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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

編譯|張咪咪

編譯審核| 王嬌楊 張謙和

本期編輯|何佳蔚

本期審核 |單敏敏

編者按

本文深入探討中印關系中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復雜性：盡管印度在安全領域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但在經濟層面卻高度依賴中國進口，這種依賴體現在貿易逆差上，也體現在印度關鍵產業供應鏈脆弱性中。文章指出，印度對華進口依賴不僅削弱了其戰略自主性，還可能對美國“印太戰略”構成挑戰。印度經濟脆弱性將阻礙其維持對華強硬態度，不利于其扮演“印太戰略”下的對華“制衡”角色。為此，印度需通過加強國內生產、吸引多元外資以及與美國等友好國家合作來降低依賴。美國則應通過提供技術支持、幫助印度構建供應鏈替代方案等方式，助力印度實現經濟“去風險化”。本文關于“印太戰略”的認知及對中國正當經貿反制措施的描述，存在明顯偏向性；作者希望美國拿出“真金白銀”將印度真正打造為制衡中國的關鍵角色，則又太過一廂情愿。盡管如此，基于底線思維，我仍宜警惕本文設想下的美印經濟勾連。該文章對我理解美印戰略認知和未來政策思路上仍有一定價值。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印度快報》

盡管2024年中印緊張關系開始解凍，但近年來兩國關系總體上處于下行態勢。對此，印度在對華關系上采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策略：一方面在安全領域采取更強硬的對抗立場，另一方面在經濟層面維持合作態勢。2020年中印爭議邊境沖突導致實際控制線（LAC）地區數十年來首次出現人員傷亡，隨后外交關系惡化，這進一步凸顯了過去五年間印度對華策略的矛盾之處。沖突之后，印度政府升級反華言論，禁用中國應用程序，并聲稱“正常”的中印關系需要以邊境和平為前提。然而，中印雙邊貿易額卻持續攀升至創紀錄高點。

2024年10月邊境協議簽署后，兩國已采取措施推動關系正常化，但印度過去四年的種種經歷，均反映出其對華經濟依賴的深度和廣度。中國是印度的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結構顯著向中方傾斜——在電子、太陽能及制藥等對其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行業領域，印度高度依賴中國進口。近期，中國為防止本國制造業外流，限制高科技生產流出，這些舉措已對印度相關產業造成破壞性影響。

2025年4月克什米爾恐怖襲擊引發印巴危機，雙方激烈軍事交鋒中，中國毫不掩飾對巴基斯坦的支持，包括給予其軍事援助。這一態勢加深了印度對“雙線威脅”的擔憂，也強化了其將中國視為直接安全挑戰的認知。

未來，中國可能憑借其在關鍵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中斷或限制對印關鍵零部件出口，進而導致印度電子制造、藥品生產等行業陷入癱瘓。中國還可能針對印度特定出口商品實施針對性貿易限制，如同此前對澳大利亞、立陶宛所采取的措施。此外，中國作為印度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資者，或可利用這一地位對印度經濟施加壓力。對印度而言，巨額貿易失衡及其制造業發展過程中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將放大任何此類脅迫性措施的影響。

一、若美國真的有意將印度培養為亞洲制衡中國的有效力量，那么幫助印度降低風險符合美國自身利益

鑒于中印關系仍存在對抗與動蕩風險，印度有必要尋求降低對華經濟依賴，包括強化對中國投資的審查、重新審視來自第三國司法管轄區的投資等。若美國真的有意將印度打造為強有力的戰略伙伴及在亞洲制衡中國的有效力量，那么幫助印度降低風險符合美國的自身利益——美國可通過提供資金、技術支持，以及協助在友好國家構建供應鏈替代方案等方式，削弱中國潛在的經濟影響力。

（一）

中印雙邊貿易失衡

盡管中印是鄰國，但兩國雙邊貿易規模在冷戰結束前都較小，直至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才開始加速發展。2000-2001年，印度是中國的第12大貿易伙伴，而十年后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印度的最大貿易伙伴。2023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1362.2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5%。

