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一

陳可辛的《醬園弄》第一部，問題很多。

先說這個原案件，從詹周氏殺夫案的歷史記錄來看，她是被清晰地確認為一個長期遭受嚴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她的殺人行為，盡管殘忍，也就伴隨著顯著的減輕罪責情節和公眾的同情，這是可以理解的。

《醬園弄》

而陳可辛在處理這個歷史素材時，選擇在詹周氏是否真的殺人這一關鍵問題上含糊其辭。這種刻意的模糊處理，與歷史事實中她最初承認殺人、焦點在對她動機和情境的理解同情相悖。

當然，導演有權根據創作需要重新講述故事，但這種旨在制造懸念的敘事選擇，將觀眾的關注點，從理解詹周氏的困境和家庭暴力這一系統性問題，轉移到簡單的「誰是兇手」的謎團上了。

通過懸疑化她是否犯罪，影片無意中削弱了觀眾對她的同情基礎，而這種同情本應根植于她作為歷史受害者的身份和絕望的反抗行為。

這種敘事上的取舍，將電影的社會評論（女性主義共情）與類型片要求（懸疑和偵破）置于對立面，導致了主題表達的內在矛盾。

這種模糊處理，營造出了一個根本不存在，或者說難以維持的懸念，盡管影片的確有努力提供其他嫌疑人和法醫學疑點，最終就與影片所宣稱的女性主義覺醒敘事產生了根本性的沖突。

當觀眾被引導去懷疑詹周氏是否真的犯罪時，他們的關注點便從一個長期遭受家暴后反抗的受害者，轉向了判斷她到底是無辜被冤枉，還是一個為脫罪而撒謊的計算者？

這種敘事上的不確定性，通過讓觀眾思考「她到底做了沒有？」，影片將情感投入從她行為的原因（她長期遭受的虐待）轉移到一個法律程序性的謎題上，明顯削弱了觀眾對詹周氏被長期家暴再反抗殺人的同情心。

如果觀眾認為不是她干的，那么影片所要傳達的女性反抗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既然電影希望強調女性對一種制度性暴力的反抗，那么謀殺的真實性，就不應該被刻意懸疑化。

影片這種混亂的取向，是很多觀眾難以真的共情詹周氏的核心原因。

陳可辛的這種矛盾策略，反映出影片在類型片定位上的混亂，以及他想把雞蛋分散在更多籃子里的企圖。

陳可辛一直是一個聰明的市場迎合者。

自從北上大陸發展后，他的創作重心轉向適應大陸市場，專注于講述所謂大時代里的小人物故事，和普通人的故事。例如，《中國合伙人》和《奪冠》等影片，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同時，也的確反映了某個時期的社會風向。盡管他試圖捕捉的社會風向和情緒，總是稍縱即逝，這令他并不總能在面對審查時游刃有余。

陳可辛的職業生涯軌跡，是展現了一種持續的實用主義，他能夠不斷調整自己的電影創作以適應不同的市場（香港、大陸、好萊塢）和觀眾預期。這種適應性在過去經常是成功的，但這一次，這種實用主義可能已經越界，距離「投機」不遠了。

趙麗穎飾演的進步作家西林，被塑造成了一個「女性主義表演者」，只剩下庸俗化的說教，片中除了聲嘶力竭喊出空洞的口號，并無意女性主體性的真實探索。

可以這么說，這部影片在女性主義、歷史評論，以及娛樂性這幾方面都失敗了。

這部電影的明星策略，起了負面作用。

也許流量明星帶來了第一波票房，但我的意思是，陳可辛這次并沒有駕馭好明星，讓他們為電影敘事和風格服務。

影片的電影語言就讓我十分不解，幾乎啊，每場戲都是先給一個全景的定場鏡頭之后，各位明星的大特寫來回切，中景鏡頭都用得少，令人眼睛疲勞，這種過于程式化的電影語言是失敗的。

很多特寫鏡頭中，并沒有足夠的表演內容。

章子怡對詹周氏的演繹，很用心。造型上做了很多創意，比如胎記、齙牙。說到這里，有一場戲我也是十分不解，詹周氏和野豬搏斗完之后，躺在地上，半張著口，這時頭部近景鏡頭明顯能看到章子怡戴著厚厚的牙套，為什么這么處理？

自從《一代宗師》和《羅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章子怡這幾年缺少重要作品，她自己肯定是意識到的。再加上個人生活的變化，她一定希望靠這個重磅角色，開啟事業的第三春。可惜事與愿違，無法再現宮二奇跡。

雷佳音飾演的薛至武，是偽政府時期的警察局長，看上去是一個堅信自己行為正義的狂熱分子，為了加強暴戾神態，臉上做了隕石坑的妝造。但我還是覺得他維護男權的動機挺滑稽的，尤其是還在趕往案發現場的時候，他就一口一個「殺了當家男人」，陳可辛太早圖窮匕見了吧？

電影語言也很奇怪，雷佳音只要出場，就一定是高反差光線伺候著，面部給足強光，讓身體其他部位沒入陰影，還嫌不夠臉譜化？這樣一來，這個角色就更像是一個父權制的象征性符號了，而不是一個由可信（即使令人憎惡）信念驅動的復雜人類。

視覺風格的極度人工化，使得觀眾難以超越表面化的反派形象，去理解或投入其角色。

之前，楊冪和趙麗穎粉絲之間好像還爆發了「番位爭議」，這也印證了戲外明星動態對影片藝術焦點的干擾。

還有易烊千璽客串的算命先生一角，本來只是一個客串的配角，但鏡頭語言用力過猛，故弄玄虛，生怕觀眾不知道他「從頭到腳都是戲」，誤導大家對一個客串人物產生了不符他本來分量的期待。

因為電影還有第二部沒有上，有一個觀點是推測性的。

影片應該是試圖跨越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日本占領下的汪偽政權時期（1945年）、國民政府時期（1945年后）和新中國時期（1949年后）。

陳可辛的初衷，或許是利用這三個時代的變化，來表現女性地位的變化。

影片被拆分為上下兩部，首部在日本投降時戛然而止，這表明導演可能有意通過結構上的劃分，來反映歷史的轉折和不同政治體制下案件可能面臨的再審。

這可能會讓觀眾產生一個印象，女性地位的低下，是與特定時期的政治體制（例如，汪偽政權或國民政府時期）掛鉤，這一弊病會在隨后的政權下得以改善。

這樣把性別不平等和家庭暴力等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問題，簡化為一種簡單的政治寓言，一定會削弱這件事的歷史本質。

換言之，一個普遍的人權問題（性別不平等、家庭暴力），被轉化為了一種選擇性的歷史批判。

電影后面會不會這樣拍，姑且算做一個預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