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瑋丨朱德女兒在納粹集中營
▲朱敏(中)在納粹集中營時的僅存照片
朱德女兒在納粹集中營
轉自《燕梳春秋》,作者:余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部名為《紅櫻桃》的電影曾經非常熱播。影片講述了中國女孩楚楚在德國法西斯集中營的悲慘遭遇,將人們的視線帶回法西斯制造的恐怖年代。
這部影片的主人公原型便是朱敏,雖然電影有許多藝術加工的地方,比如納粹標記的文身等虛構部分,但朱敏的實際經歷比起電影來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部牽動觀眾感情的影片,讓人們知道了曾經發生在朱敏身上的故事,對這位帥門之后更增添了欽佩之情。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朱敏這段非比尋常的經歷中,有一個日子非常奇特,幾次成為她命運的轉折,那便是1月30日。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別團聚才一個多月的爹爹朱德,赴蘇聯學習。當時,為了進國際兒童院學習時便于分班,朱德為時年已14歲半的朱敏少報了兩歲,填報12歲。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爹爹特意為她取的化名“赤英”,一是為了以防萬一,不會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紅色的意思,紅色英雄,這也是爹爹對女兒的希望。“赤英”這個名字曾經登載在蘇聯伊萬諾沃第一國際兒童院的花名冊上,也曾經登載在德國東普魯士納粹集中營的囚徒名單中。
盡管莫斯科是自己的出生之地,但剛到這里的朱敏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氣管炎,后又引出小時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個不停。為了讓朱敏身體康復,6月21日兒童院將她送到位于蘇聯南方的白俄羅斯明斯克的少先隊夏令營療養。僅僅一夜之間,德軍突然入侵蘇聯,剛剛脫離中國戰火的朱敏,又陷入了更大的戰亂之中。正在療養院的朱敏和其他20個來自各國的孩子淪為德國法西斯的小囚徒。
在當地囚禁兩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個年滿14周歲的小姐妹被德軍押上悶罐火車,送往德國境內的集中營。德軍像驅趕牲口一樣把囚徒們拼命往悶罐車里塞,直到一個貼一個,一點不能挪動身體,才拉上大門。不到一天,車廂里就臭不可聞,有人開始呻吟,有人開始哭泣。兩天后,朱敏發燒了,但如果讓德國鬼子知道了就活不成了,他們準會把朱敏扔下悶罐車。迷迷糊糊中,朱敏感覺有人在往自己嘴里喂水,她吃力地睜開眼睛,發現是一個蘇聯紅軍。他對朱敏說:“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樣,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勝利!你還要回到你的祖國,你的爹媽還在那里等著你!”進入集中營前,每個人都要換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沒收攜帶的物品。
朱敏有一支爹爹送的派克金筆,筆帽上還刻有“朱德”的名字。因為德國人不認識漢字,看見是支派克金筆便沒收了。眼睜睜地看著德國人拿走爹爹留給自己的最后一件紀念品,朱敏心里難過極了,她突然想起縫在口袋里的一枚列寧紀念章,那是在國際兒童院一次聯歡會上,一個同學送給她的。為了保存這枚精致的紀念章,朱敏出人意料地將它含進嘴里,壓在舌頭底下。這個小動作足以給她帶來滅頂之災,萬幸的是她居然躲過了德軍的嚴格檢查。
在集中營里,朱敏吃的是發霉的黑面包,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還時不時挨打。親眼目睹了法西斯屠殺手無寸鐵的猶太人,她的心一次一次被這人間慘景強烈震撼。保護自己的最重要手段便是對自己的真實身份諱莫如深,在集中營朱敏從不說一句和中國八路軍有關的話。因此,幾年集中營生活過去,朱敏沒有說過一句中國話,而與其他人又語言不通,長期的沉默使她幾乎喪失了語言功能,直到現在說話還是不行。由于在集中營中長期營養不良,朱敏的頭發脫落了許多,發育也因此停留在兒童階段,一厘米也沒有長高過。
