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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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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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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云

本報記者 張 妮 劉雅婷 鄔 杰

編者的話：為期5天的第三十一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以下簡稱BIBF）近日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圓滿落幕。本屆BIBF累計吸引80個國家和地區的1700多家展商現場參展，22萬種中外圖書亮相，舉辦1000多場文化活動。110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萬人次入場參觀。截至目前的初步統計，本屆BIBF共達成中外版權貿易協議（含意向）2826項。本屆圖書博覽會期間，中國文學如何出海成為最受關注的話題。《環球時報》記者在本屆BIBF采訪多名中國知名作家、文化學者，以及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得主，圍繞這一話題展開深入探討。

“我們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們村”

劉震云：翻譯家與作家最好的關系是朋友關系

作為BIBF閱讀推廣大使，著名作家劉震云在“大使會客廳——劉震云和他的朋友們”主題會議上表示，BIBF走過了39年，秉承“走出去、引進來”的方針，BIBF如今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書展。走出去是中國文化走出去，BIBF與世界許多書展保持緊密聯系，與法蘭克福書展、紐約書展、巴黎書展等交流互鑒。引進來則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包括國外的作家、翻譯家引進來。“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才能知道不同，知道不同才能知道相同。跟別人交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知道別人，知道別人才能知道自己，取長補短才能文明互鑒，這個民族才能夠進步。”

截至目前，劉震云的作品已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全球銷量達1500萬冊。去年莫斯科民族劇院還上演了劉震云小說改編的話劇《我不是潘金蓮》。談及翻譯家與作家的關系，劉震云認為，翻譯不僅需要懂得兩種語言，還要懂得兩個民族不同的生活、歷史和哲學。“翻譯家和作家有不同層面的關系，比如職業的關系、文學的關系，而最好的關系是朋友的關系，這樣他們就能對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及其背后的道理進行深入的探討。”劉震云和很多翻譯家的關系都很好，他的俄羅斯翻譯家朋友還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請他吃俄羅斯菜和格魯吉亞菜。

在劉震云看來，不同民族之間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不同的民族生活環境、宗教信仰、生活態度不一樣，長的也不一樣。“不同的地方對一個事情的看法可能不一樣，從這就能知道自己的認識是有缺陷和不足的，而缺陷和不足就是你下回寫作的動力。”劉震云有時候喜歡坐在國外城市的街邊觀察。“只有了解開羅、紐約、巴黎、圣彼得堡，你才能更知道你們村。”劉震云說，“正如那句話：‘我們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們村’。”

麥家：《解密》出海等了12年

“我的作品目前已被翻譯成34個語種，在100多個國家發行。這是我曾經做過夢又覺得永遠只會是夢的一件事，但在各國翻譯家的幫助下，這個夢想成真了。”在“故事溝通世界——麥家對話30國漢學家”活動上，麥家表示，他首先要感謝的是祖國，“是因為它的崛起，讓世界有了想了解我們的欲望和期待。而我在這個時候，非常有幸地成為了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代表之一。”麥家向《環球時報》記者坦言，他在寫作上并不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他開始寫《解密》是在1991年，經歷了17次退稿、11年的等待才正式出版。此后又過了12年，也就是2014年《解密》才在世界上大放異彩，被英國、美國兩大頭部出版社出版，后來又在西班牙、法國等國出版。“從中文出版的11年到走向世界的12年，好像有一種暗示，就是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路原本并不那么寬敞。但有各國出版家和翻譯家的幫助，我們迎難而上。因為我們的堅持和守望，讓世界看到了更多中國作家講述的中國故事。”

麥家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如今，由于他的作品面向的是全世界讀者，與僅僅面對中國讀者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寫作心態可能會產生微妙的變化。“如果壓力過大，人的動作會變形。我在寫作中一直在提醒自己：我寫作的時候只有一個讀者，那就是自己。我要把自己對這個世界最真切的愛、最深刻的認識表達出來。我代表的不僅是麥家，也不僅是中國人，而是人類。”

康震：美國作家的杜甫傳記

作為BIBF的活動之一，“世界作家話中國”——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趨勢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北京師范大學黨委委員、副校長，知名文化學者康震在研討會上表示，不久前，杜甫終于等來了他的傳記《杜甫一生》，為杜甫寫傳記的是被《紐約時報》譽為世界偉大的隨筆家之一的作家、美國翻譯家艾略特·溫伯格。“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如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漢學家艾朗諾撰寫的蘇軾研究專著《散為百東坡》2024年出版了中譯本。中國的古典詩詞和古代詩人如今通過這樣一種新穎的路徑被世界范圍內更多的讀者看到。”

“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在獲獎感言中用白居易名句‘雪月花時最憶君’來詮釋日本傳統文學和美學的精髓。可見在世界作家的筆下，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已轉化成靈動的當代文字、雋永的詩行，留在世界文學的璀璨長河中。”康震說道。

“‘東學西漸’是這個時代的必然潮流”

在本屆BIBF期間，舉行了第十八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頒獎儀式，表彰了12個國家的16位獲獎人。他們通過創作、翻譯、出版關于中國的精品圖書，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文化，展示中國形象。多位獲獎者向《環球時報》記者講述了他們與中國文學的不解之緣。

