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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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漢唐時期，崤山一帶的道路分為南北二路。以往的研究普遍認為崤山南路自今三門峽市湖濱區(qū)交口鄉(xiāng)向東南經(jīng)雁翎關到達永昌河河谷地區(qū)。通過對漢唐時期相關史料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觀音堂鎮(zhèn)一帶與永昌河河谷之間還存在另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穿過南大嶺山脈，隋代以前很可能是崤山南路主道。隋煬帝大業(yè)初年“開莎柵道”后，崤山南路主道才移至雁翎關一線。

關鍵詞：崤山；道路；交通

崤山位于今河南三門峽市與洛陽市之間，是古代長安、洛陽兩大都邑間交通道路上的重要節(jié)點。近代以來，已有多位學者對崤山一帶的交通道路進行了研究，尤其是在相關城邑、村鎮(zhèn)、驛站的考證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漢唐時期崤山一帶的道路走向以及相關地名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漢唐時期，長安、洛陽之間的交通道路自長安東行，經(jīng)華陰、潼關、陜縣（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等地，再向東至崤山一帶，分為南北二路，北路自崤山向東，循澗河河谷經(jīng)今澠池縣、新安縣到達洛陽；南路自崤山附近先向東南，經(jīng)今宜陽縣三鄉(xiāng)鎮(zhèn)，再循洛河河谷轉向東北，直至洛陽。對于崤山南北二路的具體走向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問題，近代以來已有多位學者進行了研究。

嚴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圖考》中，根據(jù)《通典》《舊五代史》等文獻中的記載，判定崤山南北二路分歧點在崤坂地區(qū)以東，并進一步推論唐代嘉祥驛的位置在此分歧點上。所謂“崤坂”，即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硤石鄉(xiāng)與觀音堂鎮(zhèn)之間的金銀山一帶山地。按照嚴先生的觀點，南北二路分歧點應在今觀音堂鎮(zhèn)一帶。由此，崤山南路的具體走向應從觀音堂鎮(zhèn)一帶向東南行進，沿永昌河河谷至今宜陽縣三鄉(xiāng)鎮(zhèn)，再循洛河河谷東北至洛陽。從《唐代交通圖考》的附圖中也可看出這一點。

王文楚先生在《唐代兩京驛路考》與《西安洛陽間陸路交通的歷史發(fā)展》等文章中，首先提出漢唐時期崤山南北二路的分歧點應在崤坂以西，具體位置即今三門峽市湖濱區(qū)交口鄉(xiāng)附近。崤山南路在交口一帶與崤山北路分離，東南經(jīng)唐硤石縣（在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菜園鄉(xiāng)東南），再經(jīng)雁翎關，進入永昌河流域，再沿永昌河河谷至三鄉(xiāng)鎮(zhèn)。對比嚴耕望先生的結論，可以發(fā)現(xiàn)嚴先生誤認為唐硤石縣治所在今硤石鄉(xiāng)，故而忽略了經(jīng)過雁翎關的這條道路（以下簡稱“雁翎關道”）。自從王先生對“雁翎關道”進行論述以來，漢唐崤山南路自交口經(jīng)雁翎關、三鄉(xiāng)鎮(zhèn)至洛陽這一觀點基本已經(jīng)成為共識，如胡德經(jīng)先生的《兩京古道考辨》和辛德勇先生的《崤山古道瑣證》，都在王先生這一結論的基礎上繼續(xù)展開研究。

除此之外，王文楚先生還指出崤山南北二路之間應該存在間道。根據(jù)潘岳《西征賦》中提到的地名，以及《后漢書》和《水經(jīng)注》中的兩段記載，王先生認為自今澠池縣向南至今洛寧縣河底鎮(zhèn)一帶應存在一條道路，是為崤山南北二路之間道。

辛德勇先生在《崤山古道瑣證》中，進一步研究了崤山一帶的道路以及很多相關的歷史地理問題。對于“東崤”“西崤”“回溪”“崤底”等地名的具體位置、曹操“北山高道”的走向、“二崤”到“三崤”的名稱變化、唐代硤石縣的沿革與治所等問題，辛先生都進行了深入的論述，在崤山相關地名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而對于王文楚先生指出的間道問題，辛德勇先生則認為崤山南北二路之間并不存在這樣一條間道。對于《西征賦》《后漢書》等文獻中的相關記載，辛先生都認為并不足以證明澠池縣以南有這樣一條間道的存在。