現在,朱敏的脖子上可以看到一道長三厘米的疤痕,這是集中營在她身體上留下的“永久紀念”。在集中營里,朱敏患了頸部淋巴結核,因為得不到治療,結核塊潰瘍,膿血糊滿了衣領,變硬的衣領又不斷摩擦結核塊,加劇了潰瘍。德國看守發現朱敏的脖子腫脹,就帶她到集中營的醫務室治療。在那個德國醫生眼里,這些囚徒的生命也許就像小雞、小貓一樣。他壓住朱敏的頭,沒有消毒,沒有麻醉,在她的潰瘍處一剪刀割下去,活生生把膿血硬擠了出來。猶如酷刑的治療結束后,朱敏脖子上的潰瘍面積更大了,還時常受高燒的折磨。
朱敏家里珍藏有這么一張老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三個稚氣未脫、身著連衣裙的小女孩,她們胸口上都別著一塊小牌子,和分站兩旁的女孩明顯異于中國人的面容相比,站在當中的女孩則有著一張典型中國人的臉,她緊緊擁著兩旁的伙伴。每當看到這張老照片,朱敏都會百感交集,因為這張老照片記錄著德國法西斯殘忍本性,站在中間的中國女孩便是朱敏。
1944年1月30日中午,朱敏和幾個小伙伴正在放風,一個德國看守拿著照相機走了過來,面容和善地表示要替朱敏她們照相。幾個小女孩被看守表面的和善騙過了,她們在鏡頭前露出真誠的笑容。突然,德國看守臉色一變,把相機放在地上,說姑娘們是在嘲笑他,舉起鞭子便向朱敏她們狠狠抽了下去,也將瞬間的美好抽得粉碎,留下的只有屈辱和仇恨。
幾天后,這個德國人把洗好的照片送給朱敏她們,他一邊夸姑娘們可愛,一邊摩挲著手中的皮鞭。這次,朱敏她們誰也不敢說話,滿心只有恐懼。在集中營,朱敏和伙伴們如同是德國法西斯廚案上待宰割的羔羊。即使這樣,朱敏還與伙伴們巧妙地與德國法西斯“作戰”。
戰爭進行到1944年,反攻中的蘇聯紅軍勢如破竹,德國法西斯節節敗退,也更加瘋狂地需要槍炮彈藥。集中營的工廠變成了軍需工廠,朱敏和伙伴們也在工廠里勞動。聽說子彈受潮會失效,變成啞彈,但工廠里絕對找不到水,朱敏和伙伴們想出一個妙招——往子彈盒里吐口水。只要監工不注意,她們便拼命吐口水,下工時口干舌燥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但大家咧開干裂的嘴,會意地笑著。隨著1945年新年鐘聲的敲響,集中營里已開始聽得見時斷時續的槍炮聲,朱敏她們天天盼望蘇聯紅軍快一點打過來,救她們脫離苦海。有幾次,槍炮聲好像就在集中營附近炸響,可又漸漸遠去了,大家緊繃的神經快要被扯斷了。
1月30日清晨,朱敏和難友們發現集中營所有的大門都敞開著,四周寧靜得有些可怕。一會兒,她們意識到德國人逃跑了,苦難結束了。朱敏和難友們緊緊地擁抱起來,激動得流出眼淚。人群中突然有人想起德軍的倉庫,于是人流迅速朝倉庫涌去。朱敏和小伙伴們在人流中被推來搡去,根本無法靠近倉庫。混亂中,一個硬東西把朱敏絆了一個跟頭,她爬起來一看,是個油紙包,里面竟然是一塊足足有5磅重的黃油。朱敏和伙伴幾乎要樂瘋了,她們抱起黃油,趕緊擠出人群。
由于害怕德國人回來加害,朱敏和小伙伴商量往東邊的蘇聯方向跑。好幾個月里,他們幾乎是在戰火中過著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可是,在波蘭的一個小鎮,半夜一顆炮彈襲來,受驚的人們四處逃跑,正發著高燒、昏昏沉沉的朱敏與小伙伴跑散了。天亮時,一個曾為德軍做俄語翻譯的蘇聯男人發現了長著東方面孔的朱敏,他把朱敏當作與蘇聯紅軍談條件的人質帶到家中。幾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蘇聯難民收容站。
在收容站,朱敏被安排在廚房干活。出于本能的自保,她仍然不敢明言自己的身世,對蘇聯紅軍的問詢,也只是和對法西斯憲兵講的一樣:名叫赤英,爹爹是中國的老中醫,送我來蘇聯療養,從蘇聯南方抓到這里。直到幾個月后,收容站新來的政委結束了朱敏孤苦漂流異國的命運。
新政委一直格外留心這個中國女孩,幾次盤問朱敏的身世都沒有得到真實答案。以后的一段日子,他經常與朱敏交談,告訴她戰爭的情況,蘇聯的情況,中國的情況。說起中國,朱敏頓時熱淚盈眶。政委的開導和解釋,終于消除了朱敏的戒備,她告訴政委:我是中國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女兒。政委非常驚愕,他連連驚叫:“天啦!這樣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沒有被德國鬼子發覺,活著走出集中營,簡直是個奇跡!是個奇跡!你知道嗎,因為你活著從他們眼皮底下溜走,德國佬將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去追悔啊!”從政委那里,朱敏得知蘇聯最高統帥部正在尋找自己,并下令“解放一個城市,尋找一個城市”。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飛往波蘭境內:立即護送朱德將軍的女兒到莫斯科。
