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東北角的鼻頭角，住著一位名叫孫國華的老兵。60歲時，他迎娶了比自己小37歲的陳文婷，引發鄰里議論紛紛。有人笑他老牛吃嫩草，有人說他傻，娶了個精神有問題的姑娘。孫國華卻說：“她不嫌我老，我怎能嫌她瘋？”這對夫妻的故事，背后藏著多少辛酸與堅持？讓我們走進他們的生活，看看這份跨越年齡與病痛的真情。

我叫孫國華，1920年出生在福建的一個小村莊。家里窮，房子是泥墻草頂，門口幾畦菜地是我和父親的全部家當。13歲那年，母親得了一場高燒，沒挺過去，家里就剩我和父親相依為命。他是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每天挑著扁擔下田，回來時滿身泥土，總嘆氣說：“沒個女人，家不像家。”15歲時，他開始給我張羅婚事，可我又瘦又小，家里窮得叮當響，村里沒幾戶人家愿意把女兒嫁過來。

拖到17歲，父親終于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隔壁村的蕓妹。她比我小兩歲，小時候我們一起抓過泥鰍，她笑起來眼睛彎彎的，像月牙。1938年，我18歲，父親催我趕緊把婚事辦了。我覺得自己還年輕，想多念點書，就去了縣城的中學。縣城里，石板路上商鋪林立，空氣里混著油條香和塵土味。我寄宿在學校，啃著硬窩頭讀書。1940年，我攢夠錢準備回家娶蕓妹，卻收到父親的信，說她得了急病，沒救回來。我捏著信，站在宿舍窗前，半天沒回過神。

蕓妹走了，我不想回村，留在縣城找了個小職員的活，想娶個城里姑娘。父親不甘心，在老家又介紹了幾個對象，我嫌她們土氣，總推脫。城里姑娘呢，見我穿布鞋，說一口鄉下話，也看不上我。婚事就這么拖著。1949年，我29歲，還是光棍。父親氣得把我從縣城拽回家，站在院子里吼：“今年不結婚，你就別回來了！”小姨也替我著急，說：“國華，我給你找了個對象，明天來我家見見。”

那晚我睡在小姨家，半夜被急促的敲門聲吵醒。小姨低聲說：“別出聲，好像有人。”門被撞開，三個穿軍裝的人沖進來，手電光亂晃，翻箱倒柜后指著我說：“你，跟我們走！”我問去哪兒，他們推搡著我往外走，手被麻繩綁得生疼。夜黑得像墨，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時到了一片空地，旁邊蹲著一群人，個個低著頭。第二天，我們被趕到三都澳碼頭，上了軍艦。船開了八天，風浪大得站不穩，嘔吐聲不斷。我抓著欄桿，心想：這輩子怕是回不去了。

船靠岸后，我到了臺灣宜蘭。先是二十多天的訓練，教官讓我們站軍姿、扛槍，嗓子喊啞了。訓練完，部隊被送到汕頭打仗。幾個月里，我們在潮安、豐順、梅州轉戰，吃的是稀粥，睡的是泥地。1949年10月，金門戰役打響，我當副班長，帶五個壯丁。戰場上，炮聲震耳，硝煙嗆得喘不過氣。我們這些壯丁，餓著肚子，哪有力氣打仗？仗打完，部隊駐守金門三年，后來又去了澎湖、臺南、臺中、臺北。我在部隊待了快20年，1969年，49歲時退役。

退役后，我用積蓄在鼻頭角蓋了四間石頭房，背靠山，面朝海，門口種了兩棵芭蕉樹。我買了四條狗、十只雞、六只羊，院子里雞鳴狗吠，挺熱鬧。我喜歡這些小動物，它們不嫌我這個大陸來的老兵。可夜里躺在床上，總覺得缺了點啥——沒個女主人。可我這年紀，又是從大陸來的，誰會把女兒嫁給我？早些年，有人介紹對象，一聽我來歷，頭搖得像撥浪鼓。50多歲時，我幾乎不抱希望了。

陳文婷是臺灣本地人，1957年出生，比我小37歲。她家境不好，13歲時，父親出海被漁網纏住淹死了。她母親帶著她和兩個弟弟妹妹艱難度日。15歲那年，她母親再婚，找了個嗜酒的男人，醉了就打人。陳文婷被打得受了刺激，精神出了問題。她母親說她平時跟正常人差不多，可鄰居私下說，她繼父不光打她，還做過更不堪的事。這讓她的病更重了。

1979年，我59歲，媒人找上門，說給我找了個20來歲的姑娘，叫陳文婷。我以為她在開玩笑，皺眉說：“別逗我，我早不指望了！”媒人忙解釋，說陳文婷是臺灣本地人，家境不好，精神有點問題，但平時跟正常人差不多。我聽完心里犯嘀咕，一個正常姑娘誰會嫁給我這把年紀的老頭？可媒人勸我先見一面，我勉強答應了。