近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項目已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崤山道路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進程中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視，這也推動了諸家學者對崤山道路以及相關歷史地理問題的進一步研究。例如，李健超先生指出唐莎柵城的正確位置應在唐蘭峰宮東三里，即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宮前鄉(xiāng)以東。此外，唐代的“莎柵道”也不同于隋唐以前沿永昌河河谷行進的崤山南路，而是從莎柵城轉向東南，離開永昌河河谷，經(jīng)唐永寧縣城（在今洛寧縣東宋鎮(zhèn)舊縣村），至三鄉(xiāng)鎮(zhèn)。李久昌先生在《崤函古道交通線路的形成與變遷》與《隋唐崤函古道驛站考略》等文章中，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但是，這條“莎柵道”與隋唐以前崤山南路的分歧只是在雁翎關至三鄉(xiāng)鎮(zhèn)這一區(qū)間之內(nèi)。對于漢唐時期崤山南北二路的總體走向以及其他相關地名的具體位置，李健超、李久昌等學者的觀點仍與辛德勇先生一致。

總體而言，自辛德勇先生的《崤山古道瑣證》以來，諸家學者在崤山道路問題上沒有太大的異議。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第一，漢唐時期崤山南北二路分歧點始終在今三門峽市湖濱區(qū)交口鄉(xiāng)附近。崤山北路由此東行，經(jīng)崤坂、澠池、新安至洛陽；崤山南路即“雁翎關道”，自分歧點東南行，經(jīng)雁翎關、三鄉(xiāng)鎮(zhèn)至洛陽。

第二，漢唐時期崤山北路與“雁翎關道”之間不存在其他道路。

筆者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漢唐時期崤山北路與“雁翎關道”之間應該存在另一條道路。此外，對于“雁翎關道”上一些地名的具體位置，也得出了新的結論。下文將對這些問題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二、崤山“南大嶺道”考

筆者發(fā)現(xiàn)，自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觀音堂鎮(zhèn)向東南穿過南大嶺（今澗河以南的崤山余脈），至永昌河龍脖水庫一帶，古時應存在一條主要道路。從以下幾個方面即可看出這一問題所在：

（一）馮異崤底之戰(zhàn)與相關道路問題

東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漢光武帝部將馮異與赤眉軍先后在回溪、崤底交戰(zhàn)，這是歷史上與崤山地區(qū)相關的重要戰(zhàn)役。辛德勇先生在《崤山古道瑣證》中，已經(jīng)對這兩次戰(zhàn)役的一些相關問題進行了論述。在這篇文章中，辛先生糾正了唐代以來人們認為“回溪”位于今洛寧縣北的傳統(tǒng)說法，考證出“回溪”的正確位置應在漢華陰縣與湖縣之間，“崤底”則在澠池附近的崤山一帶。筆者在這一點上完全同意辛先生的考證結論。但是，對于這兩次戰(zhàn)役的具體進程以及相關的道路問題，筆者則認為仍可繼續(xù)探討。

根據(jù)《后漢書·馮異傳》的記載，馮異在回溪附近與赤眉交戰(zhàn)失利后，又“招集諸營保數(shù)萬人”，與赤眉約期再戰(zhàn)。戰(zhàn)前，馮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辛德勇先生解釋為“設伏兵大破赤眉于崤底”，似乎馮異直接將伏兵設于崤底。但是，《馮異傳》記載此次戰(zhàn)役的進程為：

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zhàn)。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余眾尚十余萬，東走宜陽。

可以看出，此次戰(zhàn)役實際上經(jīng)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馮異與赤眉軍在某處約戰(zhàn)，并設伏兵于道側，戰(zhàn)至日暮，伏兵殺出。第二階段則是赤眉“驚潰”，馮異“追擊”，并“大破于崤底”。也就是說，赤眉軍自約戰(zhàn)之處敗逃，馮異隨后追擊，在崤底追上赤眉軍，才最終大破對方。顯然，“崤底”與約戰(zhàn)之處并不是同一地點。

結合回溪之戰(zhàn)的相關記載來看，回溪之戰(zhàn)以前“異與赤眉遇于華陰”，可知馮異軍營在華陰縣境內(nèi)。回溪之戰(zhàn)后，馮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shù)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shù)萬人，與賊約期會戰(zhàn)”，可以看出，馮異是與數(shù)人一起逃回了原先的軍營。那么，“招集諸營保數(shù)萬人”的地點仍應在華陰境內(nèi)，馮異與赤眉再次約戰(zhàn)的地點也只能在華陰至湖縣一帶，而且馮異軍必在赤眉軍以西。這樣，在上述“崤底之戰(zhàn)”的第二階段中，赤眉軍只能是自西向東敗逃至崤底，被馮異追上，并大破于此。

