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國民黨海軍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起義經過

1949年2月25日，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國民黨海軍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在上海吳淞口光榮起義，次日安全駛到解放區煙臺港。這一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極大震動，受到全中國革命人民的歡呼，對妄想抗拒解放戰爭車輪的國民黨反動派無疑敲響了又一次喪鐘。

“重慶號”軍艦的起義經過，我國報紙雜志及電臺上已有多次報道，但是這些文章或廣播，顯然僅是向個別參加起義的士兵或有關單位采訪的情況，既不全面，也難免有偏頗，因此引起了許多參加起義的官兵的不同意見和爭論。我曾參與“重慶號”軍艦起義的策反工作，后來又參與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對此事所進行的調查，看了許多有關檔案資料，現在我就我所知的具體、真實情況，作一些介紹，以澄清若干史實，并以此紀念親身參加起義的官兵們。

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國共停戰協定，向人民解放區瘋狂發起進攻。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黨重申：要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群眾斗爭的領導；加強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群眾斗爭的發展，1947年毛澤東指出：和全國人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現在發現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

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人民解放戰爭是第一條戰線，在國民黨統治區，由于學生運動的高漲，促進人民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漲，形成了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這是第二條戰線。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又在黨內發出指示：“國統區的情報工作的重點應轉為全面搞策反抓實力。”

原中央南方局和后來的中央上海局及它領導下的有關黨委和民主人士，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對國民黨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員及陸、海、空軍的愛國官兵作了大量的工作。“重慶號”的光榮起義，就是上海局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產物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政府贈送給國民黨政府一批軍艦，“重慶號”巡洋艦是其中最大的一艘（排水量7500噸）。為了接收英國贈送的軍艦，國民黨海軍部事先三次招收大、中學生去英國受訓。1948年5月26日，“重慶號”巡洋艦由艦長鄧兆祥率領從英國樸茨茅斯港啟程，航行一萬余海里，于8月20日駛抵上海。由于內戰緊張，是年10月國民黨海軍部部長桂永清即命重慶艦到葫蘆島參加遼東戰役，蔣介石曾親自在這艘軍艦上召見將領指揮遼東戰役。不久該艦又駛回上海。

“重慶號”軍艦上有從英國訓練回國的士兵三百余人。他們在英國受訓時受到歧視和欺侮，回國后，看到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物價高漲，部分軍官和士兵生活十分艱苦，他們感到極大的失望、不滿、苦悶和彷徨，許多士兵另謀了出路。在軍官中由于國民黨海軍一向存在著派系之爭，不少人受到排擠。艦長鄧兆祥等人系福建馬尾系海軍人員，也受到桂永清的排擠。桂永清派了他的親信海軍青島系牟秉劍為副艦長，監視鄧兆祥和別的官兵，并準備在適當的時候讓牟接替鄧兆祥艦長的職務。這些情況無疑是對該艦進行策反的有利條件。

早在英國贈送的軍艦還未回中國之前，中共中央南京局董必武就通過民主人士何燧找到國民黨海軍部參謀長、駐滬辦事處主任周應聰（1985年去世，去世前任國務院參事），請周應聰做國民黨海軍江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和鄧兆祥的策反工作。林遵、鄧兆祥同意在時機成熟時起義。1947年3月董必武撤回延安前，將周應聰對鄧兆祥的策反情況告知了原在中共中央華中分局任城工部部長，后來在上海局工作的沙文漢。沙文漢派王亞文（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同周應聰建立經常的聯系。