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韓國《紅樓夢》研究會前會長崔溶澈：我是1972年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第一屆的學生。當時中韓尚未建交，但韓國已預見到未來需要掌握中文的人才，所以在大學創辦了中文系。1992年中韓建交后，學習中文的學生越來越多。后來，作為老師，我會在教學中推薦學生通過讀經典文學作品學中文。我發現，不少學生在與中國人交流時，只要談到《紅樓夢》和唐詩等內容，就能很快拉近彼此距離，建立合作關系，這也讓我更堅定了研究《紅樓夢》的信念。

《紅樓夢》在韓國的研究起步較晚，當年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很少。我的導師鼓勵我選擇這一方向，于是我從碩士到博士都以《紅樓夢》為研究對象，目前著有《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紅樓夢>解讀本》等。中國學者在研究《紅樓夢》時可以查閱大量一手資料，相比之下，韓國因為缺乏這些資料，多以翻譯或文化比較等角度切入。例如，我們會研究朝鮮王朝時期的譯官們是如何翻譯《紅樓夢》的，或者探討《紅樓夢》與《春香傳》的異同。

未來我還會繼續研究《紅樓夢》，并將其推廣到韓國社會。因為整部《紅樓夢》篇幅龐大、人物復雜，外國普通讀者接受起來其實并不容易。我希望能把《紅樓夢》整理成適合大眾的短篇故事形式，通過簡化故事、分階段推廣，讓更多人了解這部巨著，從而激發他們深入閱讀的興趣。

巴西漢學家、國際儒聯執委沈友友：我最初是通過外文譯本了解到中國文學，那時候我還沒學中文。而真正意義上的接觸，是我2006年到中國后，在老師的指導下讀《論語》。通過它，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的巨大差異。起初我尤其喜歡中國古代文學，譯作包括《<論語>通解》《<莊子·內篇>通解》等。后來我逐漸轉向關注近現代文學，尤其是魯迅的作品。我第一次讀魯迅的作品時還不太能理解，但隨著中文學習的深入，特別是上課時聽老師講解，我才逐漸領會魯迅獨特的筆法和文學風格。我最近剛將魯迅的《吶喊》翻譯成葡萄牙語，將于今年6月底在巴西出版，這個項目我準備了4年。在翻譯前，我讀完了魯迅的所有文章，并查閱了大量相關的傳記資料。我認為，翻譯絕不僅僅是“字對字”的工作，而是一次與作家的深度“對話”，也是一次再創作。更關鍵的是理解作品背后的社會環境、文學潮流，以及作者的生平與價值觀。只有以此為基礎，翻譯才可能真正忠于原作的精神。

我們這一輩人見證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地的人民深入地交往。中國在各地扮演積極的角色，成為大家不可忽視的朋友。“東學西漸”是這個時代的必然潮流。目前在巴西的大學生群體中，尤其是那些對國際事務感興趣的年輕人，對中國文化產生自然的好奇心，這一部分人是文化傳播的突破口。而針對更廣泛的大眾，我覺得需要探索視頻多媒體等更靈活的傳播方式。不過我自己依然相信書本的力量能吸引外國年輕人愿意深入了解中國。

突尼斯迦太基大學高等語言學院漢語專業負責人、突尼斯東方知識出版社國際合作部主任芙蓉：我來自突尼斯，是突尼斯和埃及雙國籍的北非學者，同時也是漢學家、翻譯家和出版人。我把《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長城史話》《鄭和與非洲》等80多部中國書籍翻譯出版成阿拉伯語版本，在突尼斯及其他阿拉伯國家推廣。中國文學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社會、人民生活的一個重要窗口，它是中國社會的鏡子。我個人尤其對中國當代文學感興趣，比如作家李娟的散文集《遙遠的向日葵地》。這本書的阿拉伯語版在阿拉伯國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為它向外國讀者真實介紹了中國人民的當下生活。

這次獲得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給了我很大的動力。我接下來會從兩個方向為推動中國文學出海而努力：一是推動突尼斯的漢語教育，鼓勵更多突尼斯青年學習漢語、了解中國；二是繼續通過翻譯和出版，把更多中國圖書介紹給阿拉伯國家的讀者，用書籍講好中國故事。

俄羅斯漢學家、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常務副主任羅季奧諾夫：對于一個翻譯家來說，能得到中國出版業面向海外最高獎項的認可非常重要，這會激勵我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做得更好。我長期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和研究，翻譯了老舍、賈平凹、韓少功等作家的作品26部，策劃出版了《邊城文集》《白雪烏鴉》《第四十三頁文集》等中國現當代文學譯文集。

文學是關于人的學問，我們有著人類共通的情感。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文學更好地了解彼此。近年來俄羅斯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與日俱增，同時有關中國的知識體系已被納入俄羅斯高校人文學科領域。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遇到很多事情需要他親自去了解，進行深入調查。因為翻譯工作本身也是一個搭建橋梁的過程，所以怎么找到一個合適的說法，怎么表達確切的意思，是我一直在深入思考的問題。在翻譯遲子建的作品《白雪烏鴉》時，我曾3次到訪哈爾濱，就是為考證幾個地名和一些文化現象。我建議年輕的翻譯工作者少用人工智能，多動腦子，多去走訪了解中國，親身體驗中國文化。

目前我正在翻譯劉震云的中篇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未來我想繼續作為文化使者，致力于增進中俄人民間的相互理解，讓世界更深入地讀懂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