崤底之戰(zhàn)以后，赤眉軍“東走宜陽降”，這就牽涉到相關的道路問題。根據(jù)本文第一部分的總結，王文楚先生和辛德勇先生都認為崤山南北二路分歧點在今三門峽市湖濱區(qū)交口鄉(xiāng)。而辛德勇先生認為赤眉軍“應當從崤山北路向西退出隘道后再轉赴南路”。那么，按照辛先生的觀點，赤眉敗軍需要自崤底向西退至交口，再由交口向東南經(jīng)雁翎關逃往宜陽。但是，如上文所述，馮異自西向東追擊赤眉軍，并“大破于崤底”，此時馮異軍仍在赤眉軍以西。辛先生也指出：“十余萬眾赤眉軍是不可能在全軍潰敗之后，竟又毫無阻攔地越過馮異的軍隊東走宜陽的。”這恰好可以證明赤眉敗軍只能自崤底繼續(xù)向東敗退，不可能向西越過馮異軍，再經(jīng)交口、雁翎關逃往宜陽。由此也可看出，自崤底向東南至宜陽之間，必定存在一條主要道路。赤眉軍兵敗崤底以后，可以經(jīng)過這條道路直接逃往宜陽。辛先生還指出：“雖也可能有別的山間小徑可走，但十余萬眾從山間小路通過，其艱難是不易想象的。”由此，也恰好可以反證崤底與宜陽之間并不是只有山間小路存在，而應該存在一條主要道路。

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硤石鄉(xiāng)與觀音堂鎮(zhèn)之間為崤坂地區(qū)，上文中的“崤底”也應位于這一地區(qū)，這是崤山北路上最為險要的地段。出崤坂東行，即至觀音堂鎮(zhèn)。觀察附近地形，可以發(fā)現(xiàn)觀音堂鎮(zhèn)與南側永昌河河谷之間距離極近，僅10公里左右。觀音堂鎮(zhèn)東南，又恰好處于南大嶺淺山丘陵地區(qū)，地勢較為平緩，易于開辟道路。這樣，就可以判定上述崤底與宜陽間道路的具體走向。這條道路大致應自觀音堂鎮(zhèn)一帶東南行，至今龍脖水庫一帶，進入永昌河河谷，再沿永昌河至三鄉(xiāng)鎮(zhèn)，然后再沿洛河河谷東北至宜陽。其中，沿永昌河至三鄉(xiāng)鎮(zhèn)再到宜陽的一段道路，與諸位前輩學者所謂“崤山南路”重合。而自觀音堂鎮(zhèn)向東南穿過南大嶺直至永昌河河谷的一段道路，則一直少有研究。為敘述方便，本文暫將此段道路簡稱為“南大嶺道”（圖1）。

（二）唐五代時期的相關記載

在前文中，通過對馮異崤底之戰(zhàn)的分析，已經(jīng)證明了早在東漢時期，自今觀音堂鎮(zhèn)一帶東南至永昌河河谷之間應該存在一條“南大嶺道”。實際上，這條道路直至唐五代時期仍然存在。從嚴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圖考》中舉出的幾個例子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通典·州郡》河南府永寧縣下記載：

自漢以前，春秋時，道皆由此縣。酈道元注《水經(jīng)》云：“漢建安間，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后行旅率多從之。附側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nóng)太守梁柳修復舊路。”《括地志》云：“按文王所避風雨，即東垣山也，俗亦號為文王山，有夏后皋墓，北可十里許。其山南臨河陰。漢末以來，移道更于嶺岑山南，其山在夏后墓正南可五里。”公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路。后周之初，更復南移。隋煬帝大業(yè)三年廢。武德初，又通此道，貞觀十四年又廢。其道西入縣界，又東分為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北道東入澠池縣界。

對于這段記載最后的“其道西入縣界”一句，嚴耕望先生認為“西入”可能是“東入”之誤，也可能是指此道（即經(jīng)過崤坂的道路）由西進入永寧縣界。不管是哪一種解釋，都可以看出《通典》所載崤坂道路自西向東進入永寧縣境以后，才分為南北二路。由此，嚴耕望先生推斷崤山南北二路分歧點應在崤坂以東。

王文楚先生在《唐代兩京驛路考》中指出了“雁翎關道”的存在，并且認為“雁翎關道”就是古代的崤山南路。由于“雁翎關道”經(jīng)過唐硤石縣，其位置已遠在崤坂西南20公里左右，如果崤山南路即“雁翎關道”，那么崤山南北二路分歧點就只能位于崤坂以西，這似乎與《通典》中的記載發(fā)生了矛盾。對于這一矛盾，王文楚先生并沒有做出解釋。辛德勇先生同樣認為崤山南路即“雁翎關道”，但也沒有對《通典》中這一問題展開論述。

實際上，“雁翎關道”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通典》中的記載。在“雁翎關道”以外，完全可能同時存在另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道路。這樣，《通典》所載“又東分為二道”的分歧點，指的也就不是崤山北路與“雁翎關道”的分歧點。《通典》中的記載，恰好可以證明崤坂以東應該還存在另一條道路，從崤山北路分出，并且向東南行進。前文論述的“南大嶺道”，自崤坂以東的觀音堂鎮(zhèn)一帶向東南分出，完全符合這一特點。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大嶺道”直至唐代仍然存在。《通典》中的“又東分為二道”，指的應是自觀音堂鎮(zhèn)繼續(xù)向東經(jīng)過澠池的崤山北路以及自觀音堂鎮(zhèn)轉向東南行進的“南大嶺道”。

