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硝煙還未散盡。

時任第三野戰軍20軍參謀長的蔡群帆，望著地圖上老家浙江鎮海的位置，手指輕輕摩挲著褲袋里的探親證。

這張薄薄的紙片，他已經在軍裝里藏了三天，此刻終于下定決心——他要回家看看闊別十多年的母親。

家破人亡的少年時光

蔡群帆的童年記憶里，最多的是母親楊秀珠在油燈下做針線的背影。

那時候他家住在鎮海縣城的小巷子里，父親是綢緞店的店員，每月掙的錢剛夠買米。

他原本有個大五歲的哥哥，可惜七歲那年得了風寒，家里沒錢請大夫，看著孩子燒得直說胡話，父親只能蹲在門口抽旱煙

母親把家里僅有的棉絮都蓋在哥哥身上，最后還是沒留住人。

哥哥走后，蔡群帆成了家里唯一的希望。

母親白天去給人洗衣服，晚上就著燭光補襪子，一分錢掰成兩半花，也要供他上學。

他記得最清楚的是1931年那個秋天，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到學校，他和同學們舉著自制的標語上街，卻被校長以“擾亂秩序”為由開除。

母親得知后，安慰他說：“兒啊，咱不怪學校，是這世道容不得好人說話。”

父親在他12歲那年去世了，臨終前攥著他的手說：“要讀書，要爭氣。”

從那以后，14歲的蔡群帆就開始打零工。

他在米店當過學徒，給報社送過報紙，最苦的時候，每天只吃一頓飯，卻把攢下的錢都用來買進步書刊。

母親看著他日漸消瘦的臉，偷偷抹過不少眼淚，卻從來沒說過一句讓他放棄的話。

走上革命道路的抉擇

1936年，蔡群帆在上海一家印刷廠當學徒，在這里認識了地下黨同志。

那時候的上海，到處都是日本特務，他親眼看見工友被無緣無故抓走，心里憋著一股火。

有天晚上，一個穿長衫的中年人找到他，問他愿不愿意幫“家里人”送點東西。

他沒多問，接過油紙包就往外走，直到后來才知道，那里面裝的是揭露日軍暴行的傳單。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上海街頭每天都有轟炸。

蔡群帆找到黨組織，說想參軍打鬼子。

組織上考慮到他有文化，讓他留在上海做情報工作。

但眼看著日軍就要打進城，他放心不下母親，只能連夜帶著她回鎮海老家。

臨走時，母親把家里唯一的銀鐲子塞給他：“留著換點吃的，別惦記我，好好打鬼子。”

沒想到這一別，就是十多年。

日軍占領鎮海后，多次到家里搜查，逼問蔡群帆的下落。

母親被打得遍體鱗傷，卻始終只說一句：“我兒子是種地的，不知道你們說的那些事。”

地下黨得知情況后，秘密把她轉移到山東根據地。

當穿著灰布軍裝的戰士來接她時，母親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只帶了個裝著兒子小時候照片的布包。

各自奮戰的革命歲月

在山東根據地，楊秀珠成了“楊大姐”。

她不會打槍，卻有雙巧手，每天坐在窯洞前納鞋底、補軍裝。

別的大娘勸她歇著，她總是說：“我兒子在前線拼命，我在后方多做一雙鞋，就多一個戰士能少受點罪。”

后來部隊要去東北，她主動找到連長：“我雖然上不了戰場，但能照顧傷員，讓我跟著走吧。”

就這樣，她跟著四野部隊一路北上，從山東走到東北，又從東北打到關內。

蔡群帆這邊，從新四軍到華東野戰軍，從情報員到參謀長，打了無數硬仗。

1941年他在浙東抗日根據地時，聽說母親被轉移到山東，心里既踏實又愧疚。

有次戰斗間隙，他在老鄉家看到一位大娘給戰士補衣服，恍惚間覺得那就是自己的母親，愣在門口好久沒說話。

戰友問他怎么了，他搖搖頭說：“沒事，就是想家了。”

1949年春天，四野大軍南下路過上海，楊秀珠聽說華東野戰軍駐扎在這里，立刻找到軍部。

她不認識什么大官，只記得兒子說過在粟裕司令員手下打仗，于是逢人就問：“同志，你知道蔡群帆嗎？他是我兒子啊。”

終于有一天，一位見過蔡群帆的參謀告訴她：“蔡參謀長在20軍，我幫您聯系。”

跨越十年的重逢

蔡群帆回到鎮海老家時，推開院門只看到滿院荒草，木門上掛著一把生銹的鎖。

鄰居張大爺顫巍巍地說：“自你走后，你娘就沒怎么回來過，聽說跟著部隊走了，生死不明啊。”

他蹲在門口，盯著門上斑駁的紅漆，突然想起小時候母親教他寫毛筆字，門板就是他的書桌。

眼淚啪嗒啪嗒掉在青石板上，他不敢想母親這些年吃了多少苦，是不是還活著。

就在這時，警衛員騎著自行車趕來，氣喘吁吁地說：“參謀長，軍部來電話，說有位老婦人找你，姓楊！”

蔡群帆猛地站起來，帽子都沒戴就往村口跑。

到了軍部，他一眼就看見那個穿著灰布軍裝的身影——母親頭發全白了，背也駝了，正扶著門框往這邊看。

“娘！”他喊出聲的那一刻，楊秀珠手里的布包掉在地上，兩人隔著幾步遠，誰都不敢先動。

還是母親先抹了把眼淚，顫聲說：“群帆，你長高了，也黑了。”

他走過去，握住母親粗糙的手，觸到掌心的老繭時，喉嚨像塞了團棉花。

母子倆坐在屋里，說了整整一夜的話，從哥哥的忌日說到上海解放，從山東的窯洞說到浙江的稻田，好像要把這十多年沒說的話都補上。

平凡而偉大的革命家庭

后來有人問蔡群帆，母子倆一個在三野，一個在四野，會不會覺得遺憾。

他說：“革命年代，誰家沒點遺憾？但我娘教會我，人活著不能只看自家的一畝三分地，要看看整個國家的老百姓。”

楊秀珠在四野一直干到連級干部，1950年轉業回老家，還是每天閑不住，幫著村里辦夜校，教婦女們識字。

1983年蔡群帆去世時，床頭柜上還放著母親寄來的鞋墊。

楊秀珠活到92歲高齡，臨終前把子孫叫到床前，指著墻上的合照說：“你們記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咱們這個家。”

這是一個普通革命家庭的故事，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處處透著中國人的堅韌與大義。

母親送兒子上戰場，兒子在前線拼殺，母親在后方支援，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詮釋著對國家的愛。

這種愛，藏在一針一線的軍鞋里，藏在深夜燈下的情報里，藏在跨越十年的重逢里，更藏在無數個像他們一樣的家庭里，匯聚成改變中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