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2》近期火到天際了，票房高開瘋走，目前已經沖進了全球票房榜前十，電影中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觸動了多少現實中為生存拼盡全力的人，照亮了無數在困境中掙扎的心靈。

往深了說，“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中國傳統命運觀的體現。雖然自夏商周以降，中國一直都是貴族政治，平民幾乎沒有翻身的機會，但是科舉的橫空出世讓普通人有了逆天改命的機會。

相比于同時期的西方，科舉制度可謂發出了中國歷史的最強音。正如法國啟蒙思想家魁奈（1694-1774）所說：“中國的先進性在于，中國不存在歐洲社會那種意義的階級分野，沒有世襲貴族，人們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是可以變動的。”

科舉被外國人稱為“中國第五大發明”，一千多年來，沒有哪種制度能如此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讀懂科舉歷史，才能真正讀懂中國歷史，讀懂科舉歷史，更為我們看懂今天中國社會的諸多癥結，提供了一面鏡子。

這本《科舉1300年》用講故事的方式，重新解讀塵封已久的科舉制度，再現士人群體在科場和官場的人生命運。

從傳統中國到當代中國：走得出的是科舉，走不出的卻是科舉思維

馬克思說，中華文明是早熟的文明；金觀濤說，古代中國有種超穩定結構。

這一切，來源于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個創舉：科舉制。

它比英國文官考試制度早了一千多年，它為中國提供了階層流動途徑，它奠定了千年不變的政治格局，它凝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共識。但它也鎖死了中國變革的可能性，讓中國一次次錯失現代化機遇，甚至還影響著中國的當下。

科舉制讓中國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看不懂科舉，就無法看懂中國的過去與現在。

然而，由于資料的紛繁、枯燥，對科舉制的研究常困于象牙塔中，潘劍冰的《科舉1300年》，讓中國終于有了一本面向普通人的科舉史。

多視角觀察中國的科舉制度

1300年科舉史盡入書中，國子監、書院、鴻臚寺、禮部、吏部在科舉過程中的作用一應俱全；本書又不失細微，除了制度的設計者，作者還嘗試著從科舉的參與者：生員、秀才、舉人、私塾先生、學政等諸多視角，去還原每個人眼中的科舉。

在這樣的視角下，科舉制的諸多博弈與矛盾一一呈現，科舉制的演化邏輯變得清晰，制度的合理性與苦衷也躍然紙上。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5年），朝廷徹底廢除九品中正制，將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的州郡中正手中的選舉品第之權收歸中央。

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把人才等級分為九等，作為政府選用官吏的依據，但這樣一來，可解讀空間太大，真正實施的時候，就變成了按照家世劃分等級，所以后來九品中正制徹底成為了一場門閥士族的盛宴。

在東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發展到了巔峰，王謝等高門子弟出生就是五品（五品是恩蔭制度下能繼承官位的最低品級），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

隋文帝打破了這個壟斷，廢除九品中正制的同年，隋朝舉行了第一次新制度下的秀才科考試，然而這一年全國竟然只有杜正玄一個人敢于吃螃蟹。

據《隋書·杜正玄傳》記載，當時的宰相楊素起初根本不把這個毛頭小伙子放在眼里，直到親自考核后，才為之嘆服：“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整個隋朝秀才出身的不到十個人，可見隋朝秀才之珍貴。而這不到十個的秀才中，杜氏一門就出了杜正玄、杜正藏、杜正倫三兄弟

◎開創科舉制度、終結了魏晉南北朝門閥弊端的隋文帝楊堅

隋朝科舉并沒有徹底放棄薦舉，而是實行薦舉和考試相結合的制度。但是朝廷對于地方薦舉的要求極其嚴苛，如果推舉上來的人考試不合格，那么作為推舉者的地方官也要受到嚴厲懲罰。然而秀才考試的標準實在是高處不勝寒，嚇得地方官都不敢往上推人了。

到了唐朝，秀才科雖然仍是最尊貴的科目，但是出自相似的情形，只好退出歷史舞臺，而進士科便取代秀才科成為新貴。

由于進士科從唐代開始就成為科舉中的至尊一級，歷經宋元明清，其榮耀有增無減，而秀才到了明清已經降級到科舉的功名最低等級。因此，不少學者都把隋煬帝開考進士科作為科舉的發端，看似進士比秀才更加名正言順，實際上，若論科舉的意義，“秀才”二字尚在“進士”之上，因為“士”在春秋時期是指貴族的最低層級，而“秀才”包括一切優秀人才，更切合科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想。

不過隨著科舉的發展，“士”的定義最終從貴族擴大到所有的讀書人，中國的政治也從貴族政治進入平民政治。

隋朝的國祚太短，沒等科舉發揮威力就滅亡了。唐朝終于把隋朝的科舉半成品打造成成品，廢除了地方薦舉推送，改成地方考試推送，使科舉形成地方解試和中央省試兩大層級。從此，考試決定個人命運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影響至今。

如果把科舉發展史比作人的一生，隋唐是童年與少年，宋代是青年，元明是中年，而清代則是老年。

科舉制發展到宋代，進士出身和非進士出身的在官場上的晉升途徑已經是涇渭分明，非進士出身的官員很容易就碰到前途的天花板。貴族政治的群山注定無法阻擋，科舉這條溪流前行的路，到了宋代，科舉已經沖出重重阻攔，浩浩蕩蕩、洶涌澎湃，終成大江大河，也成為宋代歷史最壯美的風景。