印度貿易失衡嚴重值得關注，因其加劇了印度在特定商品領域對中國的依賴。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03至2005年印度對中國尚存在貿易順差，但此后形勢逆轉。2005年印度對華出口額為100億美元，至2024年僅增至149億美元，而同期自中國的進口額則從100億美元增長十倍至超1000億美元。過去15年間，印度自中國的進口增速比從其他所有國家的進口總和快2.3倍。2024財年，中國占印度商品進口總額的15%——考慮到印度不從中國進口原油或液化天然氣（此類商品占印度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一），這一比例更顯突出。

中印貿易失衡程度之高，在中國所有貿易伙伴中也頗為突出。中國對印度的貿易順差，僅次于美國、中國香港和荷蘭。盡管印度與美國的貿易總量同對華貿易規模相當，但印度對美享有高達367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順差。2020至2024年間，中國對印貿易順差已翻倍。事實證明，抵制中國商品或針對中企的行動對中印貿易的影響微乎其微。

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圖源：印度駐華大使館

（二）

貿易逆差與依賴性

印度駐華大使館從兩方面解釋貿易逆差問題：其一，印度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單一，主要以初級產品為主；其二，中國對印度農業、制藥及信息技術服務等優勢產業設置了市場準入壁壘。該使館坦言，印度主要出口商品僅涵蓋鐵礦石、棉花、銅、鋁、鉆石及其他天然寶石，而這些產品在中國制造的機械、電力設備、電信器材、有機化學品和化肥等出口商品面前，競爭力明顯不足。

盡管這種貿易格局被認為與印度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崛起相關，但2017年洞朗軍事對峙期間，這種深度依賴開始成為印度更為突出的戰略關切。

事實表明，擺脫對中國商品的依賴并非易事。印度外貿研究所蘇妮塔?拉朱的研究顯示，在32個產品子類別中，中國是超過30%產品的最低成本供應方，且是16種產品的唯一供應來源。即便存在價格更低的替代選項，印度制造商仍普遍優先選擇中國產品。這些進口商品對印度制造業至關重要，且多數無法在國內實現生產。

中國作為印度的最大進口來源（2022年）圖源：全球貿易研究倡議

即便中印安全領域的緊張局勢加劇，印度對中國商品的依賴仍未減弱，甚至與整體貿易趨勢相悖。2024財年，印度整體進口規模下降5.6%，但自中國的進口卻逆勢增長3.3%。由于缺乏可行替代方案或其他選項在經濟上不具可行性，中國商品被視作不可替代，由此形成了對中國的結構性依賴。

二、印度對華經濟脆弱性凸顯，根源在于巨大的貿易失衡及其在關鍵領域對中國進口的深度依賴

印度商務部數據顯示，多年來，印度自華主要進口商品結構保持穩定，涵蓋電子、電信產品、電機、核反應堆、重型機械、有機化學品、藥品、紡織品、汽車及金屬制品等。這些工業產品2024年占印度自華進口總額的1000億美元，占比達98%。中國在印度上述工業產品的全球進口量中占比30%，且這種依賴程度逐年加深——過去15年間，印度自華這些產品的進口額增長215%，而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僅增長94.5%。

（一）

中國可能如何對印度施加經濟影響

經濟脆弱性可界定為經濟體因與他國或國家集團的經濟關聯而面臨外部沖擊的風險。對印度而言，由于其與中國存在巨大貿易失衡且在關鍵領域高度依賴中國進口，這種對華經濟脆弱性表現得尤為突出。

貿易逆差本身并非負面因素——進口可填補國內供應缺口、提升競爭力并抑制通脹——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開放的貿易環境。正如一位前印度大使所言，印度對中國的依賴曾以“進口效率”之名被合理化，其驅動力包括火電等領域的廉價中國貸款，以及對印度初創企業的大量私人投資。

