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6月4日，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了一份題為《反制無人機威脅：美軍措施》的報告。本文以該報告為基礎，介紹了美軍發展反無人機系統的背景，探討了俄烏沖突中無人機的廣泛應用對美軍的警示意義，分析了美軍在技術開發、裝備部署、行動權限以及訓練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并闡述了傳統基金會針對美軍反無人機體系發展現狀提出的建議。
關鍵詞：美軍，俄烏沖突，無人機反制，非對稱威脅，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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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警告稱，無人機作為一種新興技術，可能會對美國的軍事行動產生干擾，甚至可能危及戰場上美軍士兵的生命安全。因此，他呼吁，美軍必須盡快配備相應的防御工具和能力，以應對無人機帶來的挑戰，確保美國本土安全以及美國海外利益不受侵犯。

美國必須積極適應無人機技術的發展趨勢并加大對無人機系統（UAS）的投入，同時在反無人機系統（C-UAS）領域推進體系集成與跨域互操作能力建設，以優化多軍種聯合作戰效能。這一戰略需求正隨著無人機對美軍基地的侵擾頻次激增、針對駐外美軍的無人機襲擊事件頻發、俄烏戰場的實戰經驗啟示，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無人機作戰能力的持續擴張而愈發迫切。其中尤為值得警惕的是無人機蜂群構成的潛在威脅——這類基于數量優勢實施協同作戰的大規模無人系統集群，足以憑借飽和攻擊突破傳統的防御體系。為了抵御此類威脅，美國需從“技術研發”與“經濟可持續性”雙軌推進——既要快速開發和部署能同時對抗單體無人機與蜂群無人機的反制技術，又要確保反制系統在對手低成本無人機的消耗戰中具備經濟可行性優勢。

無人機技術的迅速發展無疑深刻改變了戰爭的面貌，但其并未徹底顛覆戰爭的全貌。傳統的軍事裝備，包括坦克、軍艦和戰斗機等，仍然在軍事行動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非國家行為體對無人機的濫用，以及大國規模化部署無人機的巨大潛力，共同構成了嚴重的非對稱威脅。面對這一挑戰，各國軍隊紛紛加快了反無人機系統的研發進程。2024年4月，以色列和美國的防空系統成功攔截了伊朗大規模齊射的大部分無人機和導彈，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防空系統在應對無人機威脅方面的強大效能，為美國國防規劃者帶來了一定的信心。

背景與緣由

2024年1月29日，美軍在約旦東北部靠近敘利亞邊境的一個基地遭一架無人機襲擊，造成3名美軍士兵死亡，另有40多人受傷。經美國國防部確認，此次襲擊是伊拉克伊斯蘭抵抗組織（IRI）使用一次性攻擊型無人機實施的。2024年8月，駐敘利亞美軍再次遭到類似的無人機襲擊，導致8名軍人受傷。無人機威脅不僅局限于沖突地區，還頻繁侵犯非沖突地區軍事基地的領空。據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統計，自2022年以來，美軍軍事設施已發生超過600起無人機入侵事件。

在俄烏沖突中，烏克蘭和俄羅斯軍隊均利用無人機給對方造成了重大傷害。這些無人機不僅能發動直接攻擊，還能以驚人的精度鎖定裝甲車、坦克及關鍵基礎設施，顛覆了“高投入軍事裝備主導戰場”的傳統作戰范式。軍事專家指出，小型無人機的迅速崛起開創了一個全新的作戰領域——近陸空域（Air Littoral）。在這個領域中，無人機能夠以極低的作戰成本實施偵察和打擊任務。這一軍事變革更推動了巡飛彈與商用改裝投彈無人機的大規模應用，使戰場情報獲取與精確打擊能力不再為高價軍事級裝備所壟斷。

盡管美軍在中東積累了長達20年的實戰經驗，但其主要對手為民兵武裝與恐怖組織，并非實力相當的對等敵手。隨著無人機技術的普及，這些組織如今已具備類似傳統空軍的力量投射能力。而中國、俄羅斯等幅員遼闊、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國，在無人機研發與部署方面則更具優勢。當前的俄烏沖突，恰恰為無人機在現代國家間軍事對抗中的實際應用提供了鮮活例證。

在俄烏兩國的持續博弈中，烏克蘭著力研發更先進的無人機，并逐步摒棄“一機一操控員”（One Drone, One Operator）的傳統模式，轉向無人機蜂群作戰，意圖通過規模化和智能化部署提升作戰效率。俄羅斯則憑借伊朗制造的“見證者”（Shahed）無人機，持續對烏克蘭的關鍵基礎設施進行打擊。隨著俄伊兩國不斷優化“見證者”無人機的設計，這款無人機的突防能力顯著增強，給烏克蘭的防御體系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挑戰，這也促使烏克蘭將反無人機系統的研發工作列為重點事項。