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戰后第一列從波蘭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抵達莫斯科火車站。遠在國內的朱德得知了女兒的音訊,很快寄來家信。輾轉收到離別四年后爹爹的第一封來信,朱敏哭了,尤其是爹爹在信中解釋在蘇聯衛國戰爭中沒有打攪蘇聯政府,所以沒有及時找到女兒的下落,讓女兒受了許多苦,希望女兒原諒……信看完后,信紙也濕透了。1995年是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的紀念日。俄羅斯政府也在這個紀念日,向當年參加蘇聯衛國戰爭的老戰士頒發了由總統葉利欽親筆簽名的紀念獎章,以獎勵那些在二戰時期做出貢獻的英雄們。
中國有18人被授予紀念獎章,其中15枚是頒發給東北抗日聯軍在蘇聯境內和蘇聯軍隊一道作戰的中國戰士。還有3枚,一枚授予當年國際兒童院女生隊長李特特(李富春、蔡暢之女),她在蘇聯四年衛國戰爭時期,曾獲得過“馬克希姆機關槍手”的證書;另一枚授予中國在蘇聯的戰地記者;再一枚授予朱敏,表彰她在衛國戰爭時期不畏強暴,嚴守身世,頑強地在集中營活了下來,最終回到莫斯科的動人事跡。如今,在朱敏的書桌上,和這枚代表著光榮的紀念獎章放在一起的是那枚已經陳舊的列寧紀念章。這兩枚紀念章來到朱敏身邊的時間相隔了五十多年,但一前一后共同記載著她那段難忘的集中營歲月。
蘇聯結束戰爭后,擺在朱敏面前的是兩條路,回國或是繼續在蘇聯求學。可以說,朱敏來到蘇聯后學習還沒開始,但無情的戰爭已奪走了她幾年寶貴的學習時光,雖然很想回國看望爹爹,但朱敏又不甘心兩手空空回去。她決定留下來開始自己遲到的學習生活。
憑著堅強的毅力,朱敏在兒童院補習俄文,不到一年就掌握了俄文。接著轉到伊萬諾沃學校補習完中學的課程。在集中營里,朱敏跟著難友學說俄語、捷克語、波蘭語,還學著說德語,一開口便是亂七八糟的語言,就是把中文已經忘得差不多了。當她提筆給爹爹寫信時發現許多字都不會寫,只好用俄文代替。幸好朱德年輕時在莫斯科學習過,簡單的俄文連蒙帶猜,還勉強能把信看懂。后來隨著朱敏信中的俄文越來越多,他不得不找俄文翻譯來幫忙。
一次,他給朱敏寫信,強調不能忘了自己的母語,朱敏才從俄文世界中醒過來,此后每當遇到不會寫的漢字,她都要查字典。朱敏經常笑言,自己在與別人交談時,有時竟然還會突然冒出俄語來,把自己都嚇一跳。確實,朱敏說話時不太流利,她的俄語反而要比漢語說得通順。她求學的青少年時期,幾乎都是在蘇聯度過,第二故鄉對她的影響至深且遠。中學畢業時,朱敏收到爹爹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希望她能回國讀大學,在爹爹身邊可以邊學習邊治病。爹爹的關心讓朱敏感動的同時又矛盾:自己只完成中學教育,離爹爹當初的期望還相距甚遠。堅強的朱敏下定決心,不能就這樣回去。動蕩的生活,幾經失學,使朱敏深知求學的艱辛。特別是當她親眼看到在衛國戰爭中失去父母流落街頭的孤兒,想到蘇聯著名的教育家馬卡連柯為蘇聯人民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卓越成績,朱敏便產生了當一名人民教師、獻身祖國教育事業的強烈愿望,她的選擇也得到了爹爹的支持。
1949年,23歲的朱敏考入列寧教育學院學習。1950年,上大學的朱敏趁暑假回國探望爹爹,這距上一次離別爹爹已有10年之遙。見著女兒時,朱德并沒有什么特別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著。但朱敏卻從爹爹的樸實笑容中看到他的憐愛和喜悅,他的眼睛始終是濕潤的。朱敏向爹爹提起那支被法西斯搜走的派克金筆時,爹爹安慰她說,“能活著走出集中營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對于爹爹來說,你的生命比那支鋼筆更重要”。
對于集中營,朱敏幾乎沒有刻意講述,偶爾提起時也是輕描淡寫幾句過渡過去。爹爹也不多問,作為職業軍人,他知道法西斯的野蠻與殘酷;作為爹爹,他對女兒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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