但貿易逆差也可能破壞國內經濟穩定。過度依賴進口可能擠壓本土產業發展空間，引發去工業化進程并推高失業率。更關鍵的是，當依賴集中于特定領域（如中印貿易關系），兩國就可能形成結構性依附，貿易會成為被對手利用的戰略脆弱點。中國有能力對印度施加重大經濟壓力，而印度幾乎缺乏反制手段。印度在軍事沖突中限制中國商品出口印度雖可能迎合國內政治需求，但對中國經濟實質影響甚微。

相反，中國若采取經濟報復措施，可能對印度經濟部門造成嚴重沖擊，尤其是與印度出口相關的領域。中國過去曾將貿易作為地緣政治工具，在與挪威、澳大利亞的爭端中已有先例，對印度也可能采取類似手段。盡管中國企業可轉向其他市場，印度卻難以找到價格適宜的替代供應。以印度對中國醫藥活性成分（API）的依賴為例，2018-2020年間部分API的進口占比高達90%-100%。新冠疫情期間，中國臨時限制對印API出口，迫使新德里通過限制藥品出口來保障國內供應。若中國蓄意實施API出口限制，可能使印度陷入被動，不得不尋求成本高昂的替代來源或進口高價成品藥，進而擾亂其出口履約能力。

印度電動汽車（EV）行業面臨顯著脆弱性，因其93%的稀土磁鐵依賴中國供應——這類材料是電機和電池的核心組件。中國于2025年4月實施出口管制（要求許可證并導致發貨延遲45天以上），而印度相關庫存僅能維持數周，生產中斷風險凸顯。這一局面暴露多重經濟風險：EV生產停滯、成本激增，以及印度“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旨在鼓勵外國制造商在印設廠）的本地化目標受挫。從戰略層面看，中國在全球稀土加工領域近乎壟斷的地位（占全球90%加工量）形成地緣政治杠桿，迫使印度緊急尋求進口替代，同時加速國內采礦及無磁鐵技術研發，但此類解決方案需數年才能落地。這種脆弱性亦可能在其他行業逐步顯現。

中國對印度的經濟施壓可能呈現多種形式：中國可能憑借其在關鍵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中斷或限制對印度的關鍵零部件出口，這可能導致印度電子制造、藥品生產等行業陷入癱瘓。中國還可能針對印度特定出口商品實施針對性貿易限制，如同此前對澳大利亞、立陶宛所采取的措施。此外，中國作為印度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資者，或可利用這一地位對印度經濟施加壓力。

與中國此前的部分經濟脅迫目標不同，印度龐大的市場規模及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可能使其成為中國脅迫策略中更具分量的試驗案例，進而可能招致中國更持久、多維度的壓力。

（二）

威脅真實存在嗎？

中國的經濟脅迫往往未能達到目標，例如對澳大利亞、挪威實施的貿易限制影響較為有限。印度進口商始終存在第三方替代渠道，尤其是在與阿聯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后，或可通過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成員國開展貿易。此外，即便在外交與安全關系高度緊張時期，北京也從未以切斷對印供應相威脅。然而，印度對中國投入品（尤其是關鍵領域）的依賴程度遠高于其他國家，這意味著中國貿易中斷威脅對印度而言更具影響力與可信度。

中國在經濟上影響印度的能力已通過近期舉措顯現：為防范高科技制造業向印度轉移，中國官方已推動監管機構與地方政府限制對印度等亞洲國家的技術轉讓及設備出口。蘋果核心組裝伙伴富士康科技集團已無法向印度派遣中國員工，亦難以從中國獲取額外專用機械；與此同時，有報道顯示印度iPhone工廠的中國工人已被要求返回國內。在截至2024年3月的財年中，印度約七分之一的iPhone（價值140億美元）于本土完成組裝。對科技設備的出口限制，同時波及中國電動汽車制造商比亞迪及印度最大太陽能電池板企業Waaree Energies的在印子公司。

