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萬元的救護車轉運費，讓一場本應感激與善意交織的醫療故事，變成了“農夫與蛇”的現代翻版，很多人把矛頭對準了病患家屬，認為其得了便宜還反咬一口，怒斥其“恩將仇報”。然而隨著細節的陸續披露，事件又將迎來“反轉”。

一、“恩將仇報”？別急下定論

為彌補官方通報信息不足，現綜合多方報道，還原事件詳情如下：

（一）轉院過程

1、今年4月4日，唐先生的孩子因心臟病入住江西省兒童醫院（以下簡稱R醫院）重癥監護室。4月8日，孩子病情突然加重，情急之下，唐先生聯系上海某醫院并請求R醫院協助連夜轉運。

2、R醫院同意轉院，但因本院無符合跨省轉運條件的救護車，經家屬請求，診治醫生聯系了贛醫醫院（簡稱G醫院）的救護車。（注：唐先生表示沒有人告知他該救護車是私人的。）

3、救護車司機到場后，提出轉運費2.8萬元，唐先生顧不得許多，當即應允，并現場支付了1.4萬元（另外1.4萬約定到達后再付）。R醫院派出兩名醫護人員隨車護送，并攜帶使用ECMO設備和藥品。（這是官方通報說的，請記住設備是R醫院的這一細節）

4、4月9日5時許，救護車到達上海醫院（據測算，平均時速可達116公里），羅先生支付了剩下的1.4萬元。經救治，孩子轉危為安。

5、孩子病情穩定后，唐先生對2.8萬車費（無明細，無發票，醫保不報銷）產生質疑，經咨詢得知，“正規單位”救護車長途收費是13元每公里，那么此次轉院怎么也達不到2.8萬元，于是向衛健部門舉報醫院收費不規范。

（二）輿論發酵

6、事件經媒體披露后，引來一片嘩然，不少人認為800公里距離、用了昂貴的ECMO、還有專業醫護跟車，2.8萬根本不算貴。而且醫院幫忙聯系救護車、積極支持轉院、確保孩子安全，算是孩子的“救命恩人”也不為過，沒想到羅先生還恩將仇報。

許多人還自發為R醫院和主治醫生買了鮮花，表示支持和慰問。

7、隨著事態的發展，有人把唐先生一家的信息“人肉”了出來，還查出羅先生先后接受了孩子學校師生的捐款，并且在水滴籌上開展了募捐，所以孩子生病不僅沒花錢，羅先生甚至還掙了將近5萬元。

于是大量謾罵、騷擾信息涌向唐先生，逼得唐先生報警求助。

（三）家屬澄清

8、針對網傳信息，唐先生一家也在接受采訪時，曬出醫院賬單（有發票的那塊）回應：在江西治療，總花費123335.69元，醫保報完自掏84279.02元；在上海治療，總花費308988.76元，醫保報完自掏133880.89元。而且學校和水滴籌平臺均派人調查核實過了，所有款項均用于孩子治療，不存在挪用和“賺錢”。

對于爭議最大的ECMO費用，唐先生拿著收費截圖說：孩子4月5號就用了R醫院的ECMO，一次性耗材費已交，每小時維護費是176元，途中并根本沒碰過G醫院的設備，所以那2萬8里根本不含ECMO開機費和使用費。

二、“貴”不是問題，“不明不白”才是問題

表面上看，整個事件是由質疑收費“貴”引起的，但根源其實在于“沒有明細、沒有發票”這個操作，導致了后面的一系列爭議。

800公里、13元每公里，G醫院的正常收費應該是10240元。R醫院隨車護診人員出診費、ECMO設備及藥品使用費，理論上應該R醫院來收，而不能計入G醫院的費用。

所以對于唐先生而言，G醫院只是派了一輛車把人從南昌拉到上海，就收了2萬8，質疑其收費不合理是正常的。

至于“恩將仇報”，也略顯牽強。

——如果唐先生質疑的是主治醫生、隨車醫護個人的話，那么肯定不妥，但如果他質疑的是醫院，不管有沒有問題（何況官方通報已經證實收費不合理），都是他的正常權利。

對醫院來說，救死扶傷是本職，請不要硬往恩人恩情的道德層面靠，何況我看最大的恩來自于“錢”。

醫療，是一場人命關天的合作，不該讓任何一方成為“道德人質”。

唐先生一家為了孩子的命，做出倉促決策，之后行使正當質疑權，合情合理；R醫院在緊急時刻出手協助，盡心盡責，也應得到尊重；而G醫院作為服務提供方，哪怕市場定價，也應依法依規，清清楚楚——如果它不愿透露“難言之隱”的話，這個“鍋”只能由自己來背。

三、賬單“不好寫”，制度要補課

這場爭議，不該止于輿論審判，更應喚醒制度警覺，從三個方面闡述：

一是私營醫療機構的收費管理。醫療機構收費顯著不同于在菜市場買菜，在很多情況下，病人是沒有選擇的，以這起事件來說，如果G醫院提了轉運費10萬，為了救孩子，我想唐先生也會支付，但你能說10萬合理嗎？但如果在制度上先建立公立醫院有關服務的指導價，再明文約規定私營機構收費標準不超過指導價的150%，且收費內容必須明細，包括設備開機費、維護費、人員出診費等等，那么雙方都沒有扯皮。

二是公立醫院的內控管理。通報中說，R醫院無符合跨省轉運條件的救護車，但私營機構卻有這個條件，令人難以理解，想必牽扯到市場利益分割，在此不作研討。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類似跨省轉運業務，私營醫院是需要依托公立醫院資源的，所以公立醫院有選擇權。建議針對此類服務，從資格門檻、服務質量、服務承諾、收費標準、定期考核等多層面，對本區域符合條件的私營機構進行招標，確定一家或幾家合作單位，明示合作內容、收費標準，并每年或每三年重新招標一次。通過這種方式，將服務質量差、亂收費的機構排除在外，同時也化解了醫生的尷尬與風險，保護了那些主動服務的醫生，為患者提供優質優價的更好服務。

三是監管不能止于通報。本案中，衛健委雖通報“收費不合理”，但對為何G醫院“沒有明細、沒有發票”，錢打到個人賬戶這些明顯異常的行為沒有解釋說明，而“追責、整改、退費”這三樣常規處置，只有退費一項，然后不了了之。

然而，只要調查細節不公開、收費“明細”不公開，就不能阻止公眾往“利益輸送”方面想（是不是里面有不可描述的“費用”？），從而對監管表示失望。

總之，只有信息公開，才能止住猜疑；只有規則透明，才能維護信任。這起事件揭示的不是個體的道德問題，而是醫療服務中仍存在的收費不透明、監管不給力等深層次問題。

面對醫療行業的特殊性、復雜性，必須從制度層面完善服務和監管，增強透明度和公正性，確保每一位患者的利益不受侵犯，維護醫療機構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