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馬伯庸的作品又很火,特分享濤哥俺的一篇文章。
馬伯庸作品的項目屬性一目了然,他大多作品的主要內容幾乎都是主人公完成一個項目。而且,這些項目像科研項目一樣都有“學術價值”、應用價值,既有可讀性,又能傳播歷史文化,還有對當下對讀者的現實意義。這種“項目化”創作可謂馬伯庸創作特點或者說優點,但很大程度上這也導致了他作品的缺點,即風格單一類型單調,尤其是缺乏深度、力度。即這種“項目化”創作,能夠保證馬伯庸的作品每部都是合格產品,但難以成為精品。
張守濤
最近,隨著馬伯庸新書《桃花源沒事兒》及其著作《長安的荔枝》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熱播,馬伯庸作品再次引發社會強烈關注。
馬伯庸可謂當下最火的青年作家之一了,他的作品不僅銷量奇高,不斷被改編成影視,也獲得各大獎項。其秘訣何在,其作品特點何在?
馬伯庸的作品數量多、質量高,秘訣主要就在于“項目化”創作,或者說是工業化、套路化操作,就像用模具用機器流水線生產產品一樣。
本質上,馬伯庸的作品就是符合工業標準、市場需求的工業產品、市場商品,馬伯庸不過是將每部作品當成有操作性有價值的“項目”而已。
馬伯庸作品的項目屬性一目了然,他大多作品的主要內容幾乎都是主人公完成一個項目。
如新書《桃花源沒事兒》中的項目是找出制造逍遙丹的罪魁禍首,《長安的荔枝》中的項目是將新鮮荔枝從嶺南千里迢迢運到長安,《太白金星有點煩》中的項目就是西天取經,《食南之徒》中的項目是完成出使南越國。
這些項目都任務艱難,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但經過主人公斗智斗勇都最終完成了。
而且,這些項目像科研項目一樣都有“學術價值”、應用價值,既有可讀性,又能傳播歷史文化,還有對當下對讀者的現實意義。
如馬伯庸作品《食南之徒》既有對古代美食文化的精彩細致書寫,也滿足了當下喜歡美食的讀者口味,還像馬伯庸其他著作一樣有著強烈的職場“氣味”、小人物氣息而引發讀者共鳴。
其創新意義或者說書寫角度也很獨特,通過偵探美食展現地理認知,而且如此書的后記所言,南越國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因為食物被滅國的。
像科研項目需要背景闡述、科研論文需要“引言”一樣,馬伯庸的著作也大多都有“引子”,即故事來自何處。如《食南之徒》的源起是《史記》中《西南夷列傳》中的一段話: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上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馀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
這種“引言”保證了故事有其來源,也即保證了選題的“科學性”。
論文的核心在于論證,項目的特點在于標準化流程。馬伯庸文學創作的主要流程或者說方式在于他提出的“三明治”理論:最上層的宏觀史實和最基層的細節必須真實準確,而中間層面——具體故事、人物可以虛構,即“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因此,馬伯庸通過調研、查閱資料來保證“三明治”上層、下層的真實準確,通過虛構、想象來保證中間層面的有趣好看。
如此“上下其手”,便很快做好了一個“色香味”俱全的“三明治”,既真實還原了歷史文化又精彩好看。如他的著作《食南之徒》通過調研南越王宮博物館和咨詢相關專家、廚師、“吃貨”等保證了大體故事及其中美食的準確,但具體細節則都是他虛構的。
正是因為這種“三明治”式的標準化操作,讓馬伯庸保質保量保速度地完成了一個個“項目”。正如有些學者洞察了論文寫作“套路”,便可很快“泡制”出一篇篇論文一樣。這種“項目化”創作可謂馬伯庸創作特點或者說優點,他的多數作品除了《大醫》外都有著明顯的“項目化”操作特點。
但很大程度上這也導致了他作品的缺點,即風格單一類型單調,尤其是缺乏深度、力度。即這種“項目化”創作,能夠保證馬伯庸的作品每部都是合格產品,但難以成為精品。
而這種“項目化創作”、技術化傾向正是當下很多青年作家創作特點和缺點所在,馬伯庸是他們的典型代表。如學者賀仲明在論文《時代之癥與突破之機——論當前青年作家的技術化傾向》中所言:“青年作家創作都很注重小說的藝術品質,特別是對敘事能力的追求,致力于把故事講得精彩、吸引人,追求突出的藝術想象力。他們的作品多敘事曲折、富有想象力,情感幽微而語言精致,具備‘好看’的特征。”
這是高度技術化時代的產物,是文學發展的結果,也是滿足文化消費市場的結果,有其合理性、進步性但也有其弊端,即缺乏對宏大主題的關注、缺乏人文精神的擔當,且導致精品很少。
這也正是本文寫作的主要目的,不僅僅剖析馬伯庸的創作方式、套路,更揭示他代表的青年作家的創作風格、特點。
本文也并非是一味地嘲諷、批判這種創作方式,而是揭示其具體操作流程,以及其優點、缺點,以供其他寫作者“揚長避短”。
其“項目化”創作方式可以或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使用,但也不應過分注重、依賴。否則,就像現在滿大街批量生產的“古董”,而罕見真正的文物。
青年學生、作家是需要參考馬伯庸的寫作經驗,但也要警醒其缺點、弊端,而非一味地鼓吹馬“王爺”及什么“祥瑞御免”。
(本文首發于藝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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