除《通典》中的直接記載以外，從其他兩個方面也可以看出“南大嶺道”直至唐五代時期仍然存在。一是唐永寧縣轄境問題。《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永寧縣下記載：“谷陽山，在縣西北五十五里。《漢書·地理志》：“谷水出谷陽山。”《漢書·地理志》之谷水即今澗河，谷陽山即今澗河源頭之馬頭山，其位置在今觀音堂鎮(zhèn)以北。從《元和郡縣圖志》中的記載可知，今馬頭山地區(qū)唐代屬于永寧縣境。唐永寧縣治所又稱鹿橋，有鹿橋驛，在今洛寧縣東宋鎮(zhèn)舊縣村，同時也在崤山南路之上，這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沒有爭議。可見，馬頭山位于唐永寧縣治以北。既然馬頭山屬永寧縣境，那么馬頭山以南，崤山北道上的今觀音堂鎮(zhèn)一帶自然也應屬永寧縣境。如果唐代的崤山南路完全等同于“雁翎關道”，不存在南大嶺這樣一條道路，那么從永寧縣治所前往本縣下轄的馬頭山、觀音堂一帶，就必須先從“雁翎關道”向西北行進，進入唐硤石縣縣境，至今交口鄉(xiāng)轉而東行，再穿過崤坂險道，才能到達觀音堂一帶。永寧縣是唐河南府屬縣，其轄境兼及崤山南北二路，正當長安、洛陽兩京要沖，位置相當重要，不可能出現(xiàn)如此迂回涉險甚至借道鄰縣的行政管理方式。由此也可看出，自觀音堂鎮(zhèn)一帶直至永昌河河谷之間必定存在一條“南大嶺道”，這樣，自永寧縣治所就可以直接經(jīng)“南大嶺道”到達下轄的馬頭山、觀音堂地區(qū)。

此外，嚴耕望先生已經(jīng)提到《舊五代史·朱友謙傳》記載朱友謙（原名朱簡）“嘗為盜于石壕、三鄉(xiāng)之間，剽劫行旅”。石壕的位置在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硤石鄉(xiāng)，屬于崤坂地區(qū)。三鄉(xiāng)即今宜陽縣三鄉(xiāng)鎮(zhèn)，在崤山南路上。既然朱友謙可以為盜于“石壕、三鄉(xiāng)之間”，也說明崤坂地區(qū)應該存在一條直通三鄉(xiāng)鎮(zhèn)一帶的道路。嚴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圖考》中列出的各條史料，其中一部分與唐硤石縣有關。由于王文楚先生已經(jīng)考證出唐硤石縣治所在“雁翎關道”之上，故而嚴先生所列的“硤石”相關史料皆不足以證明“南大嶺道”的存在。但是，《朱友謙傳》中這條“石壕、三鄉(xiāng)之間”的記載，仍是“南大嶺道”存在的有力佐證。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上述“南大嶺道”，直至唐五代時期應該仍然存在。

三、“雁翎關道”上的“安陽城”

與唐硤石縣治所問題

在本文上一部分中，已經(jīng)對漢唐時期“雁翎關道”以東的“南大嶺道”進行了論述。除“南大嶺道”外，對于“雁翎關道”上的一些地點，筆者在研究中也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論述如下。

（一）“安陽溪水”與安陽城

最早較詳細地描述安陽城及其附近地理環(huán)境的文獻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相關記載為：

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崖水，出南山北谷，逗崖峽，北流，與干山之水會。水出干山東谷，兩川合注于崖水。又東北注橐水，橐水北流出谷，謂之漫澗矣。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逗安陽城南，漢昭帝封上官桀為侯國，潘岳所謂我徂安陽也。東合漫澗水，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逗陜縣故城南······

這段文字中的“橐水”，即今青龍澗河，這在以往的研究中沒有爭議。對于其中的“安陽溪水”，自民國《陜縣志》起，皆認為此水即今雁翎關河。由于《水經(jīng)注》記載“安陽溪水”經(jīng)過安陽城南，到了民國《陜縣志》中，即將安陽城的位置定于雁翎關河流域的南縣村。《陜縣志》“安陽故縣”條原文為：

安陽不知何時縣名。潘岳《西征賦》云：“我徂安陽，言陟陜郛。”《水經(jīng)注》云：“橐水北流出谷，謂之漫渦。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徑安陽城南，漢昭帝封上官桀為侯國。潘岳所謂我徂安陽也。”按“石崤南”即南崤，今名雁翎關。此水自南崤西流，徑唐繡嶺宮之山麓，西過南縣村，俗名舊縣，與橐水會于漫澗之口。則南縣為安陽故縣無疑。