俄烏沖突儼然已成為全球軍用無人機技術發展的“風向標”，俄烏雙方在無人機攻防領域的激烈競爭與快速迭代，無疑給美國敲響警鐘——若不能及時跟上這一技術發展潮流，美國將在無人機技術的發展和運用上陷入滯后。

美國陸軍已在亞利桑那州的尤馬試驗場（Yuma Proving Ground）測試了一系列反無人機系統。2020年，美國國防部成立了聯合反小型無人機系統辦公室（JCO）。2023年，聯合反小型無人機系統辦公室邀請了五家國防企業展示其技術能力，旨在評估其對第3類單向攻擊無人機（此類無人機通常通過預編程實現自主飛行，無需操控員直接控制）的反制效果。這五家公司及其各自的產品分別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的移動射頻集成無人機系統抑制器（MORFIUS）高功率微波武器系統；泰雷茲公司（Thales）的輕型多用途導彈（LMM）和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APKWS）；以及Invariant公司、MSI防務公司和科學應用國際公司（SAIC）不同配置規格的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火箭彈——由“九頭蛇”（Hydra）70毫米非制導火箭彈加裝激光制導套件和近炸引信改制而來。這一舉措反映了美國對無人機威脅日益擴散的擔憂。

挑戰與系統

目前，美軍已開發了多種反無人機系統，包括動能攔截器、電子戰工具、定向能武器（DEW）和綜合反制平臺。這些系統要么通過物理方式摧毀無人機，要么通過信號干擾使其失效，針對無人機威脅形成了多層次、適應性強的防御體系。

在現代地面作戰中，無人機戰術具有低風險、高收益的特性（無需以人員傷亡為代價即可達成戰術目標），這打破了傳統戰爭的力量對比邏輯，使軍事規模較小的一方能通過技術適配實現戰場“以小博大”。在俄烏戰場上，整體軍事實力落于下風的烏克蘭，借助無人機技術大幅提升了作戰效能，有效削弱俄軍的有生力量、摧毀俄軍的作戰裝備或擾亂俄軍的后勤行動。

對美軍而言，這一趨勢挑戰了其依賴常規裝備優勢的作戰思維——當對手可借助無人機蜂群、低成本巡飛彈等手段抵消美軍的裝備量級優勢時，傳統壓倒性力量的威懾力正在下降。美軍應重新審視無人化戰爭對“軍事優勢”定義的改寫，避免陷入裝備規模優勢與實戰效能脫節的防御誤區。

盡管威脅日益加劇，但美軍的反無人機體系仍面臨著一系列現實困境：技術上，美軍現有的武器系統大多難以有效應對小型軍用無人機或商用改裝無人機的威脅；部署上，反無人機系統的普及程度較低，僅有少數單位配備了反無人機系統并接受了足夠訓練；機制上，本土軍事基地的指揮官在面對無人機威脅時，往往缺乏足夠的權限來采取行動。這些漏洞暴露出美軍在應對“低慢小”無人機威脅時，尚未完成從技術研發到實戰部署的體系化轉型，傳統防御架構在新型非對稱作戰形態下已顯現滯后性，亟須在裝備更新、部隊訓練與指揮流程上進行系統性調整。

在美軍最具潛力的反無人機系統中，兩種動能系統尤為關鍵：泰雷茲輕型多用途導彈和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這些系統具備應對多樣化威脅所需的通用性和精準度，可有效攔截從商用改裝無人機到小型戰術無人機蜂群等各類目標，因此必須在美軍部隊中廣泛普及。

盡管定向能武器潛力可觀，但其尚未在實戰中得到充分應用。即便裝備了定向能武器，美國海軍在紅海執行任務的艦艇仍較多地使用動能武器攔截無人機和導彈。實際上，海軍艦艇在防御無人機時更傾向于選擇動能武器，因為定向能武器的作用距離不足以使艦艇操作人員放心依賴。在目標識別方面，激光可能誤傷友軍系統，在人口密集區等復雜環境中難以精準使用。此外，高能激光等類似系統能耗較高，這對于依靠發電機供電的前沿部署陸軍部隊來說，構成了巨大的后勤保障難題。盡管定向能武器頗具研究價值，但美軍應優先采用成熟的動能方案來應對現實威脅，避免因對新技術的過度樂觀和理想化預期而忽視實際可行的技術，從而導致防御能力滯后。

