制約了居民經由消費渠道可得的幸福感和獲得感（見下圖）。

圖14：服務業特性對相關成果分享機制提出的挑戰

服務業之外，新動能的第二大板塊是高科技。技術進步是一國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其積極作用自不必說。但宏觀經濟學中所說的“長期”對應到現實中可能是一兩代人，而對于技術變革發生當下的群體他們如何從技術進步中獲益呢？

方式之一是通過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但全中國能在宇樹科技、華為、比亞迪直接就業的勞動力畢竟是少數，甚至以AI為代表的技術進步還會替代勞動力。需指出的是，這一問題并不是中國獨有，而是廣泛存在于歷史上的技術大變革時期，例如，紡織機、火車的發明，無疑都是跨時代的發明，但在當時人們態度更多是抵觸，其本質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在不同代際間分配不均，往往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除直接就業，獲益于技術進步的方式之二是讓民眾共享科技紅利。但現階段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技術看似如火如荼，但普通人真正能將其用于日常生活的場景卻有限，這也制約了民眾獲得感。

方式之三是居民通過購買這些高科技企業股票以獲得財產性收入，但中國股市的財富效應在過去幾年中有限，且中國企業分紅比例不高。

總結起來，民眾難以直接通過就業和（購買股票）財富增值渠道獲益，同時技術進步的體感不強，再疊加技術進步天生具有價格下行特性（這一點只需回顧電視、手機、汽車的價格下行即可理解），這些因素累加在一起就導致技術進步看似如火如荼，但老百姓的“獲得感”卻不強，這也是“宏觀數據和微觀感受存在‘溫差’”的原因之一。

圖15：技術進步對相關成果分享機制提出的挑戰

那么，后續如何將新的增長動能轉換為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可以依據居民的收入構成，逐項來談：1）2024年城鎮居民收入中六成是工資性收入，所以第一要務是“穩就業”。方向上一是可以實施企業用工補貼計劃以激發市場主體吸納就業積極性，二是加強對靈活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現在部分國家在考慮征收“機器人稅”以補貼受技術直接沖擊的就業群體，背后思想就是在科技時代更應“以人為本”；2）居民收入中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占比均在10%左右，這兩部分都與企業經營有關。企業要步入高質量發展的良性循環軌道，就要打破現在普遍的“低價-低質-低利潤”內卷局面。不同行業內卷成因不同，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同質化制造業，源于電商生態的高度透明化與居民消費能力承壓的雙重因素，對此要靠優化營商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來完善。二是信息不對稱嚴重的服務業（“一老一小”），源于信任缺失難題，關鍵在于建立消費者對行業中“人”（從業者）和“錢”（資金流）的信任。三是低門檻服務業（外賣、網約車）源于嚴峻就業形勢，頭部平臺高度聚集，服務業開放不足，破解之道在于服務業“門打得更開”和“質做得更優”；四是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與中國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趨同有關。對此，關鍵在于統籌協調地方政府趨同的產業政策以及完善企業破產退出政策。在企業有利潤的基礎上，接下來就是要暢通企業利潤向居民部門的傳導渠道，除了就業渠道外，保證資本市場的“創富效應”，以及加強企業利潤分紅機制均是可考慮的方向；3）最后一部分是轉移性收入，這部分占比接近20%。“轉移性收入”是指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居民家庭的各種轉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間的收入轉移。包括政府對個人收入轉移的離退休金、失業救濟金、賠償等；單位對個人收入轉移的辭退金、保險索賠、住房公積金、家庭間的贈送和贍養等。這部分直指養老、失業保障、收入分配體系的完善。

五、超越經濟增速之外

今年上半年開局良好，為下半年奠定了良好基礎，也使得我們可以在腳踏實地、關注當下的同時，也有余力仰望星空、謀劃長遠——即如何抓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契機，成為一個“世所尊敬的大國”，這個目標對應的時間尺度應該是更長的。

若干年后回頭來看，2025年一定是值得記錄的有數個“國運”級別現象出現的年份，這些現象包括但不限于：DeepSeek的橫空出世彰顯中國科技實力，《哪吒》現象級傳播展現文化軟實力，以及軍事工業突破刷新世界認知。中國只要堅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時間與道義都站在我們這邊，中國經濟也必將“穩舵遠航”。

論壇第三單元，各位嘉賓就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展開研討。

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認為，“十五五”期間，中國經濟進入到全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在服務業方面，應重點抓好生產性服務業，它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溫床和土壤，而且自帶光環，其本身就是新質生產力。生產性服務業是GDP最大板塊的增長極，是催生“獨角獸”企業的動力源泉，是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堅實基礎，是提高終端產品附加值的靈魂，也是提高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基礎。從現實情況來看，盡管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已取得諸多成就，但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仍存在明顯短板，占GDP比重僅為27%至30%，遠低于歐美國家40%至50%的水平。