王文楚先生《唐代兩京驛路考》沿用了民國《陜縣志》的結論，認為“安陽溪水”即今雁翎關河，安陽城即今南縣村。此后，辛德勇先生、李久昌先生也都認同這一觀點。但是，這一觀點與《水經(jīng)注》原文中的記載并不能吻合。

第一，根據(jù)《水經(jīng)注》的記載，“橐水”自“橐山”發(fā)源，流向為“西北流”。與“崖水”匯合后，再“北流出谷”（“橐水”在此河段亦稱“漫澗水”），再與“安陽溪水”匯合。今青龍澗河正源在菜園鄉(xiāng)與雁翎關河匯合，如果“安陽溪水”即今雁翎關河，那么《水經(jīng)注》“橐水”上游河道自然應與今青龍澗河正源一致。然而，青龍澗河正源在今三門峽市市區(qū)以南的摩云嶺，北流經(jīng)澗里水庫至菜園鄉(xiāng)，并非“西北流”，這與《水經(jīng)注》的記載并不一致。

第二，通觀青龍澗河流域，可以發(fā)現(xiàn)青龍澗河最大的支流為雁翎關河與山口河。山口河亦稱交口河，其河道位于雁翎關河以北，自今硤石鄉(xiāng)以南的雷震山發(fā)源，西流經(jīng)今張茅鄉(xiāng)、交口鄉(xiāng)，注入青龍澗河。王文楚先生已經(jīng)指出，古代崤山北路自今交口鄉(xiāng)向東，即沿山口河（筆者按，原文稱交口河）河谷行進。從上述《水經(jīng)注》原文中可以看出，“安陽溪水”與“橐水”（亦稱“漫澗水”）匯合后，直到陜縣故城（在今三門峽市市區(qū)）之間，沒有其他河流匯入“橐水”。山口河入青龍澗河之處尚在雁翎關河以北，如果“安陽溪水”即今雁翎關河，就只能認為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漏掉了山口河的記載。但是，《水經(jīng)注》對“橐水”上游的“崖水”“干山之水”等較小支流都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山口河緊鄰崤山北路，更容易受到人們的注意，又是青龍澗河最大的支流之一，酈道元不應在詳細記載青龍澗河上游各支流的情況下，唯獨漏掉山口河的記載。

第三，《水經(jīng)注》記載“安陽溪水”經(jīng)過安陽城南，可見安陽城的位置應在“安陽溪水”以北。民國《陜縣志》認為“安陽溪水”即今雁翎關河，安陽城即今南縣村。但南縣村卻位于雁翎關河南岸，這與《水經(jīng)注》的記載也不能相符。

從以上幾個方面即可看出，《水經(jīng)注》中的“安陽溪水”不應是雁翎關河。通觀《水經(jīng)注》“橐水”流域的全部記載，可以發(fā)現(xiàn)酈道元實際上是將雁翎關 河當作了“橐水”正源。所謂“橐水出橐山，西北 流”，恰好與雁翎關河流向一致。其后注入“橐水”的“崖水”，才是今天的青龍澗河正源，“干山之水”則是青龍澗河上游西側支流張村溝。所謂“崖水”注入“橐水”，指的是今青龍澗河正源與雁翎關河在 菜園鄉(xiāng)匯流的情況。而“安陽溪水”則應是雁翎關 河以北的山口河。這樣，今天的青龍澗河正源以及 所有主要支流在《水經(jīng)注》中都有記載，并無遺漏，流向也與實際情況完全相符（見圖1）。

清末學者楊守敬撰有《水經(jīng)注疏》，并繪制了《水經(jīng)注圖》，該書是《水經(jīng)注》研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在《水經(jīng)注疏》中，楊守敬雖然沒有具體解釋“橐水”正源以及“安陽溪水”對應的河流，但他在“又有崖水，出南山北谷”一句下提到：“今有青龍河，出陜州東南明山，蓋即崖水也。”此處之“青龍河”即今青龍澗河。可以看出，楊守敬也認為“崖水”即今青龍澗河正源。這樣，“橐水”正源就只能是“崖水”以東的雁翎關河。從《水經(jīng)注圖》中，更可以看出楊守敬繪出的“橐山”遠在“崖水”以東，且在“盤崤”之正南方向，這只能是指今雁翎關一帶山地。此外，《水經(jīng)注圖》中的“橐水”自“橐山”發(fā)源，西北流與“崖水”匯合，“安陽溪水”更在“橐水”正源以北。顯然，楊守敬也認為“橐水”正源即今雁翎關河，“安陽溪水”即今山口河。

