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e is Sweden

LOCALSWEDEN

瑞典在加沙沖突中成為歐洲反對以色列的“急先鋒”，其立場升級并非偶然，而是由外交傳統、人道危機激化、戰略外交目標和歷史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

一

回顧歷史

說到瑞典和以色列，就不得不說1948年聯合國巴勒斯坦調解專員福爾克·貝納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遇刺案。貝納多特是瑞典王室成員（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的孫子），二戰期間，貝納多特作為瑞典紅十字會副主席，主導“白色巴士”行動，從納粹集中營救出約31000名囚犯（含至少6,000名猶太人），此舉被視為對猶太人的重大恩情，他也因此在國際社會享有崇高聲譽。

1948年5月，貝納多特被聯合國任命為巴勒斯坦問題調解專員，主導第一次中東戰爭?；鹫勁?。他促成兩次停火協議，為以色列爭取到關鍵喘息時間，使其得以重整軍備。

同年9月16日，貝納多特向聯合國提交解決方案，主張 “耶路撒冷國際共管” 和 “阿拉伯難民回歸權” ，被以色列視為威脅領土主權。

1948年9月17日，猶太復國主義極端組織“萊希”（Lehi）在耶路撒冷伏擊貝納多特車隊，其頭部和身中六槍當場死亡，該組織領袖為伊扎克·沙米爾（后任以色列總理）。

瑞典政府認為以色列情報部門泄露了貝納多特的行程路線，且暗殺后僅逮捕200余名“萊?！背蓡T，但1950年即予以大赦，主謀沙米爾等人更在政壇平步青云。以色列媒體甚至公開稱貝納多特為“英國和阿拉伯人的傀儡”，煽動對立情緒。

瑞典將暗殺視為國家恥辱，王室以“埃斯特爾”（貝納多特遺孀名）為公主命名，暗含紀念之意。瑞典成為歐盟首個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國家（2014年），并多次譴責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如1982年黎巴嫩戰爭）。2001年后兩國部長級交流中斷，直至2021年才恢復外長互訪。

二

立場升級

時隔四年，2025年5月21日：瑞典首次公開推動制裁

瑞典外交部長斯蒂納加德宣布將與歐盟合作，推動對“推行非法定居點政策、反對兩國方案”的以色列官員實施制裁，并強烈譴責內塔尼亞胡“控制加沙”的聲明違反國際法。

5月26日：瑞典領導人層面公開批評與外交行動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過瑞典通訊社發聲，指責以色列封鎖援助導致人道危機惡化，宣布召見以色列駐瑞典大使。首次明確呼吁歐盟對以色列施壓，包括“采取制裁措施”。

5月28日：正式外交抗議
瑞典外交部召見以色列大使，要求立即解除援助封鎖，聲明強調“當前的戰爭方式不可接受”，并援引國際人道法義務。

6月1日，瑞典環保少女前往加沙

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與其他11名國際活動家（包括法國歐洲議會議員、巴西活動家等）乘坐懸掛英國國旗的游艇“瑪德琳號”（Madleen），從意大利西西里島出發。船上載有5噸嬰兒奶粉、醫療用品及海水淡化過濾器等象征性救援物資，旨在突破以色列自2007年起對加沙的海上封鎖，并呼吁國際關注當地人道危機。6月9日凌晨，在距離加沙海岸40-100海里的國際水域遭以色列海軍包圍，以軍出動快艇、無人機和直升機圍堵，并向甲板噴灑刺激性白色粉末，致多名船員出現劇烈咳嗽、暫時性失明。隨后武裝人員強行登船控制船只。所有人員被帶至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其中4人簽署驅逐文件后遣返，通貝里于6月10日被驅逐至法國轉機回瑞典；其余8名拒絕簽署者被關押在吉翁監獄。被以色列扣押的救援物資三日后出現在加沙黑市，貼有以色列農業部標簽，售價暴漲15倍，赤裸裸的“人道主義搶劫”。

6月12日：升級至“戰爭罪”指控
瑞典外交部長斯蒂納加德指控以色列將“饑餓作為戰爭手段”，明確違反國際法，構成戰爭罪。此舉將批評推向法律與道德雙重高度。

三

深層原因

1. 歷史性外交傳統：長期支持巴勒斯坦自決

瑞典是歐盟首個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國家（2014年），其外交政策始終強調“兩國方案”與國際法框架。此次批評延續了對以色列占領政策的長期不認同，尤其在以色列計劃“控制加沙75%領土”“迫使巴勒斯坦人遷移”的背景下，瑞典視其為對領土完整的直接威脅。

2. 人道主義危機激化：饑餓戰術觸發道德紅線

2025年3月以色列重啟軍事行動并封鎖加沙后，當地陷入嚴重饑荒（聯合國警告“1.4萬名嬰兒面臨死亡”）。瑞典將封鎖援助定性為“系統性虐待平民”，認為已遠超自衛范疇：

克里斯特松指出，以色列的封鎖“導致自2023年10月以來最惡劣的人道局勢”；

外交大臣直接指控以方“利用饑餓作武器”，觸及戰爭罪紅線。這種對人道危機的聚焦，與德國批評軍事行動“目的不明”形成對比，瑞典立場更尖銳且具道德指控性。

3. 法律與道義話語權：強化國際規范執行力

瑞典將沖突置于國際法框架下批判，強調三點：

封鎖援助違反《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占領者義務；

吞并加沙領土計劃非法（回應內塔尼亞胡“控制所有領土”言論）；

推動歐盟援引《歐以聯系國協議》人權條款審查對以關系。
此舉意在塑造“規則維護者”形象，與歐盟內法律現實主義（如德國）區隔。

4. 追求歐盟內部領導力：聯合北歐與中小國家

瑞典聯合芬蘭、丹麥共同譴責以色列制造“人道主義援助危機”，并推動歐盟集體行動：

在西班牙召集的歐洲-阿拉伯國家會議上支持對以武器禁運；

借馬耳他、挪威等國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勢頭（2025年5-6月），強化“兩國方案”同盟。
通過團結中小國家，瑞典填補了法德等大國因戰略顧慮留下的批評空間。

四

瑞典為何更激進？

德國：批評軍事行動“目的不明”，但未提制裁，避免歷史負罪感束縛，謹慎觸及制裁

西班牙：呼吁武器禁運，威脅制裁內塔尼亞胡，聚焦集體行動，未單獨升級法律指控

法國：計劃6月聯合國會議推動兩國方案，策略更迂回，避免直接對抗。

瑞典的獨特性在于：

單邊行動先于歐盟（如率先召見大使、推動定向制裁）；

道德-法律話語綁定（將援助封鎖定性為“戰爭罪”）。

五

未來走向：以“規則衛士”角色影響歐盟決策

瑞典可能繼續在歐盟內推動三項議程：

擴大制裁范圍：從個別官員延伸至經濟領域（如審查歐以貿易協議）；

主導加沙援助機制：繞過以色列政府，支持聯合國主導的援助分配；

承認巴勒斯坦國潮流的樞紐：聯合新承認國家（如馬耳他、愛爾蘭）施壓法德跟進。其目標不僅是約束以色列，更是重塑歐盟在中東議題上的道德權威——而瑞典正通過搶占道義與法律制高點，成為這一進程的核心推手，提高瑞典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