第一次見面在她家。她家是低矮平房，院子里晾著幾件舊衣服。陳文婷站在角落，穿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裙，低著頭。她母親想給她換衣服，她推開手，倔強地站著不動。她母親尷尬地笑，說她不愛打扮。我點點頭，捏著茶杯，茶苦得發澀，喝了一口就放下了。陳文婷偶爾抬頭看我，眼神清亮，帶著點戒備。幾天后，媒人問我想法，我苦笑：“我還能挑啥？”她說女方也沒意見。我提議讓她娘倆來我家看看，免得以后后悔。

幾天后，媒人帶她們來了。我的石頭房簡陋，但收拾得干凈，羊圈雞舍齊全。陳文婷一進門就東張西望，蹲在羊圈前看羊羔。我問她喜不喜歡，她咧嘴一笑，露出幾顆不整齊的牙，說：“喜歡。”她伸手摸羊毛，動作小心翼翼。我心想：能喜歡小動物，應該能過日子。沒多久，1980年，我60歲，她23歲，我們結了婚。婚禮在村里小祠堂辦，擺了四桌，鄰居們帶米酒來湊熱鬧。陳文婷穿紅旗袍，臉上抹了點胭脂，笑得靦腆。

婚后頭一個月，她像正常媳婦，洗衣做飯喂雞，干得有模有樣。有天我放羊回來，她端著熱菜湯站在門口，碗邊還有她擦手的水漬。我喝了一口，咸得發苦，心里卻暖暖的。可好景不長，一個多月后，她病發了。那晚我睡覺翻身碰到她，她猛地跳起來，尖叫：“你打死我！”我嚇一跳，問她咋了，她抱著頭自言自語。從那天起，她狀態越來越糟。早上坐門口看海，一坐半天。有時我回來，她沖我罵，嗓門大得鄰居都聽見。洗碗刷一半，碗摔了；洗衣服，扔進羊圈。

村里有個小學，離家不遠。她沒病時，愛看孩子上下學。病發后，她跑去學校門口，摸小孩手，齜著黃牙笑，把孩子嚇哭。一次兩次，家長們開始投訴。我怕出事，用繩子把她拴在家。她母親見我帶回去，皺眉說：“又送來干啥？我們管不了！”我問她啥病，她說是被打傻了。后來我聽說，她繼父喝醉后害了她。我氣得攥拳，但看她瘦弱的樣子，又覺得可憐。她有家回不去，我又何嘗不是？

我帶她去醫院，先是臺北榮民總醫院，后跑了高雄武裝部隊總醫院和桃園武裝部隊總醫院。醫生說她可能是精神分裂癥，建議住院。可我家有羊有雞，離不開人。住院幾天就得回來，藥一斷，她又犯病。為防她跑出去嚇人，我買了條鐵鏈。每天放羊前，把她鎖屋里，回來喂她飯。她愛吃辣豆腐乳，一塊下去能吃一碗飯。鄰居說：“她是累贅，送走吧！”我瞪他們：“她不嫌我老，我能嫌她瘋？”他們笑我傻，我懶得爭。她嫁我時好好的，瘋了也是命。

后續發展與人物結局

日子成了固定模式：早上放羊，中午做飯，下午繼續放羊，太陽落山回家。家里四間房，三間養雞羊狗，剩一間我們住。我用三合板隔成兩半，前半是客廳廚房，后半是臥室，木板床鋪著花布被。屋里還有舊冰箱和黑白電視，信號不好，滿屏雪花。陳文婷病時好時壞，好時刷碗洗衣，壞時摔東西或發呆。有次我回來，見她把衣服扔雞舍，雞踩得全是泥。我嘆氣，撿起來重洗。

1987年，臺灣開放探親。我給老家寄了幾封信，寫上父親當年的地址，幾個月沒回音。我坐院子里看海，心想：不回也好，回了咋辦？她誰管？1990年，我70歲，賣了十幾只羊，攢錢在鼻頭小學對面山坡買了塊墳地。放羊累了，我坐墳地旁小亭子看海，風咸得瞇眼。我沒兒女，朋友死的死，老的老，我走了，誰照顧她？

我試著帶她看病，跑遍醫院，醫生都說要住院。可我離不開家，藥一斷，她又犯病。后來她安靜了些，不摔東西，偶爾坐門口看孩子發呆。我知道，她離不開我，我也放不下她。別人笑我們，我不理。夫妻一場，講情義。她不嫌我老，我不嫌她瘋。這輩子，我們就這樣綁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