如果“安陽溪水”是今天的山口河，那么安陽城也就不可能在今南縣村。從《水經(jīng)注》中的記載可以看出，安陽城的位置應在今山口河北岸。根據(jù)王文楚先生、辛德勇先生的研究結論，崤山北路恰好沿今山口河北岸行進，并且與“雁翎關道”在今三門峽市湖濱區(qū)交口鄉(xiāng)會合。古代交通要道的會合處附近，往往有城邑存在，交口鄉(xiāng)的位置也完全符合《水經(jīng)注》對安陽城的記載。因此，安陽城最有可能的位置即今交口鄉(xiāng)。

如果安陽城在今交口鄉(xiāng)，那么潘岳《西征賦》中的“我徂安陽”也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釋。王文楚先生受民國《陜縣志》影響，將安陽城的位置定于南縣村，并不在崤山北路之上。由此，對于《西征賦》中的“我徂安陽”，只能解釋為潘岳自澠池一帶經(jīng)間道繞到崤山南路，再過雁翎關到達安陽城。辛德勇先生指出潘岳此行完全走崤山北路，不可能繞至南路。但辛先生同樣將安陽城的位置定于南縣村，對于“我徂安陽”，只能解釋為“安陽”并非實指安陽城，而是指安陽城附近。但是，根據(jù)《水經(jīng)注》中的記載以及上文中的論述，可以確定安陽城的位置就在崤山北路之上，自崤山北路即可直接到達安陽城。這樣，“我徂安陽”也就可以解釋為潘岳自崤山北路西行經(jīng)過安陽城了。

（二）唐硤石縣治所問題

《太平寰宇記》陜州硤石縣下記載：

唐義寧元年再置崤縣，理硤石塢，二年省。武德元年再立，三年移理鴨橋故鎮(zhèn)。貞觀八年移于安陽城，十四年移于硤石塢西，即今縣是也。

同縣“安陽城”條下又記載：

唐貞觀八年移崤縣在此城內(nèi)置，十四年移治向南，改名硤石縣。

可以看出，貞觀八年（634年）崤縣治安陽城，貞觀十四年（640年）移治硤石塢西，并改稱硤石縣。那么，貞觀十四年以后的硤石縣治所與安陽城必非一地。如上文所述，以往的研究，都把安陽城的位置定于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菜園鄉(xiāng)南縣村。由此，貞觀十四年以后的硤石縣治所也就不在南縣村。王文楚先生、辛德勇先生都據(jù)此推斷唐硤石縣治所在今菜園鄉(xiāng)石門村。然而，《太平寰宇記》陜州硤石縣下記載：“繡嶺宮，在縣東三里。”關于繡嶺宮的位置近年來已有發(fā)現(xiàn)，在今菜園鄉(xiāng)高家莊村南。高家莊村位于石門村以西，如果唐硤石縣在今石門村，則與“繡嶺宮，在縣東三里”的記載不符。由此即可看出，唐硤石縣治所并不在石門村，而應在今高家莊村以西。

上文中提到的南縣村，恰在高家莊村以西，且發(fā)現(xiàn)有唐代城址存在。如果唐硤石縣治所在南縣村，就與“繡嶺宮，在縣東三里”的記載完全相符。過去長期認為南縣村城址為安陽城，這也影響了人們對唐硤石縣治所的判斷。根據(jù)上一節(jié)的研究結論，安陽城應位于山口河以北的交口鄉(xiāng)。因此，南縣村的唐代城址也就不是安陽城，而應是唐硤石縣城。

此外，《太平寰宇記》記載武德元年（618年）崤縣治硤石塢，貞觀十四年（640年）治硤石塢西，改名硤石縣。王文楚先生、辛德勇先生都據(jù)此推斷武德元年崤縣治所與貞觀十四年硤石縣治所為同一地點。實際上，“硤石塢”與“硤石塢西”完全有可能不在同一地點。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西”，也可能是在舊有的硤石塢以西某處另外選址建造縣城。因此，即使武德元年之“硤石塢”在今石門村，也不能認為貞觀十四年之“硤石塢西”在今石門村。如上文所述，唐硤石縣治所應位于繡嶺宮以西。如果貞觀十四年硤石縣治所在今南縣村，則既位于石門村以西，又位于繡嶺宮以西，這與《太平寰宇記》中的各條記載都可以吻合。由此即可看出，貞觀十四年以后的唐硤石縣治所應在今南縣村。

確定了安陽城與唐硤石縣的位置以后，就可以更準確地了解唐代崤縣、硤石縣治所的遷移情況。結合《太平寰宇記》中的記載，可知武德元年（618年）置崤縣，治硤石塢（今菜園鄉(xiāng)石門村）。武德三年（620年）移治鴨橋（今硤石鄉(xiāng)），貞觀八年（634年）移治安陽城（今交口鄉(xiāng)），貞觀十四年（640年）移治硤石塢西（今菜園鄉(xiāng)南縣村），并改名硤石縣。此后直至唐末，硤石縣治所皆在今南縣村。