中國還實施了其他出口管制措施，給印度關鍵產業帶來挑戰。2023年夏季，中國對鎵、鍺等礦物實施嚴格管制——這些礦物對太陽能、交通運輸和半導體行業至關重要——受限國家包括印度、美國、日本和荷蘭。對印度而言，這些礦物是其太陽能電池及組件生產的關鍵原料。此外，據報道，德國海瑞克公司的隧道掘進機（廣泛應用于交通和能源轉型項目）在中印通關時遭遇“特殊情況”，導致交付嚴重延誤。印度進口商試圖通過阿聯酋貿易商轉口以規避中國出口限制，但一旦中國決定實施全面禁令，這一貿易繞行渠道可能被輕易封堵。

印度對中國的依賴亦對美國產生影響。2023年，美國約9%的太陽能進口來自印度。但中國在全球多晶硅生產中占據主導地位（多晶硅為太陽能電池板的關鍵材料），掌控著約98%的硅錠和硅片產能，且美國從印度的大部分進口產品來自Waaree Energies——該公司所使用的組件源自一家此前因強迫勞動問題被美國市場禁入的中國企業。這一狀況凸顯了全球供應鏈的相互關聯性，以及依賴中國進口所蘊含的戰略風險

三、印度對華依賴削弱美國“印太戰略”

印度對中國的持續依賴削弱了美國的“印太戰略”——該戰略將印度視為制衡中國的重要力量。當前，印度與美國正開展貿易談判，旨在爭取關稅豁免與市場準入，以強化其抵御中國的經濟屏障。雙方有望在7月9日前達成臨時協議，此舉將避免美國對印度出口加征26%的關稅，同時提升印度商品相對于中國商品的競爭力（美國對印度商品關稅降至55%，此前對中國同類商品關稅為145%）。不過，印度在談判中抵制美國開放農業市場的要求，并尋求鋼鐵關稅減免，試圖在保護主義政策與印度重要進口農產品進口、國防合作等戰略讓步之間尋求平衡。若談判成功，印度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將得到提升，以應對中美關稅緩和后中國重新調整的出口策略；若談判失敗，則可能為中國貿易的復蘇讓出空間。

中國從印度日益加深的貿易依賴中持續獲益，這對印度及其西方盟友構成戰略風險。這種依賴正削弱美國的“印太戰略”——若印度在經濟上仍受制于中國，由美、印、日、澳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及其他區域聯盟，可能難以形成有效的替代合作方案。這種經濟依賴對“印太戰略”的削弱作用，可從以下層面分析：

戰略自主權受限：印度對中國進口的深度依賴，可能制約其在地區事務中針對中國堅定采取相關行動的能力。

伙伴關系弱化：印度與中國的緊密經濟聯系，可能使其與其他印太伙伴的關系趨于復雜化，進而潛在削弱四方安全對話等合作倡議的凝聚力。

地區安全關注減少：若印度將對華經濟關系管理置于優先地位，可能導致其分配給印太區域安全合作倡議的資源相應減少。

易受經濟脅迫：中國可憑借其經濟影響力對印度外交政策決策施加影響，潛在削弱印太地區的協調合作努力。

多元化進程受阻：印度與中國的深度經濟糾葛，可能對其推進供應鏈多元化及降低地區對華制造業依賴形成制約。

這些因素可能共同削弱印度作為印太地區制衡中國力量的角色，潛在影響該戰略在維護地區穩定及基于規則秩序方面的有效性。

扭曲的依賴（數據來源：作者基于貿易數據自制）

（一）

戰略調整之路

2020年4月，即在加勒萬沖突爆發前幾周，印度政府強制實施針對所有中國投資的審查制度，無論投資領域或金額大小——規定任何來自與印度存在陸地邊界國家的投資均需獲得政府批準。這一政策的出臺，源于對疫情期間可能出現機會主義收購的擔憂，尤其是在中國銀行以1.01%股份收購印度最大抵押貸款機構HDFC（其股價當時處于下跌狀態）后，引發了關于印度高績效企業可能成為收購目標的憂慮。

