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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老爸講科學
作者:吳興川
在全球大多數國家都在追求科技進步、社會平等與個人自由的21世紀,世界上仍有一個國家頑固地停留在中世紀的思想桎梏中,在這個政教合一的國家里,人權被系統性地壓制,思想自由被無情扼殺,女性的身體和尊嚴被摧殘殆盡……
這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逆流而行的國家,叫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這個擁有五千年輝煌歷史的文明古國,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便陷入了一場漫長的歷史倒退,在這里,宗教教條被置于國家發展之上,神權統治取代了現代化治理,整個社會籠罩在極端原教旨主義的陰影之下。
從“東方巴黎”到宗教牢獄
要理解今日伊朗的悲劇,必須回溯到其現代化進程被強行中斷的歷史轉折點。
上世紀70年代,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曾是中東最富裕、最開放的國家,彼時的伊朗經濟實力雄厚,現代教育普及,女性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甚至能夠擔任政府高官和法官,首都德黑蘭高樓林立、商業繁榮,被世人譽為“東方巴黎”。
然而,巴列維王朝激進的現代化改革被很多人視為“去伊斯蘭化”,激起了宗教保守勢力的強烈不滿。1979年,伊斯蘭革命領袖霍梅尼以“讓石油資源歸全民所有”的口號贏得底層支持,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
這場革命如同一場歷史鬧劇,迅速顯露出其反現代的本質。
新政權甫一成立,將美國政府稱作“撒旦”和“伊斯蘭的敵人”的霍梅尼勢力,迅速攻占了美國大使館,將52名美國外交人員及平民扣押長達400多天,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伊朗人質危機”。
伊朗人質危機
伊斯蘭革命后,伊朗積極對外“輸出革命”,不但支持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什葉派極端組織,構建所謂“抵抗之弧”,更是引發了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造成35萬人死亡、70余萬人傷殘,直接經濟損失高達3000億美元。
這種被宗教狂熱所扭曲、將意識形態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外交政策,讓伊朗在國際社會陷入空前孤立,后果是長期遭受西方制裁,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普通民眾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國民經濟倒退了二三十年。
上世紀70年代,伊朗的人均GDP高達2300多美元(相當于當時中國的12倍),而2025年的今天,伊朗人均GDP僅為以色列的三分之一,貨幣貶值超百倍,青年失業率高達26%。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伊朗民眾在制裁下艱難度日時,掌控國家經濟命脈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卻演變為一個腐敗的“軍事-商業復合體”,壟斷了石油、建筑、電信、金融等幾乎所有賺錢行業,通過走私進口商品高價倒賣給民眾牟利。
這種系統性腐敗與宗教理想主義形成的尖銳反差,正是神權政治虛偽性的最佳證明。
相比其糟糕的外交政策,更可怕的是社會治理的全面倒退。
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社會迅速回到原教旨主義思維體系,政府禁止男子穿西裝,要求女子必須戴頭紗與面紗,女性被剝奪了幾乎所有權利,禁止參與政治,甚至一度禁止進入學校學習。
這些政策如同一把鋒利的時間之刃,將伊朗社會硬生生地砍回到了黑暗的中世紀。
罩袍下的哭泣
在今天的伊朗,對女性的壓迫已不僅僅是文化保守的表現,而是一套由國家機器強力推行的系統性性別壓迫制度。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法律強制要求女性出門必須佩戴頭巾,并身著寬松衣服將身體遮擋得嚴嚴實實,只允許露出眼睛。這種著裝要求被賦予道德判斷——不遵守者被視為“邪惡的”、“淫蕩的”,將面臨從警告、罰款到監禁或鞭笞等嚴厲處罰。
上圖:上世紀70年代的伊朗女性;下圖:今天的伊朗女性
2022年,22歲的庫爾德女孩瑪莎·阿米尼因頭巾佩戴“不規范”被道德警察逮捕,三天后在拘留中死亡,尸檢顯示她遭受了嚴重的顱腦損傷,而當局卻聲稱她死于“突發心臟病”。
阿米尼之死引爆了席卷伊朗全國的“婦女、生命、自由”抗議浪潮,換來的卻是變本加厲的鎮壓:2023年,33歲的羅亞·赫什馬蒂因公開露面時未戴頭巾被判處74鞭刑;2024年,31歲的阿雷祖·巴里開車時因頭巾不標準被警員開槍擊中導致終身癱瘓。
諷刺的是,伊朗宗教領袖們一邊信誓旦旦讓人民遠離“被魔鬼控制”的現代科學,一邊將最新科技應用與強化性別壓迫的工具。
據聯合國報告,伊朗安全部門使用無人機和AI技術監控并鎮壓異見人士,尤其是在監督女性著裝方面——
德黑蘭的阿米爾卡比爾大學在校門口安裝了人臉識別軟件,專門識別未佩戴頭巾的女性;主要道路上的監控攝像頭、甚至連結合面部識別技術的無人機被用于搜尋“違規”女性。
更離譜的是一款叫做Nazer的手機App——這款由警方提供的軟件,允許經過政治審查的“革命群眾”舉報私家車(包括出租車和救護車)中未遮蓋頭部的女性,用戶可添加違規行為的地點、時間及車牌號,隨后車輛會在系統中被“標記”,“違規”車主將收到警告短信,若忽視警告則車輛可能被扣押。
嚴密監控女性的“道德警察”
這種國家支持的“義警”行為,讓全伊朗公民成為宗教警察的潛在眼線,構建起一張無處不在的監控天網,使每一位伊朗女性的日常生活都成為一場如履薄冰的“生存大冒險”。