除了反無人機系統部署不足、部隊操作訓練有限外，高昂的成本亦是美軍面臨的關鍵制約因素。俄烏沖突的經驗教訓凸顯了高性價比防空方案的必要性：依賴高端系統難以為繼，特別是在應對低成本威脅時。以以色列為例，其曾多次動用數百萬美元的“愛國者”（Patriot）導彈攔截僅值數百美元的入侵無人機——這種“性價比倒掛”不僅會快速消耗彈藥儲備，更會導致關鍵資源錯配，使本應用于對抗強敵的高端武器在沖突初期便陷入短缺。因此，美軍需強化武器系統的成本效能意識，積極適應現代戰爭中非對稱威脅對軍事資源分配邏輯的沖擊，加速研發經濟型反無人機方案，避免因固守傳統防空模式而導致資源耗竭。

另一個關鍵制約因素是，美軍缺乏成熟的敵我無人機識別技術，這可能導致誤傷友軍或錯過最佳攔截時機，進而影響任務成敗乃至戰局走向。為解決這一問題，美國國防部需推動探測技術升級，并強化防空體系內部的信息共享與協同配合，例如建立跨軍種威脅識別數據庫。同時，國防廠商應致力于開發具備實時威脅分類能力的系統，例如結合人工智能算法的自動化識別模塊，以解決多類型無人機的快速判別問題。此外，美軍必須加速構建標準化無人機識別協議，強化各軍種之間以及與盟友之間的互操作能力，避免因系統不兼容導致識別延遲。通過制度和技術雙維度的優化，提升在快節奏戰場上對無人機的感知能力，降低作戰風險。

反無人機訓練

盡管美軍擁有先進的反無人機系統，但如果操作部隊未能接受充分的訓練，這些系統在實戰中的效果將大打折扣。2023年，聯合反小型無人機系統辦公室主任肖恩·蓋尼（Sean Gainey）少將在阿拉巴馬州亨斯維爾舉辦的年度太空和導彈防御研討會（Space and Missile Defense Symposium）上表達了這一擔憂——他承認，在美軍的反無人機體系建設中，訓練往往被置于技術研發和裝備部署之后。他強調，在無人機戰爭日益常態化的背景下，人員操作能力與裝備技術水平同等重要。若無法填補訓練缺口，再先進的武器系統也只會淪為“紙面戰力”。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錫爾堡的聯合反小型無人機系統大學（JCU）作為跨軍種培訓平臺，雖然設計了涵蓋無人機威脅基礎知識及反無人機裝備操作的五大培訓模塊，但因人員短缺導致培訓覆蓋范圍不足。此外，由陸軍主導的培訓體系缺乏對其他軍種裝備的兼容性教學，導致聯合培訓有名無實。同時，無人機技術的快速更新要求培訓內容同步升級，而聯合反小型無人機系統大學當前僅局限于有限系統的教學，難以跟上無人機技術的發展浪潮。若美軍人員僅掌握某一類反無人機系統的運用，那么在面對新興威脅時，可能因操作盲區而喪失防御能力。

對美國國防部的建議

為了有效應對無人機擴散帶來的威脅，傳統基金會向美國國防部提出了以下建議：

• 鑒于定向能武器存在能耗高、射程短的現實短板，美軍應優先部署泰雷茲輕型多用途導彈和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等動能反無人機系統。
• 鑒于俄烏戰場上無人機和反無人機技術迭代加速，美軍需熟練掌握更多反無人機系統的操作方式，以應對多樣化威脅。為此，聯合反小型無人機系統大學應擴大培訓范圍，使其涵蓋所有軍種的反無人機系統，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聯合”。
• 確保美軍基地指揮官擁有足夠權限針對無人機威脅采取行動。目前，僅部分美軍基地依據《美國法典》（USC）第10編第130(i)條擁有無人機自行攔截權，而本土基地需要層層上報審批。因此，美國應通過立法，授權所有基地指揮官基于實時威脅評估自主啟動反無人機系統。

結語

無人機作為一種重塑戰爭形態的新興力量，盡管已在戰場上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但終將無法取代有人駕駛戰斗機、坦克、火炮和艦艇等傳統軍事裝備。然而，隨著無人機技術的普及，敵對勢力有可能利用低成本無人機實施偵察、侵擾甚至自殺式攻擊。這種低成本、高威脅的作戰方式需由專門的反無人機系統來應對，否則可能導致傳統軍事力量在非對稱消耗戰中陷入被動。

盡管美軍已著手開發先進的反無人機系統并制定了相關培訓項目，但仍面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包括資金投入不足、缺乏整體統籌以及在聯合部隊中落實不均衡等。這些問題可能導致美軍反無人機能力的碎片化，進而影響其整體作戰效能，并削弱美軍在面對無人機威脅時的戰略優勢。因此，美軍必須通過技術標準化、訓練制度化和條令前瞻化，將可規模化部署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反無人機能力深度融入全域作戰體系，從而妥善應對無人機驅動的新戰爭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