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要依靠企業主體的實踐與創新。所以，我們要重點培育和發展與生產性服務業密切相關的五類企業。第一類是中小企業。這類企業專注于如物流、金融、檢驗檢測等細分領域，是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力量。第二類是專注于生產性服務業領域的世界500強企業，如新加坡的普洛斯和法國的施耐德電氣。第三類是一手抓生產性服務業、一手抓制造業的大型企業集團。這類企業既涵蓋研究開發、物流配送、售后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同時也是大規模的制造業企業。第四類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鏈頭企業，統籌其上下游產業鏈中的十大類生產性服務業，并將產品制造環節交由代工企業完成，如蘋果、華為、微軟等。第五類是產業互聯網企業。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與宏觀政策面臨新背景，極具挑戰性。從貨幣政策視角，至少有三點至關重要。一是有效需求不足，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均存在不足，因此宏觀經濟目標應該發生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科技進步和收入分配成為重要核心內容，其中完善收入分配日益重要。二是“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化進程停滯、地緣政治緊張，世界格局向碎片化、多極化和雙邊化轉變。三是穩定幣立法沖擊，美國、歐洲及中國香港地區相繼推進穩定幣立法程序。

基于此，我們應推動銀行轉型應對低利率環境，包括發展金融服務、拓展資產管理業務、強化資產交易業務、推行綜合化經營等。同時，低利率環境可能成為常態，發展資本市場對應對低利率環境十分重要。我國金融體系高度依賴銀行，企業普遍缺乏權益資本甚至處于負資產狀態，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使居民儲蓄直接轉變為企業資本是解決我國融資矛盾的根本路徑。此外，我們還要應對貨幣政策目標調整、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把資產價格穩定納入貨幣政策視野、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改革、積極應對數字貨幣和穩定幣的發展。

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江小涓提到，202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展現出回升向好勢頭。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表現良好，出口也較為出色。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全面部署，涵蓋投資、消費、出口等層面，政策部署“多管齊下”、“能用盡用”，體系均衡且全面。盡管面臨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但基于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和中央全面、協調的政策組合拳，我們有理由期待下半年能夠延續趨穩向好態勢，實現中期穩定增速的目標。

在增強內生動力方面，我們要持續推進改革和開放。首先，標志性改革措施要落地見效。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過去相比，我們提出了“建立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指引制度”。 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企業破產機制，長期以來，我國改革重點在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然而，企業退出機制卻相對不暢，導致市場出現了不合理競爭現象和產能過剩問題。對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公平競爭至關重要。同時，目前企業間“內卷式”競爭現象較為嚴重，需從根本上解決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問題。其次，要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當前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問題，本質上是基本面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并非簡單地由政治人物的更迭所引發，而是經濟結構層面的深刻轉型。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指出，2025年上半年，面對外部不利影響加深與內部困難交織的復雜形勢，特別是美國實施“對等關稅”沖擊全球經貿，中國經濟展現出較強韌性，一季度GDP增長5.4%，二季度預計增長5%左右，上半年增速大概率達5.2%。但我們仍然面臨四大挑戰：一是外部沖擊壓力，外需仍是當前經濟的核心風險點；二是內需不足的問題仍然突出，消費雖呈回升態勢，但主要依賴政策驅動，隨著政策邊際效應遞減，且耐用消費品具有較長更新周期，后續仍存在壓力；三是房地產市場尚未完全止跌回穩；四是物價指數持續走低。

有效需求不足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問題，我們需轉向擴大內需戰略，來破解供給強于需求的系統性矛盾。短期政策須聚焦三重突破。第一，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可以通過提高財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務和民生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這三個比重來根本性解決問題。第二，釋放服務消費潛力，由于準入限制和部分領域價格管制，我國服務供給缺乏差異性，難以滿足多樣化、差異化的服務消費需求。第三，促進投資消費聯動，投資與消費如同硬幣一體兩面，當前消費疲軟直接源于投資增速放緩，投資作為"快變量"具有即時效應，現階段更需發揮公共投資的帶動作用。從長期來看，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包括消費稅改革、推進價格和工資聯動改革、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指出，“四穩”的關鍵是穩企業。首先，企業是社會經濟的細胞組織，細胞有活力、經濟才有活力。截至2024年底，我國實有登記注冊經營主體1.89億戶，其中企業6086.7萬戶，民營企業就超過5700萬家，“穩中有進”總目標依賴于企業的穩定發展。其次，企業是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主體。從整體來看，穩就業是首要任務，它不僅是提振消費的前提，也是擴大內需和穩住經濟大盤的重要保障。而穩就業的關鍵是要穩企業，因為企業創造了就業。最后，企業是納稅主體，是創造財政收入的重要力量。2023年，稅收收入中增值稅占39.3%，企業所得稅占23.6%，消費稅占9.2%，個人所得稅占8.5%。

穩企業的實施路徑主要以下四個方面展開。第一，改善企業的經營條件。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減輕企業成本，切實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第二，優化企業的市場環境，其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構建新型生產關系，政府必須做到不越位干預、不錯位履職，更不失位擔當。同時，通過社會經濟政策的透明化以引導社會穩定預期。此外，通過規范監管、優化供需結構等措施來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努力破解“內卷式”競爭現象。第三，激發企業活力，其根本在于產權制度，產權的清晰界定與有效保護賦予市場主體穩定收益預期，進而形成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接下來，我們要深化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強化民營企業產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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