遼東戰役后，重慶艦內三個少尉軍官曾祥福、莫香傳、蔣樹德私下商議準備發動起義。蔣樹德從已被“伏波號”軍艦開除的少尉軍官王淇處得知其弟金陵大學學生王毅剛，可能是共產黨員，即通過他找到中共南京市委。當時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約定地點和時間將這個關系交給我（我當時在南京負責策反工作），要我同王淇談話。我向王淇了解了“重慶號”軍艦情況后，要他去上海秘密組織起義小組。一星期后王淇回來說已經有幾個人組成了起義小組（實際上曾祥福等三個少尉軍官已組成了小組）。由于“重慶號”軍艦停泊在上海，我向陳修良建議把這個關系交給上海局，陳同意由她轉去。以后王淇又來找過我兩次，提出“重慶號”起義要有陸上幫助等建議，我要他同上海的同志商量。曾祥福、莫香傳兩人在“重慶號”起義前，因比較活躍，被當局調離“重慶號”，派往江防第二艦隊工作。但他們未去報到，仍在岸上同王淇一起在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下策劃“重慶號”的起義工作。艦上工作改由海軍少尉蔣樹德和士兵王繼挺領導。起義前他們已發展志愿參加起義的官兵21人，其中少尉軍官3人。

何友恪，國民黨海軍駐滬辦事處參謀，也是1945年被國民黨海軍派往英國接收“重慶號”軍艦的工作人員之一。是中共南京方面爭取過來的，后來也是陳修良將這個關系轉給上海方面，上海局讓策反委員會委員王錫珍的助手林誠負責與其聯絡。何友恪先后爭取了少校航海官陳宗孟（建國后曾任唐山市園林局局長）、少尉雷達官張敬榮，陳、張二人在軍官中又策動中校陳景文、少校劉淵、少校魚雷官周方先等醞釀起義。

王錫珍和他的助手林誠還通過國民黨“靈甫號”軍艦（也是英國贈送）的士兵尚鐳（曾任北京市建筑工程學院電機系主任、副教授，靈甫號士兵起義后入黨）和“重慶號”離艦的士兵邊矢正（事后入黨）對“重慶號”士兵李鐵羽作策反工作。李鐵羽又同主動要求起義的王頤楨（起義后入黨）聯系。尚鐳還通過國民黨海軍司令部少尉李夢華對“重慶號”士兵武定國進行策反，因李與武定國曾是汪偽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又是同鄉和拜把兄弟，往來密切。

中共地下黨上海市委領導下的中共大場區委，通過黨員趙邁（原名趙敖遠）、黃炎（原名黃躍宗），以抗日時期的南京汪偽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身份和東北、華北的同鄉身份，對“重慶號”的士兵武定國、劉懋忠、孫國楨、趙振亞、郭書貴（原名郭漢衛）、賀志、趙宗斌等進行了策反工作。比較難得的是這批人中從汪偽陸軍學校出身的人都有陸戰經驗。

中共上海市委江南造船廠黨組織派技工張興昌（當時已是中共黨員）于1948年打入“重慶號”為水手。張興昌在鍋爐房工作。江南造船廠黨組織給他的任務是配合解放上海，有條件時策動軍艦起義，或將它炸掉。張興昌一邊在艦上了解士兵的思想情況，一邊啟發水手們的覺悟，同時，向組織匯報軍艦的設備、性能和人員等各方面的情況。起義時，他積極團結水手在輪機艙協助起義工作。

1949年初，上海局作出正式決定：“重慶號”軍艦的策反工作由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上海局副書記劉長勝、策反委員會書記張執一、沙文漢參與其事，策反委員會委員王錫珍具體領導，林誠協助。

隨后，在武定國的建議下，王頤楨等秘密組織了“‘重慶號’巡洋艦士兵解放委員會”，共27人。其中包含秘密共產黨員張啟鈺、畢重遠兩人。

張啟鈺，原中共南方局系統的黨員，1938年10月在重慶入黨，曾擔任中共郿縣縣委書記，1942年奉上級指示緊急轉移，后與上級組織失掉了聯系，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恢復黨的組織關系。他在失掉組織關系后考入國民黨海軍留英訓練班。鄭伯克（曾任中央組織部顧問）那時是云南省委書記，也屬上海局領導，曾派人與張聯系過。但有關張啟鈺已被分配在重慶艦和參加起義的事，則是在1983年后才查到的。張啟鈺本著黨員立場在重慶艦上參與了起義工作。他同蔣樹德、王繼挺有聯系，在起義群眾中有一定威信。他是發動“重慶號”起義的骨干之一。