印度對本土企業的保護戰略與全球趨勢相符，美國和歐盟亦實施了防范機會主義外資收購的相關規則。有關中國企業在印度積極尋覓投資機會的報道，進一步加劇了此類擔憂。2020年初，印度累計完成161宗中國投資交易，達二十年來最高水平。加勒萬沖突發生后，商業層面的擔憂被賦予地緣政治色彩，促使印度對中國投資實施嚴格管控。自此，新的中國投資獲批案例寥寥無幾，致使比亞迪、長城汽車等企業因監管障礙，不得不擱置10億美元的在印投資計劃。

與此同時，占據印度80%手機市場份額的中國手機企業正面臨印度稅務及監管機構的審查。印度聯邦金融犯罪機構凍結了中國手機制造商小米6.7億美元的銀行資產，指控其存在非法匯款行為。其他頭部中國手機品牌OPPO和vivo也成為監管對象。盡管這些企業已在印度建立或計劃設立制造工廠，并就“印度制造”倡議下的生產及分銷合作與印度企業展開談判，但印度主要企業集團更傾向于自建制造業務，而非與中資企業合作。

（二）

2024年的重新思考

印度政府期望推動中資企業與印度本土股權伙伴合作，并建立本地化管理團隊及分銷網絡。但印度企業普遍對持有中國品牌持謹慎態度，更傾向于選擇不涉及品牌所有權、僅從銷售環節獲利的合作模式。此類合作在快時尚等行業已初現端倪，印度企業既能借助自身市場優勢實現商業收益，又可規避持有中國品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自2024年莫迪政府選舉授權弱化以來，印度企業界持續推動對中國作出更多政策讓步，以期降低運營成本并提升競爭力與利潤空間。印度最大企業游說組織印度工業聯合會（CII）已敦促政府重新審視2020年實施的中國投資強制審查制度，主張在投資準入、零部件進口、技術轉讓、技術人才流動及放寬對華非貿易關稅等領域采取非限制性政策。電子行業亦向政府施壓，指出過去四年間相關限制已導致150億美元的生產損失。

印度政府初期對中國工人簽證發放持審慎態度，但為參與“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的中國公民簡化了簽證審批流程。以阿達尼集團為代表的印度頭部企業（作為莫迪政府重點扶持對象），正推動為中國工人提供簽證辦理優先權，以便在其工廠實施新設備安裝。部分政府部門亦主張放寬對中國技術人員的簽證限制。鑒于莫迪政黨因就業政策成效不足在選舉中受挫，制造業領域的實際需求已難以被繼續忽視。

中國品牌進入印度市場的模式已出現顯著轉變，主要通過與印度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的方式推進。例如，2020年被印度市場禁止的快時尚巨頭Shein，正通過與信實零售合作重返當地市場；中國上汽集團已宣布與印度鋼鐵制造商JSW建立15億美元的合作項目，在印度生產和銷售MG品牌電動汽車。此前，印度市場的進口業務主要由本土企業主導，但隨著中資企業以合資形式進入，工業產品進口規模將快速增長。在印運營的中資合資企業可能傾向于從母公司采購核心部件，進而推升從中國的進口量。據全球貿易研究倡議測算，上汽與JSW的合資項目目標是到2030年實現新能源汽車銷量超100萬輛，單輛車成本1.5萬美元，其中60%零部件依賴中國進口，僅電動汽車領域的年進口額就可能突破100億美元。

這一趨勢在太陽能領域同樣顯著，印度70%的太陽能發電能力依賴中國制造的設備。盡管過去十年針對中國太陽能產品設置了多項關稅壁壘，但其國內相關產業規模仍未實現顯著擴張。在印度高效太陽能光伏組件“生產相關激勵計劃”（PLI）的12家中標企業中，11家明確列出中國供應鏈合作伙伴及服務提供商，部分企業提及的中國供應商數量超過20家。

