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首個聯合國“文明對話國際日”到來，一系列慶祝活動在世界各地舉行。2024年6月7日，第78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中國提出的決議，宣布每年6月10日為“文明對話國際日”。“文明對話國際日”的設立，得到了80多個國家作為共同提案國的廣泛認同。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和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之際，和平依然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和普遍愿望。當世界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文明對話國際日”的設立，具有寶貴的時代價值、鮮明的現實意義，為文明共生共榮帶去了曙光。

文明對話活動的最新動態

“文明對話國際日”的設立，被視為世界范圍內文明對話活動的最新動態，也是順應世界和平潮流的深刻體現。決議承認對話對于認識、了解與傳播《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所載的價值觀念的重要作用。決議強調，所有文明成果都是“全人類的集體遺產”。

回望歷史，1998年，聯合國大會首次通過決議，將2001年定為“聯合國文明對話年”，并于2001年通過《文明對話全球議程》。2005年，“聯合國文明聯盟”創立。2013年，聯合國啟動“文化和睦國際十年”計劃。

在“文明對話國際日”到來之際，以文明交流互鑒為主題的全球對話系列活動紛紛展開。“《文明宣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畫卷I”“太陽之光——古蜀文明與世界”“文明互鑒·世界愿景”等展覽，在聯合國總部隆重啟幕。同時，“跨越山海的文明對話”等高水準的文化盛宴，吸引了眾多國際文化名人。位于日內瓦、維也納、巴黎、內羅畢等世界各地的聯合國機構，也舉辦了相關主題活動。

“如今，聯合國通過‘文明對話國際日’這一紀念日，并將其納入聯合國正式文件和決議，是一項頗為重要而有價值的舉措。作為決議的發起方，中國在其中的出色作用令人敬佩。”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中山大學哲學系俄羅斯籍研究員漢伊理（Ilya Kanaev）表示。

漢伊理向記者闡述，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同聯合國一貫倡導的文明對話理念一脈相承，也與推動中國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進一步落地生根高度契合。在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的今天，“文明對話國際日”的設立，可謂恰逢其時，將為消弭文明隔閡、化解文明誤解帶去新的信念與希望。

彰顯東方大國的外交風范

中方倡議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體現了中國對聯合國權威的堅定維護。中國致力于全球文明多樣性的行動有目共睹，彰顯出一個東方大國以人類前途為懷、以人民福祉為念的外交風范。例如，首屆中國—中亞峰會邀請中亞五國參與實施“文化絲路”計劃；中阿合作論壇第十屆部長級會議提出愿同阿方設立“全球文明倡議中國—阿拉伯中心”；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表示與非方攜手推進“文明互鑒伙伴行動”；喀山金磚峰會提出建設“人文金磚”，做文明和合共生的倡導者。

對此，漢伊理極為贊賞。他表示，當一些地方在如火如荼地奉行西方文明的時候，中國正在致力于破除文化的藩籬、搭建對話的橋梁。“有一種聲音認為，人類目前已經到了一個脆弱的臨界點，一場壓倒性的沖突可能摧毀整個世界。對于人類作為集體的未來走向，中國有著深邃的思考，并始終提倡以合力與共識，在國家間架起合作的橋梁，從而塑造不同于單一文明的敘事模式。這充分展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為廓清文明迷思做出的努力。中國也充分意識到，真正坦誠、高效的對話不會存在于不平等的雙方之間。任何有意義的對話都必須建立在自立自強且彼此尊重的基礎上。這一點尤為難能可貴。”漢伊理說。

“不同文明之間對話的重要性，怎樣強調都不為過。”漢伊理如此感嘆。在他看來，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持續的進步需要不同文明的相互激蕩與碰撞。人類必須攜手合作，向與自身不同的他人學習。