畢重遠，是中共南京市委領導下的黨員。他在1948年8月隨重慶艦回國時，曾到南京同當時南京市委負責警察工作的陳良有過一次談話。但陳良沒有將畢重遠的關系交給市委書記陳修良，所以上海局不知道有一個黨員畢重遠在艦上。畢重遠以為在重慶艦內只有他一個地下黨員，便本著黨員立場單獨發揮作用的想法，參加了王頤楨、武定國等發起的“士兵解放委員會”，起義中也起了骨干作用。

此外，上海市民盟有一位成員叫林紹禹，是“重慶號”軍需官，他也想策動起義。他主要同武定國聯系。

在起義前夕，林紹禹將軍艦上來了兩個領港人，很可能即將開往江陰的情報告訴了武定國。由于“重慶號”提前起義時，適林紹禹上岸回家，趕回港口時已無法上艦，遂遭國民黨拘捕犧牲。另外，在上海中央情報部門工作的何以端所遺留的自傳中，記著他曾做“重慶號”軍艦起義工作的事。但他已去世，無從查到他對哪些人做了工作。

在策反期間按照地下工作原則與紀律，采取了單線聯系分頭進行的原則。重慶艦內雖然有3個黨員，但在起義前他們互不知道，當然不可能建立起黨的起義組織，工作中只是各自秘密地串連，互相交叉發展起義人員。3個黨員在起義中都起到了各自在不同崗位上的作用。可是在1980年至1981年有的報刊上，記者們說重慶艦上僅有一個黨員下士畢重遠，并把黨的領導，錯誤地歸功于黨員個人的領導，這就不符合黨領導的原則和起義的實際情況了。

這樣，經過上海局和所屬上海、南京市委等的努力，在起義之前，“重慶號”巡洋艦已有準備起義的軍官：上校艦長鄧兆祥、少校陳宗孟、張景榮、周方先、中校陳景文、少尉曾祥福、莫香傳、蔣樹德、林紹禹等9人。士兵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已組織成“士兵解放委員會”，他們是王頤楨、武定國、李鐵羽、張啟鈺、畢重遠、趙嘉堂、洪進先等，有27人；另一部分人是由艦上軍官蔣樹德（已列入軍官項內）、士兵王繼挺領導發展的楊繼和、李明陽、盧賢舉、吳楚波、朱屏藩、劉耀俊、方昆山、宋剛等18人，還有鍋爐房技工張興昌。這就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了。但他們是在國民黨的軍艦上，有副艦長牟秉劍為首的特務監視，軍官之間和士兵之間，雖然可以互相串連，但只能在小范圍內互相串連，即使“士兵解放委員會”，也是分幾個系統聯系的。兩部分準備起義的士兵各有起義計劃。好在蔣樹德為爭取洪進先，將他領導的起義人員等情況告訴了洪，所以王頤楨等士兵解放委員會的幾個骨干比較了解蔣樹德、王繼挺他們準備起義人員情況，但蔣樹德他們卻不知道另有士兵解放委員會這個組織，對其情況更所知有限。但這兩部分士兵事先總算有了一定的聯系，對起義是有利的，特別是地下黨對官兵多方面做了工作，形成了只要時機成熟就能一呼百應的形勢。

1949年2月間，曾祥福、莫香傳、王淇、蔣樹德、王繼挺等再次研究了起義問題，他們決定3月起義，并將計劃報告了王錫珍。

另一部分士兵即“士兵解放委員會”的成員也進行了秘密串聯，但他們提出起義必須堅持“士兵路線”，這與黨的政策不符。早在1944年周恩來在總結有關白軍工作問題時就指出：“把白軍工作完全放在士兵當中也是一個偏向……中國雇傭軍隊的特點，軍官在軍隊中有很大作用的。”在軍艦上，指揮作戰和航行都是軍官的職能。當然，在當時的條件下，許多準備起義的士兵是不了解這一原則的，特別是士兵解放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那兩個黨員都不了解。在起義時他們推舉王頤楨、武定國為總聯絡人，在駕駛臺負責全艦總的聯絡工作。李鐵羽事先還上岸向尚鐳報告，但因聯系不方便，沒來得及上報王錫珍。