四、歷史上崤山道路的變遷

通過本文以上的論述，已經(jīng)明確了“南大嶺道”的存在以及唐代崤縣、硤石縣治所的遷移情況。由此，也就可以進一步探討崤山道路的興廢變遷過程。

（一）隋唐時期崤山南北二路的變遷

《通典·州郡》河南府永寧縣下記載：“隋煬帝大業(yè)三年廢。武德初，又通此道，貞觀十四年又廢。其道西入縣界，又東分為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北道東入澠池縣界。”《資治通鑒》所引隋大業(yè)元年三月丁未詔中指出：“廢二崤道，開葼冊道。”《唐會要》則記載：“貞觀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移五崤道于莎柵，復舊路。”嚴耕望先生認為，《通典》記載中的“此道”即三崤道，亦即崤山北路。此外，嚴先生還認為隋大業(yè)元年詔與《通典》所載大業(yè)三年廢崤山北路應為同一事件。大業(yè)初年廢崤山北路后，唐武德初曾一度恢復，至貞觀十四年再廢北路，改行莎柵道。

王文楚先生則認為《通典》記載中的“此道”指通過雁翎關的崤山南路。如果“此道”指崤山南路，那么隋大業(yè)元年詔開南路與《通典》所載“大業(yè)三年廢”就不是同一事件。由此，王先生認為隋大業(yè)元年開崤山南路，大業(yè)三年廢南路，唐武德初年恢復南路，貞觀十四年又廢南路，其具體時間應在《唐會要》所載貞觀十四年七月重開南路之前。辛德勇先生雖然基本同意嚴耕望先生的結論，但仍認為《通典》記載中的“此道”指崤山南路，并認為“《通典》敘南北方向均有訛誤”。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同意嚴耕望先生的觀點。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經(jīng)論述，《通典》中的“其道西入縣界，又東分為二道”指的應是崤山北路自崤坂東行，至今觀音堂鎮(zhèn)一帶分為兩路，一路向東至澠池，一路向東南，即“南大嶺道”。由此，《通典》中的“此道”當然應指經(jīng)過崤坂的崤山北路。王文楚先生認為“此道”指崤山南路，應是受《通典》此句之前“公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路。后周之初，更復南移”一句的影響（參見本文第二部分所引《通典》原文），認為北周初年已廢崤山北路，改行南路。但是，辛德勇先生已經(jīng)指出，曹操所開“北道”，亦稱“北山高道”，只是在崤山北路以北別開山路。顯然，無論是這條“北道”，還是曹操開“北道”之前人們所行的崤坂舊路，都屬于崤山北路。那么，《通典》中的“后周之初，更復南移”既然與曹操所開“北道”對舉，指的應是北周初年恢復了曹操以前的崤坂舊路，與經(jīng)過雁翎關的崤山南路沒有關系。因此，“后周之初，更復南移”之后的“隋煬帝大業(yè)三年廢”以及“武德初，又通此道”指的自然也都是經(jīng)過崤坂的崤山北路。

既然《通典》中的“此道”指崤山北路，那么崤山南北二路的興廢情況就應如嚴耕望先生所言，具體過程即隋大業(yè)初年廢崤山北路，開通南路，唐武德初年重新以北路為主，貞觀十四年再恢復以南路為主。

如果把上述崤山道路變遷過程與唐崤縣、硤石縣治所的遷移過程對比，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隋大業(yè)初年開莎柵道后，長安、洛陽之間的交通以崤山南路為主，因此義寧元年（617年）及唐武德元年（618年）皆置崤縣于硤石塢（今菜園鄉(xiāng)石門村），其位置即在崤山南路之上。此后，武德三年（620年）崤縣移治鴨橋（今硤石鄉(xiāng)），在崤山北路上。《通典》中的“武德初，又通此道（崤山北路）”，恰好與武德三年崤縣移治鴨橋之事可以相合。貞觀八年（634年），崤縣移治安陽城（今交口鄉(xiāng)），在崤山南北二路分歧點上，反映出當時雖仍以崤山北路為主，但唐太宗可能已有恢復崤山南路的想法。貞觀十四年（640年），崤縣移治硤石塢西（今菜園鄉(xiāng)南縣村），并改名硤石縣，其治所又回到崤山南路之上，恰好同年也正式恢復以崤山南路為主。由此即可看出，崤縣、硤石縣治所的遷移與崤山南北二路的興廢過程存在著緊密聯(lián)系（見表1）。

