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的一天早上”，孔令華在八一大樓臺階上撣了撣風衣，低聲嘀咕：“李敏再這樣下去，我可真不放心。”一句抱怨既像傾訴，也像決心，隨后他走進值班室遞上了那封薄薄的報告。 那封報告不長，核心只有兩點：第一，李敏多年沒有正式編制；第二，家里經濟已捉襟見肘。放在普通軍屬身上也許只是瑣事，可李敏不一樣，她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女兒。紙面送上去，孔令華不覺得輕松，反倒更加忐忑，因為妻子從不愿拿父輩身份說事。

時間推回四十八年前。1948年冬，12歲的李敏隨母親從海參崴碼頭登船回國。北方冷冽的風鉆進棉衣縫隙，小姑娘卻緊握著俄語書信，里面寫著那個始終陌生又親切的稱呼——“爸爸”。彼時她只在報紙照片里見過父親的剪影，心里七上八下。 1949年2月，她在西柏坡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領袖放下文件，張開手臂，孩子用半生疏的俄語喊了聲“Папа”。毛澤東笑得眼角全是褶子，屋里人卻瞬間安靜。沒人想到，這對父女的相處時光會如此短暫，革命的車輪轉得太快了。 新中國成立后，李敏搬進中南海讀書、練琴，外人羨慕她的出身，難知她與母親兩地分離的苦悶。

賀子珍在廬山療傷，脾氣倔強，見了信就回一句“勿念”。毛澤東忙到深夜，一抬頭，女兒已睡在沙發上，他只能替她掖好毛毯。 六十年代初，李敏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俄語系。校園里，她遇見了炮兵副司令孔從洲的兒子孔令華。男生成績一般卻性格憨厚，說起導彈就兩眼發光。李敏端著書本打趣道：“考不過八十分，別再來找我。”孔令華紅著臉連連點頭，硬是把高數啃到及格。

1961年冬，兩人領了軍區婚書。毛澤東只問一句：“小孔孝順嗎？”得到肯定答案，老人點頭，揮手讓警衛員搬出一箱書作賀禮。婚后，小夫妻住進菊香書屋偏院，李敏早出晚歸，給父親查資料、整理文獻，日子清簡而踏實。 風云突變始于1966年。為了避免無謂的注目，她婉拒所有公開活動，拉著孩子搬到西郊租房。有人勸她出面解釋，她只是搖頭：“心里有桿秤就成。”十年間，她幫被下放的老同志遞信、送藥，自己卻連副業也不敢多接。 1976年9月，噩耗傳來，李敏在靈堂前哭得幾近虛脫。此后，她徹底淡出視線：不爭名、不領薪，陪孩子長大，照顧年邁的賀子珍。等到八十年代初重返北京，她已錯過統招與分配。無職位、無收入的窘境一點點顯現出來。

孔令華退伍后當過工程顧問，工資有限。家里三口人靠他那點錢過日子，李敏仍堅持每月寄兩封信給老紅軍遺孀，夾帶幾十元生活費。遇到同志探望她，總被熱情招呼喝茶，卻不讓對方多留一頓飯，“家里東西少，留你們吃不自在。” 忍到九十年代中期，孔令華終于決定“硬著頭皮上書”。多方打聽、修改措辭，他把申請送到總政干部部。令人意外的是，批復來得很快：1996年7月，中央同意李敏享受副軍級醫療與生活待遇，工資級別隨之落實。文件只有寥寥數語，卻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批件下達那天，李敏正在門口給盆景修枝。孔令華興沖沖喊她，她只是微微一愣，隨后把枝剪收進箱子，輕聲說：“有待遇固然好，可我更想做點實事。”

從那以后，她常受邀給軍隊院校講課，講戰地救護、講父親的讀書法，也講母親南征北戰的故事。 若問她最在意什么，她總笑著回答：“讓年輕人知道，那些鐫刻在紀念碑上的名字曾經鮮活，曾經流血，這就夠了。”話語樸素，卻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