1949年2月20日以后，兩部分起義人員都認為已到了可以起義的時候了，士兵解放委員會主要成員在“二八一雷達室”多次開會，決定25日晨起義。王繼挺聽到他們將發動起義的消息，便通過李鐵羽約王頤楨談話，兩人商談合作發動起義問題，王繼挺提出要王頤楨他們改定2月26日夜發動起義，王頤楨同意了。之所以將起義時間推遲一天，是因為王繼挺要從吳淞口上岸向上海地下黨報告，并要通知曾祥福、莫香傳帶領在岸上的8個離艦士兵下艦協助起義。

當時，重慶艦在起義前已補充了彈藥、燃料、用水，還裝上大量銀元，并奉命駛往吳淞口外停泊，有人估計其可能將駛往臺灣。2月23日牟秉劍專程去了南京海軍總司令部。大家猜想：上面可能準備讓牟取代鄧兆祥任艦長，也可能對官兵間的厭惡內戰的情緒有所察覺，準備對某些官兵采取鎮壓措施。正在此時，海軍派來了兩名長江引水員下艦，林紹禹負責接待，林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重慶艦將開赴江陰，以防人民解放軍渡江，林立即將這個情況告知了武定國。與此同時，大家又聽到艦上有士兵在傳說“有人要將軍艦開到解放區去”，這說明可能起義的風聲已經泄漏。

經過分析，大家認為不應等到26日了，推遲時間可能出問題。于是大家決定在25日晨行動。

士兵解放委員會在25日晨1時發動起義。在他們拘禁了包括鄧兆祥艦長和所有在艦的軍官、上士及奪取了槍支以后，王頤楨才通知王繼挺。王繼挺本著實現起義共同對敵的目的，無條件地接受起義行動，提出將被禁閉的少尉軍官蔣樹德釋放出來，并通知他們所領導的士兵采取一致行動，一起參加警戒、起錨、值更、航務等工作。

兩派起義力量事先都不約而同地要爭取重慶艦艦長鄧兆祥。鄧兆祥原有起義的思想基礎，但不知道下層士兵在醞釀起義。鄧一時不敢相信這樣就能夠起義。王頤楨、武定國、李鐵羽、楊際和、王繼挺、趙嘉堂等人先后和他談話，給他分析了當前解放戰爭的形勢和“重慶號”起義后的形勢。鄧問：“你們有把握嗎！”王繼挺向他說明起義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鄧在詢問了輪機準備情況后，毅然參加起義，下令開航。鄧還要求釋放一些軍官協助起義。他讓少校航海官陳宗孟繪就航海圖，要上校蘆東閣等人協助他指揮航行，讓少尉軍官王菊根負責起錨工作，讓中尉鄭光模在航行中值更。在重慶艦駛往解放區煙臺港途中，鄧兆祥采取重要措施，改變航線擺脫駐在青島的美國海軍基地的注意，軍艦順利地駛向了解放區。由于有鄧兆祥和其他軍官參加，形成了官兵一致起義的局面。原先，士兵中思想相當混亂，有個別士兵還乘機酗酒胡鬧。

王繼挺向王頤楨建議，召開了起義人員大會，會上由王繼挺報告這次起義的目的，要求大家一致共同對敵，說明曾祥福、莫香傳現在的行動是得到上海地下黨指示的（曾、莫在英國受訓時擔任士兵教練員，同士兵關系比較好），王繼挺還向起義士兵交代了黨對起義官兵的政策。最后兩部分士兵一起成立了統一的“士兵解放委員會”，王繼挺被選為主席，王頤楨為副主席。通過這一工作，某些怕事的士兵的情緒逐漸穩定了下來。