自2024年10月邊境協議簽署以來，印度面臨越來越多的國內和地緣政治壓力，要求其與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中國國家領導人與莫迪的高層會晤凸顯了公眾敘事的轉變，焦點從關注密切雙邊經濟關系引發的戰略脆弱性，轉向推動關系正常化。莫迪的經濟顧問團隊主張強化與中國的經濟聯系，這一立場在印度的國家安全考量中逐漸占據主導。即便印度選擇推進經濟合作路徑，仍可考慮采取若干舉措以保障其戰略利益。

（三）

印度如何減少對華依賴

為緩解對華地緣經濟脆弱性，印度應采取三項舉措：

印度需通過培育本土企業與吸引其他國家外資推動國內生產，這應成為印度在四方安全對話、I2U2(印度、以色列、阿聯酋和美國組成的四國集團)、東盟+及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中外交參與的核心議題。技術與資本是關鍵要素，僅依靠“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尚顯不足。印度需通過深化與美、歐、韓、日等經濟體的合作，實現經濟依賴多元化以降低對華依存度，同時強化與友好國家的聯系。這一進程需要印度對商業環境進行重大改革。

印度可針對契合自身發展目標與美國優勢的戰略領域（如半導體、綠色能源等），為外國投資提供更多政策激勵。具體來說，可將外國直接投資（FDI）自動審批范圍擴展至更多行業，并為所有FDI相關審批建立單一窗口機制。印度政府可對投資重點領域的企業實施更低的企業稅率，同時為美國在印度欠發達地區的投資提供資本補貼。

印度不應僅著眼于對華整體貿易逆差，更需著力降低在關鍵投入品領域對中國的依賴。可考慮效仿美國在關鍵領域采取的出口戰略審慎政策，明確識別受制于中國的戰略產品和行業——諸如重型機械、電子、制藥及太陽能等領域。增強本土制造能力、提升技術自主性并拓展進口來源多元化至關重要。

針對每個涉華行業、產品及投資，均需制定專項戰略。這需要由具備決策權的政治領導人牽頭，組建跨部委專職團隊，以個案為單位推進決策。若缺乏此類機制，印度可能錯失戰略機遇，進而加劇自身戰略脆弱性。

（四）

美國能做什么？

首先，美國應與印度合作，明確印度需降低對華依賴的關鍵產品領域。美國可協助物色友好國家中能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提供同等質量商品的替代供應商，并向印度提供資本與技術支持，助力其改善工業基礎以構建長期制造能力。鑒于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其可提供及時解決方案，緩解印度對中國的戰略脆弱性。若缺乏美國支持，印度將難以有效減少依賴，可能因國內壓力被迫重新與中國接觸。

其次，美國應推動本國企業通過將制造業從中國轉移至印度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并為美企在印度（尤其是關鍵領域）的投資提供更多政策激勵。美國可與印度共建雙邊供應鏈合作機制，以保障清潔能源技術及關鍵礦物的供應安全。可行路徑包括尋求與印度達成聚焦關鍵技術領域的有限自由貿易協定，此舉將凸顯在對華地緣政治競爭中，貿易利益與安全戰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總結

中國從印度不斷加深的對華貿易依賴中獲取利益，這不僅使印度面臨戰略脆弱性，還可能削弱其與西方伙伴的合作基礎。印度的這種依賴還可能對美國的“印太戰略”構成干擾，尤其是當印度因擔憂中國經濟反制而限制對美主導倡議的支持時。盡管印度無法完全擺脫對中國關鍵進口的依賴，但從戰略層面看，印度必須降低經濟關系中的風險，包括對印度企業中的中資投資實施更嚴格審查，重新審視來自第三國司法管轄區的可疑中資投資。通過采取這些措施，印度能夠增強經濟韌性，在愈發復雜的地緣政治挑戰中維護自身戰略利益。

作者簡介：蘇尚特 ·辛格(Sushant Singh）系耶魯大學南亞研究講師，《大篷車》雜志顧問編輯。曾任印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印度快報》副主編、印陸軍軍官。

本文編譯自美國和平研究所2025年6月16日文章，原標題為

How Vulnerable Is India to Chinese Economic Coercion?

本期編輯：何佳蔚

本期審核：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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