激發傳統文明的現代活力

文明的形式千差萬別、千姿百態。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維持現狀的重要優勢，也是人類未來生存的必要條件。同時，文明也應隨時代變化而更新。“文明對話國際日”在倡導發掘傳統文明價值的同時，鼓勵在新的條件下激發傳統文明的現代活力。

談及此，漢伊理表示，對傳統文明的傳承、弘揚、升華永不過時。延續和守護傳統文明并使之薪火相傳、煥發出全新的現代活力，是一項重大時代課題。正如種群的變異對于適應環境變化至關重要，全球文明也應當演繹出不同的形態。由于我們身處的世界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沒有一個單一的文明結構能夠永遠完美地適應外部環境。

“無論一種文明多么輝煌、完美、仁慈或高尚，若它變得僵化而不可改變，將不可避免地迎來一個與周圍環境不相適應的時刻——這可能導致文明的式微、中斷甚至衰亡。縱觀人類文明史，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沒有任何文明是靜態的實體，或一成不變。因此，有必要保持文明形態和思想的與時俱進，這也正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要義之一。”漢伊理如此描述。

此外，由于文明是人類適應特定環境的產物，因而它們的當前形態反映了在特定條件下茁壯成長的最佳方式——若置身于另一種環境，這種方式可能令某一種文明無法適應。漢伊理舉例稱，西方文明在發展進程中克服了歐洲惡劣的競爭環境，而中華文明則是在一個更為有利的環境中演進，雖然也曾遭遇過殖民主義的破壞，但它成功地從歷史低谷中反彈，并始終保持強勁而旺盛的生命力。中華文明建立在尊重全人類文明的基礎上，這構成了中國看待世界的獨特方式。

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深度合作

1993年，冷戰結束后不久，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了“文明沖突論”。他認為，在冷戰后的世界，各國沖突的基本根源將是文明方面的差異。自提出以來，該理論引起了國際學術界激烈的爭論。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如今，世界正從地緣政治競爭的時代轉入“文明競合”的時代。一些學者因此提出了“文明競合”的概念，即文明相處之道表現為既競爭又合作的方式。這種方式可能存在于不同文明體之間，也可能存在于同一文明體內部。

談及以上觀點，漢伊理表示，“文明沖突論”已被歷史證明是過時而狹隘的。事實上，不同文明體之間，如東西方文明之間并非如亨廷頓宣稱的涇渭分明、水火不容，而是既相互競爭又彼此依存。“文明沖突論”的學術漏洞在于，過于強調不同文明的矛盾和隔閡，且將文化的特殊性彼此對立。

的確，某一種文明“一家獨大”的時代早已逝去，但在實力不匹配的文明合作情境下還能產生合作嗎？漢伊理說，“我們會發現，當雙方目標一致時，即使各自所擁有的實力、資源不同，合作也將成為可能。因此，要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深度合作，必須在壯大自身文化實力且實現文化資源多樣性的同時，創造雙方共同的目標，也即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要旨所在。從長遠看，共同目標將為不同文明的持續進化鋪平道路”。

“如今，文明的走向不僅涉及文化領域，也正在影響著全球政治。試圖將世界劃分為善與惡、優與劣，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方式。這種觀點過于簡單化，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對社會發展與歷史變遷的理解。”漢伊理評論道，每一種文明的演進都會經歷三個階段。一是在形成之初，其首要目標是確保生存，應對外部環境挑戰；二是在發展中期，旨在塑造人們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三是在繁榮鼎盛期，會主動尋求文明的推廣或傳播。這是任何一種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趨勢。

“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實現某一種文明的推廣或傳播，以及采取何種形式。答案可以是采取領土擴張和殖民方式，也可以是專注于將具體的文明形態豐富化，后者可以通過技術創新、軟實力提升，以及對未知領域的探索來實現。對于一些西方國家而言，殖民成為最簡單的途徑。值得欽佩的是，中國有足夠的政治意愿和歷史智慧避開這些‘文明陷阱’，與各國在命運與共的大船上同向而行。”漢伊理總結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