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烽火中的骨肉離散
1928 年 11 月的井岡山，寒風裹挾著硝煙。曾志在產后第 26 天將襁褓中的兒子交給王佐部下副連長石禮保，這個被取名為石來發的男嬰，從此與母親踏上不同的人生軌跡。彼時曾志正隨朱德部隊轉戰，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把孩子放下的那一刻，我不敢回頭，怕眼淚模糊了行軍的路。"
石來發的童年在井岡山的竹樓里度過，養父母相繼犧牲后，他由祖母一手帶大。這個沒讀過一天書的農家子弟，從小跟著鄉親們種田、砍柴，手掌磨出的厚繭記錄著山區生活的艱辛。1951 年，當有人來接他認親時，他指著門前的五畝山林說："外婆還在這兒，我走了誰給她挑水劈柴？" 這份對養育之恩的堅守，早已融入他的骨血。
而曾志在那段歲月里，正經歷著革命生涯的跌宕：夏明震犧牲后，她與蔡協民結為伴侶，又在 1934 年痛失第二任丈夫。烽火連天中，她將對兒子的思念深埋心底，直到 1950 年托國務院慰問團尋找，才得知石來發在井岡山當了農民。這段離散的歲月，既是個人命運的無奈，也是那代革命者共同的犧牲印記。

二、重逢在羊城的人生岔路口
1952 年 10 月的廣州，中南工業部的辦公室里，曾志第一次見到 24 歲的石來發。"他穿著打補丁的藍布衫，手指因常年握鋤頭而變形。" 曾志在日記中記錄下這個瞬間。當她提出讓兒子留在身邊學技術時，石來發的回答帶著山里人的耿直："媽媽，我在井岡山有三畝水田、兩畝茶林，外婆八十多了，我走了她夜里該怕了。"
這場母子對話充滿了時代的張力：一邊是革命母親希望后代融入城市建設，另一邊是鄉土之子對土地和親情的眷戀。曾志最終拍著兒子的肩膀說："你做得對，知恩圖報比當干部重要。" 她給石來發買了新衣裳，卻在他臨行前悄悄把錢塞進他的行囊 —— 這個細節后來被石來發的妻子劉乙娥提起時，仍忍不住紅了眼眶："婆婆沒嫌棄我們是農民，還總說 ' 種田也是革命 '。"
在曾志看來，兒子選擇當農民并非遺憾。她在給陶鑄的信中寫道："來發沒文化，但懂得 ' 根' 在哪里。我們這些人鬧革命，不就是為了讓老百姓能安心守著土地過日子嗎？" 這種對平凡生活的尊重，貫穿了她對子女的教育理念。
三、1964 年的廣州風波：原則與親情的考驗
12 年后的廣州，石來發的再次到來打破了平靜。這個平時老實巴交的農民，竟因村里賬目核對不清而躲到母親身邊。曾志看著兒子躲閃的眼神，突然想起 1927 年那個因輿論壓力而接受的婚姻 —— 同樣的逃避，不同的時代背景，卻讓她嗅到了危險的氣息。
"家里出了事，躲是躲不掉的。" 曾志把茶杯重重放在桌上，"當年你父親夏明震犧牲時，我挺著肚子還在組織群眾轉移。現在你遇到點麻煩就跑，對得起 ' 革命后代 ' 這四個字嗎？" 她的話像重錘敲在石來發心上，這個從未被母親嚴厲批評過的男人，第一次在她面前低下了頭。
更令人動容的是曾志的處理方式：她沒有利用職權干預地方調查，而是親自買了火車票送兒子回井岡山。臨行前，她塞給石來發一個筆記本："把賬目一筆一筆寫清楚，該承擔的責任就擔起來。如果真有錯，改了就是好同志；如果沒錯，更要回去說清楚，不能讓鄉親們誤會。" 這番話后來被石來發記在筆記本扉頁，成為他面對困境時的座右銘。
四、兩種人生的精神共鳴
石來發回到井岡山后，主動配合調查，最終澄清了賬目問題。此后他安心務農，還被鄉親們選為生產隊長。1991 年他去世前，仍囑咐兒子："別給奶奶（曾志）添麻煩，我們農民把田種好，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 這種樸實的擔當，與曾志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的革命理念，形成了奇妙的呼應。
而曾志在生命最后時刻，將骨灰撒向井岡山時，是否會想起那個選擇留在大山里的兒子？她在遺囑中寫道："我對生死看得很淡，但對未能陪伴來發成長始終心懷愧疚。" 這種愧疚背后，是革命者在理想與親情間的永恒掙扎，也是那代人共同的精神密碼 —— 他們可以為信仰舍棄個人幸福，卻始終對血脈親情懷有深沉的眷戀。
當石來發的孫子如今在井岡山經營紅色民宿時，游客常能聽到這個家族故事。它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卻用最樸素的方式詮釋了革命精神的傳承：不是身居高位，而是無論身處何地，都堅守責任與良知。曾志與石來發母子，用不同的人生軌跡，共同書寫了 "不忘初心" 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