◎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進士題名錄，該科狀元即是著名愛國文學家文天祥

而到了清代，科舉發展為包括童試、鄉試、會試、殿試、進士朝考在內的完整體系，再加上科試（鄉試資格賽）、舉人覆試（會試資格賽）、貢士覆試（殿試資格賽）乃至庶吉士散館（庶常館畢業考），每一等級的考試結果乃至等第和名次都會和個人未來的職業前景掛鉤。

明清時期，唯有科舉正途出身的士大夫才能贏得整個社會的尊敬以及官場的認可，這使得考試真正和個人命運融為一體，也成為整個社會共同遵守的價值觀。如果你不是科舉正途出身，而是靠金錢、靠“拼爹”，即使你官當得再大也照樣被人瞧不起，甚至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甚至在當時，功名最低的秀才雖然還不夠做官的資格，但卻很容易成為一名士紳，對基層社會的穩定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中國的封建王朝雖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實則天高皇帝遠，皇帝的勢力只到縣一級，朝廷下邊的老百姓主要靠那些地方士紳、宗族制度來維持秩序，民眾內部的矛盾由這些有德望的人出面往往就可以得到令人滿意的調解。

在此情形下，讀書人與士紳在地方上的權威很大。他們排難解紛，也參加制定村里的規矩，他們還與鄰村的士紳成立組織，共同解決糾紛，照顧鄰近村莊的共同福利。而在這種士紳自治的體制中，科舉出身的秀才自然成了士紳的主力。

◎報差報喜圖，《點石齋畫報》考中生員后， 官府派出報差將喜報送到家中，生員家屬還要表示感謝，招待報差。

科舉制度雖然在中國實行了整整 1300年，但是只有到了清朝才到達了一個最鼎盛、最高峰、最完備的階段，并由此走向盛極而衰而死。

1903年3月，同治朝探花朗張之洞與袁世凱聯名奏請遞減科舉，理由是：“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于各國。”

兩年之后的 1905年，慈禧太后親自下詔，終結了存活 1300多年的科舉制。

在廣袤的中國農村，科舉的廢除導致士紳階層的香火斷掉了，而新興的學堂基本集中于城市，鄉村里的知識精英們紛紛涌向城市。這不僅加劇了城鄉的差距，也使得鄉村權勢被土豪劣紳和無賴惡霸乘機攫取和竊奪，地主與農民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這將直接導致未來另外一場革命，并最終決定整個中國在 20世紀的走向。

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編著的《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說道：“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必須把它（科舉廢除）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

論專業，本書站在巨人肩上，匯集錢穆、梁漱溟等大師的研究成果，甚至還有《蕉窗雨話》、《春明夢錄》這些冷門史料，光參考資料就列了8頁。

論通俗，作者選取了大量有趣的案例。比如，宋代第一次殿試，是靠摔跤選出狀元的；秀才聽說要歲考皆大驚失色，唯一人鎮定自若，一看居然被嚇死了；以激進、反科舉著稱的陳獨秀，曾經靠八股中秀才，并深以為傲……

嚴密的推理，豐富的史料，加上不時冒出來的趣聞，讓人沉浸式閱讀忘了時間。

如今科舉已經廢除一個多世紀了，一百多年的時光荏苒而過，使得百余年前那場盛事在今人眼中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科舉在現在人眼里已經成了一個個抽象的名詞，比如“八股文”“舉人”“進士”等。

甚至由于對歷史的不了解，對科舉充滿著偏見，一提起科舉，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腐朽、沒落、呆板，殊不知就選拔人才的公正性與公信力而言，古人未必不如今人！

客觀來說，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制度總是動態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科舉制對于封建社會的中國，大概就屬于這樣的情形。在當時，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科舉幾乎是唯一的跨越階層、逆天改命的方式。

除此之外，1300年的科舉制也深刻地影響著今天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比如今天的考公熱、圈子文化，以及中國人對“知識改變命運”的信仰，標準化考試帶來的教育問題等等，都能從科舉制中找到原因。

其實在今天，雖有不少介紹科舉的文章著作，但是大多是專業人士的布道，偏學術研究，閱讀門檻較高，使得一般的讀者望而卻步，過其門而不入。

這本《科舉1300年》，作者潘劍冰在大量的閱讀和積累的基礎上，參閱了大量的名人自傳、回憶錄、日記，以及眾多學者的筆記、雜談、文集、奏章、小說等。這里面很大比例都是親身經歷過科舉生涯的人們現身說法，真實可信、豐滿有肉。

看懂科舉制度就是了解人類命運

書中有大量有趣故事，比如，隋朝的科舉為唐朝選拔了知名的宰相；宋代第一次殿試是靠摔跤選出狀元的；位及人臣的曾國藩因殿試未進二甲遺憾終身；同治朝的探花郎竟然是廢除科舉制度的重要推手……

在嚴謹的同時，兼顧了趣味，可以說，比通俗的更專業，比專業的更通俗，是一本真正面向普通人的，用講故事的方式，最生動、最真實、最深刻地告訴你影響中國 1300年的科舉制的真相。

作為一種制度，科舉已經消失整整120年，但作為一種信仰，科舉思維至今仍在影響著中國人。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科舉通過一種相對公平的選拔方式，不但賦予了統治者權力合法性，更賦予他們智識合法性，讓上智下愚成為了中國人的共識；依托師生、同年等關系，編織起的人際網絡，形成了中國今天的圈子文化、官場文化；對官本位的推崇，“知識改變命運”的執念，造就了中國今天的“考公熱”；依托標準化考試，用選拔替代培養的教育思路，更是形成了中國當今教育領域的諸多問題。

看懂科舉，不僅僅會讓我們找到破解傳統中國邏輯的鑰匙，更為我們看懂今天的中國問題，找到了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