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28年，楊文圣依然還記得，當初在華師大心理咨詢中心實習時遇到的失敗。

那時，他在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學系讀碩士，對西方主流心理學理論熟稔于心，也看了那個時代關于咨詢理論、自助方法方面的絕大部分譯著。但是，當他坐在心理咨詢中心那間小小的咨詢室里，面對同學的講述或者痛苦，卻不時產生無力感，“知道艾利斯的理性情感行為療法，知道認知行為療法，就不知道怎么用”。有一次，一個同學甚至當面說他講的話沒用，“是老外的思維，自己實在不能那么想、那么做”。那一刻楊文圣覺得很沮喪，“咨詢失敗了”。

在中國，心理學是舶來品。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心理學開始傳入中國。晚清推行“新政”之后，心理學的傳播更加擴泛，成為師范學堂的一門新課程。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的心理學書中，主流的觀點都是西方心理學理論。現在國內很多暢銷心理學書籍，也是用中國的案例來注解西方的心理學理論，比如很火的“原生家庭”觀念，可以追溯到心理咨詢行業的奠基人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

能不能讓心理咨詢更貼近中國社會呢？如今已是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的楊文圣，多年來一直在交大專職從事心理咨詢工作，累計咨詢了6000多人次，有豐富的個案實踐，一直在構建一套更適合中國文化的心理咨詢理論。幾年前，他出版專著《兩儀心理療法：心理咨詢的中國闡釋》，經過多次再版，加印、更名，以及大幅度修訂，最后形成《短程心理咨詢的方法與藝術：兩儀心理療法的世界》一書。

心理咨詢中的“水土不服”

中國心理咨詢中的“水土不服”問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咨詢中心主任杰弗里·普林斯也發現了。2017年，他在為楊文圣的《兩儀心理療法》一書寫序言時說，中國經歷著劇烈、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但是心理咨詢行業的發展并沒有跟上這些趨勢，能幫助心理咨詢師提高技能的培訓機會不多，“許多中國心理咨詢師發現，西方的模式不足以與中國當事人建立有效的咨詢關系或治療關系”。

曾經，年輕的楊文圣也很希望得到專業幫助，卻找不到合適的求助對象。碩士畢業后，他到上海交通大學心理中心工作，“那時候的心理學教授，包括知名的教授，做科研與教學多，接觸個案少。各大學心理咨詢中心的人，精力也主要花在講課講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動上，對個案的思考很少。這一點與西方心理學家非常不同，弗洛伊德、榮格、阿德勒、羅杰斯、羅洛·梅都是接觸大量個案，基于個案提出他們的理論”。

他只好自己不斷總結經驗，咨詢成功后，復盤用對了什么方法；個案失敗，就不斷琢磨“死在哪里”。積累多了以后楊文圣發現，當遇到西方心理學理論派不上用場時，自己硬著頭皮，根據對人生的理解對學生談的話，效果還不錯。

在某些溝通方式上，楊文圣確實有優勢。他在安徽大別山下一個小山村長大，是家里的幼子，從小體弱多病，一家人都去勞動了，就他一人在家。那時家里沒書，他經常獨自在田間河邊到處玩耍，每天最開心的是傍晚時分聽廣播講評書，最喜歡《三俠五義》和《隋唐演義》，他向往軍師們的錦囊妙計。童年自由自在的成長環境，養成楊文圣外表隨和、內心倔強、思維跳躍的個性，“在咨詢上，我簡單直接，常想到什么就說什么，不喜歡結構化、程式化的會談”。

和心理咨詢同行交流時，楊文圣發現，大家都喜歡說自己來自西方某個心理學流派，意識到他的咨詢方法是個例外后，萌生了創建一個理論的想法，“總結出來理論，跟人家講話也更有底氣對吧？不然人家說我說的都是生活經驗，沒有高度。”他笑著坦率地說起自己的寫作初衷。

在楊文圣看來，不同的心理學理論是為解決特定心理問題提供不同視角。“至于我的理論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一開始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自己從小到大在中國文化下長大，中國文化影響了我，只是當時還不清楚是怎么影響的。”他大量閱讀中國傳統典籍，除了儒家傳統經典、佛經，甚至還讀《文心雕龍》這樣的文學理論著作。

當《易經》進入心理咨詢

2012年，楊文圣在苦苦思考理論框架時有了“頓悟”，“我突然想到，我給學生做心理咨詢，一定是有幫助他們的角度”。他有六個心理咨詢維度，分別為時間、行動、參照、身體、利益和同情。每個維度又分為左右兩個方向，具體為時間維度分為過去和將來，行動維度分為認知和行為，參照維度分為基點和目標、身體維度分為安靜和運動，同情維度分為自我和他人，利益維度分為舍棄和爭取。

例如，一個男生來咨詢戀愛苦惱，他喜歡上一個女生，但是覺得自己配不上女孩，很痛苦，不知道該怎么辦。在六維結構里這是利益維度的議題，楊文圣鼓勵同學大膽追求所愛。有的同學來咨詢和室友相處的問題，覺得室友整天唉聲嘆氣，影響自己的心情，在六維結構里這是同情維度的議題，他和同學一起討論室友遭遇的求職困難以及由此帶來的內心煎熬，幫助同學理解同情室友。

六維結構里每個維度兩個方向間這些相互依賴又相互對立的關系，讓他想起《易經》中的陰陽觀，以及也是由六根或斷或連的線條組成的《易經》六維結構。最后，楊文圣把自己的心理咨詢理論命名為兩儀心理療法，“兩儀”即陰陽，出自《易經》里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一種基于《易經》思想構建的心理咨詢理論。

不過楊文圣也說，他的理論中除了有東方文化，以及根據研究者個人的咨詢經驗，提出一些個性化的策略，也受很多西方心理咨詢理論的影響，如心理動力學、人本療法、存在主義療法、認知行為療法等。清華大學學生心理發展指導中心主任李焰評價說：“整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眾多國際主流心理咨詢理論，提出全新的心理咨詢框架。”

楊文圣說，其實在《道德經》《莊子》《列子》《晏子春秋》以及《壇經》等中國傳統典籍里，都蘊含著豐富的心理學思想。尤其是被稱為“群經之首”的《易經》在20世紀初，被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翻譯成德文后，榮格深受啟發，對他的心理學研究也產生影響。結合中國文化看心理問題，可能會更好地幫助中國人解決自己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