“重慶號”軍艦勝利到達煙臺后，準備派武定國、趙嘉堂、蔣樹德三人上岸與煙臺黨、政、軍聯系。這時畢重遠公開了他的黨員身份，也要求上岸聯系。在王頤楨同意后他們一起上岸。畢以黨員身份（雖然當時還沒有組織證明）向煙臺黨、政、軍單獨匯報起義經過，促使煙臺的岸上首長同意他的意見，決定解散艦上才成立的統一的士兵解放委員會，只認原來27人為士兵解放委員會委員，由這27人新選王頤楨為主任，李鐵羽為副主任，這樣縮小了起義官兵的團結面。3月4日“重慶號”軍艦駛抵葫蘆島，受到遼西軍區副司令員朱軍的歡迎，后來中央東北局代表伍修權對全艦官兵進行了慰問并與他們會面，還單獨接見了王頤楨并談話。

由于“重慶號”是桂永清直接指揮的，基地無權過問其行蹤，因此25日早晨，基地的供應艦還按時駛往吳淞口外向其輸送補給物資，可是找不到“重慶號”軍艦了，只得返回基地報告，直至“重慶號”到達解放區煙臺港之時，國民黨海軍還沒弄清情況。桂永清得知起義消息后在驚慌之中不知所措，命令電臺不斷呼叫，勸“重慶號”軍艦“趕快回來，不要上人家的當”，還說“弟兄們生活清苦，我對不起大家，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已“引退”在奉化的蔣介石接到報告后，立即叫桂永清偕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來見。蔣介石作出三項指示：

（一）責成周至柔派空軍炸毀“重慶號”軍艦；

（二）所有在北方海上的國民黨軍艦南撤，免遭“重慶號”軍艦襲擊；

（三）內部加強“防變”措施（實際上“防變”措施效果不大，解放軍渡江時，又有以林遵為司令的江防第二艦隊起義；再后還有“長治號”軍艦起義……）。

英、美方面對此也十分震驚：美國顧問團趕忙同國民黨海軍部研究“重號”起義后可能產生的影響，密謀配合炸毀“重慶號”軍艦，掩護國民黨在北方海面上的軍艦南撤；英國武官奉命向國民黨提出馬上收回另一艘軍艦“靈甫號”。由國民黨海軍部下令“靈甫號”軍艦開往廣州，再以“修理”名義命其駛進香港船塢，然后由英國宣布收回！

自3月14日至19日，國民黨空軍派飛機探知重慶號停泊在葫蘆島，便對“重慶號”進行輪番轟炸，3月19日國民黨的B29轟炸機的一顆重磅炸彈炸中了軍艦右舷側部。造成多人傷亡。為避免再遭轟炸，“重慶號”巡洋艦不得不于3月20日夜間放水自沉。

3月24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發電慰問鄧兆祥艦長和全體官兵。電文如下：

鄧兆祥艦長并傳全體官兵：

熱烈慶祝你們的英勇的起義。美國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的空軍雖然炸毀了“重慶號”，但是這只能增加你們的起義光輝，只能增加全中國愛國人民、愛國的海軍人員和國民黨陸、海、空人員的愛國分子的憎恨，使他們更加明了你們所走的道路乃是愛國的國民黨軍事人員所應當走的唯一道路。你們的起義，表示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主人美帝國主義已經日暮途窮。他們可以炸毀一艘“重慶號”，但是他們不能阻止更多的軍艦將要隨著你們而來，更多的軍艦、飛機和陸軍部隊將要起義站在人民解放軍方面。中國人民必須建設自己的強大的國防，除了陸軍，還必須建設自己的空軍和海軍，而你們就將是參加中國人民海軍建設的先鋒。

祝你們努力！

毛澤東　朱　德

194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