（二）“雁翎關道”與“南大嶺道”變遷過程試探

根據(jù)本文第二部分的論述，可知自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觀音堂鎮(zhèn)一帶東南至永昌河河谷之間，古時應存在一條“南大嶺道”。這樣，在今三門峽市湖濱區(qū)交口鄉(xiāng)與宜陽縣三鄉(xiāng)鎮(zhèn)之間，既可以自交口鄉(xiāng)向東南沿“雁翎關道”到達永昌河河谷，也可以自交口鄉(xiāng)先向東，沿崤山北路穿過崤坂，再沿“南大嶺道”到達永昌河河谷。對于“雁翎關道”與“南大嶺道”的興廢過程，在現(xiàn)存史料中已經(jīng)難以找到直接證據(jù)。只有通過隋煬帝開莎柵道一事，或可對這一問題進行一些試探。

李健超先生認為，隋以前崤山南路自雁翎關東行，沿永昌河河谷至三鄉(xiāng)鎮(zhèn)，其走向大體上是彎曲的“弓背形”。所謂隋煬帝“開莎柵道”，指的是開通自莎柵至三鄉(xiāng)的直線道路，近似“弓弦”。但是，大業(yè)元年三月丁未詔中提到“廢二崤道，開葼冊道”。嚴耕望先生已經(jīng)指出，其中的“二崤道”即“三崤道”，指穿過崤坂地區(qū)的崤山北路，而“葼冊道”即“莎柵道”。如果“開莎柵道”僅僅是指開通莎柵與三鄉(xiāng)之間的直線道路，那么所廢掉的應該是沿永昌河河谷行進的弓背形道路，而非崤山北路的“二崤道”或“三崤道”。由此，筆者認為，隋以前的崤山南路并非以“雁翎關道”為主，隋煬帝“開莎柵道”，應該是指對“雁翎關道”的開辟。

隋以前涉及崤山南路的文獻，記載都較為簡略，無法找到人們行經(jīng)“雁翎關道”的確切證據(jù)。而上文中提到的馮異“崤底之戰(zhàn)”問題，則可以證明赤眉軍經(jīng)過“南大嶺道”到達宜陽。筆者認為，隋以前的崤山南路應以“南大嶺道”為主，“雁翎關道”雖然 存在，但可能未經(jīng)較大規(guī)模開發(fā)，較為險峻，并非當時的主要道路。這樣，隋以前自洛陽西行，無論是取道北路的新安、澠池，還是取道南路的三鄉(xiāng)鎮(zhèn)及“南大嶺道”，都要到達今觀音堂鎮(zhèn)一帶，再向西經(jīng)過崤坂地區(qū)。隋煬帝大業(yè)初年“開莎柵道”，應該是指專門開發(fā)了自交口東南經(jīng)雁翎關、莎柵直至三鄉(xiāng)鎮(zhèn)的整段道路。經(jīng)過雁翎關的這條“莎柵道”既經(jīng)專門開發(fā)，自然便于通行。自洛陽西行至三鄉(xiāng)鎮(zhèn)后，就可以直接通過這條道路到達交口一帶，無須再經(jīng)過“南大嶺道”以及崤坂地區(qū)，這與“廢二崤道”的記載才能相合。

綜上所述，隋以前的崤山南路應以“南大嶺道”為主，崤山南北二路的分歧點在今觀音堂鎮(zhèn)一帶。隋大業(yè)初年“開莎柵道”后，崤山南路才以“雁翎關道”為主（見表1）。

五、總結

通過本文的論述可以看出，自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觀音堂鎮(zhèn)一帶向東南穿過南大嶺（今澗河以南的崤山余脈），至永昌河龍脖水庫一帶，古時應存在一條道路。隋唐時期以前，崤山南路應以這條“南大嶺道”為主，具體路線為自今觀音堂鎮(zhèn)向東南到達永昌河河谷，再沿永昌河河谷繼續(xù)東南行進，至今宜陽縣三鄉(xiāng)鎮(zhèn)，再沿洛河河谷轉向東北，直至洛陽。“雁翎關道”雖然存在，但并非當時的主要道路。自陜縣（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一帶至洛陽，需自西向東穿過崤坂地區(qū)，然后在今觀音堂鎮(zhèn)一帶分為南北二路。

隋煬帝大業(yè)初年，專門開發(fā)了經(jīng)過雁翎關的“莎柵道”，使這條道路更加便于通行，成為崤山南路主道，其具體路線為自今三門峽市湖濱區(qū)交口鄉(xiāng)向東南經(jīng)雁翎關、莎柵（在今三門峽市陜州區(qū)宮前鄉(xiāng)東），至今宜陽縣三鄉(xiāng)鎮(zhèn)。“莎柵道”開通后，長安、洛陽之間的交通路線即以這條新崤山南路為主，“南大嶺道”雖仍存在，但已不是崤山南路主道。唐武德三年，一度恢復以崤山北路為主道。貞觀十四年，又以雁翎關崤山南路為主道，直至唐末皆無變動。

作者：楊蕭楊

來源：《河南社會科學》 2023年第3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汪鴻琴

校對：賀雨婷

審訂：周 煜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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