伊朗當局對于女性的壓迫并不僅限于對著裝的限制,其性別隔離政策更是滲透到社會的每個毛細血管:
公交車分男女區域,女性被限制在后排;學校、醫院甚至理發店都按性別分隔。在教育領域,36所大學宣布對77門“男性主導”的課程實行“單性別授課”,禁止女性學習核物理、計算機、工程等專業,理由是“女性畢業即失業”,石油大學甚至全面停招女生。而在婚姻家庭領域,伊朗法定結婚年齡僅為13歲(部分地區默許9歲),2024年上半年就有超過1.6萬名10至14歲的女孩被迫結婚。
在一夫一妻制早已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所施行的當今世界,一夫多妻制卻被伊朗法律所認可,在這個國家,男性可娶四個妻子及若干“臨時妻子”,而女性卻幾乎無法主動提出離婚。
更加令人發指的,是司法系統對性暴力的縱容:強奸受害者需要提供4名男性目擊者證詞,否則可能反被控為“通奸”;一項“不能處死處女”的所謂法律規定,導致一些女性死囚在行刑前夜被迫與獄卒發生關系。
這一系列由國家機器實施的,讓人毛骨悚然的性別暴力,使伊朗成為全球女性人權記錄最黑暗的國家之一。
原教旨主義下的思想禁錮
伊朗神權體制對社會的控制遠不止于性別領域,其致力于將全體國民的思維方式恢復到中世紀式的水平,讓宗教教條置于理性與科學之上。
在這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最高權力不屬于民選機構,而屬于“教法學家監護”制度——由最高精神領袖(現任為哈梅內伊)及其掌控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等宗教機構把持國家發展方向。
伊朗現任宗教領袖哈梅內伊
這種制度本質上否定了現代政治的核心原則——政教分離,將沙里亞法置于一切世俗法律之上,使國家治理淪為宗教教義的注腳。
伊朗司法系統被宗教法庭所取代的結果,不僅使得涉及婚姻繼承等“道德”領域要符合教法,就連科學研究的方向(如生物技術、人工智能)也必須通過宗教審查——當全球步入量子計算時代,伊朗宗教領袖們仍在爭論現代科技是否違背伊斯蘭教法(用于監控人民則另當別論),這種反智主義直接導致該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全面落后。
與所有落后、專制的政治體制相同,伊朗當局對思想自由的壓制不余遺力——不僅西方的書籍、音樂和影視作品大多數被禁,網絡更是受到嚴格的“神學審查”,就連來自國外的體育比賽都要“延遲打碼”,理由是比賽中可能出現“衣冠不整”的女性形象。
更加釜底抽薪的是,伊朗的教育系統被宗教敘事所“凈化”。在他們的歷史教科書中,波斯帝國(公元前550-前331年)的輝煌被刻意淡化,強調伊斯蘭化后的“純潔性”,以此切斷國民與古老文明的精神聯系。
這種思想控制與其造成的人才外流形成惡性循環:盡管伊朗大學入學率達55%-60%,但數以百萬計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選擇移民西方,其中包括谷歌商業模式設計者奧米德·科爾達斯塔尼等頂尖人才。這些精英的流失使伊朗難以建立可持續的創新生態系統,只能依賴石油經濟和宗教基金維持運轉。
何去何從?
伊朗(古稱波斯)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公元前6世紀居魯士大帝建立的波斯帝國是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歐非的超級大國,其行政制度、驛道網絡和工程成就達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
波斯帝國現存文物
公元七世紀,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盡管波斯人接受了伊斯蘭教,但他們將其與本土的瑣羅亞斯德教傳統融合,形成了獨特的什葉派信仰體系。
這種文化雙重性——一方面自豪于波斯帝國的古老榮光,另一方面又虔誠信仰伊斯蘭教——使伊朗社會長期處于傳統與現代的撕裂中。巴列維王朝時期強行推進的世俗化改革,正是因為未能妥善處理這種文化張力,最終引發宗教勢力猛烈反彈,導致歷史鐘擺向著原教旨主義方向劇烈擺動。
然而,歷史從不曾真正停止前進,伊朗原教旨主義的禁錮與其國民對人權的渴望,近年來產生了愈發嚴重的沖突。
2022年阿米尼事件引發的全國抗議中,許多年輕女性勇敢地摘下頭巾、剪斷頭發,高呼“婦女、生命、自由”的口號,卻遭到安全部隊的殘酷鎮壓——據聯合國統計,安全部隊在鎮壓中至少殺害了500名抗議者。然而,這種鎮壓不僅未能消滅反抗火種,反而使更多伊朗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神權體制徹底失望。正如被捕的女性權利活動家萊拉·帕沙伊在國際婦女節集會上所言:“伊朗婦女運動已經過了不歸點……我們永遠不會再沉默。”
國際社會對伊朗人權狀況的譴責日益強烈。2025年3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擴大對伊朗侵犯人權行為的調查范圍,24個國家支持這一行動。歐盟代表譴責伊朗政權“日益增長的壓迫”,英國稱其人權狀況“令人震驚”,德國、法國等則特別關注伊朗將死刑作為鎮壓工具的做法——2024年伊朗執行了超過900例死刑,其中許多是通過不公正審判作出的。
然而,這些外部壓力往往被伊朗宣傳機器描述為“來自西方社會的迫害”,反過來用于強化其“抵抗西方”的民族主義敘事,進一步鞏固保守派的統治地位。
真正能推動變革的力量或許來自伊朗社會內部:在德黑蘭的街頭,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開始故意讓頭巾滑落;在大學校園,被禁止入讀理工科的女學生們組織地下讀書會;在互聯網世界,繞過審查的VPN連接成為伊朗人民通往自由的數字隧道。
我們有理由相信,任何以宗教治國、禁錮思想自由、踐踏性別平等的體制,無論其以多么崇高的名義,終將在歷史的長河中擱淺。
正如波斯詩人薩迪所言:“一切黑暗都是光明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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