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近日，北京西單圖書大廈，在作家陳行甲的新書分享會上，一位衣著樸素、面容樸實的大叔引發關注，迅速走紅網絡。

他叫劉詩利，今年58歲，來自河南濮陽。據媒體報道，當天他像往常一樣在書店看書，臨書店下班時，他發現很多人還沒有走，感覺有些奇怪，就過去看了看，發現是陳行甲的新書分享會，就在一旁默默聆聽。陳行甲為其送上簽名書，并感慨，“老哥，你是我的書寫生涯得到的最高褒獎”。

當鋼筋與詩行在書店的燈光下相遇，我們忽然明白：高尚從不是身份的勛章，而是靈魂的通行證，讓不同軌跡的生命在精神的高原上相逢。

劉詩利站在簽售會角落的樣子，像極了羅中立筆下《父親》的動態續篇：皺紋里刻著黃土高原的溝壑，手掌磨著鋼筋水泥的繭，卻用一雙未被生活蒙塵的眼睛望向書本。這個每天靠二十元小旅館棲身的打工者，把電焊機的火花與李白的月光讀進同一本書里——在建筑工地的休息間隙，他會用手指在布滿裂痕的水泥地上默寫“春蠶到死絲方盡”，粉塵落進指甲縫，像未干的墨跡。當他拿出身份證請簽名時，那不是卑微的索取，而是一個純粹讀者對另一個純粹寫作者的平等致意——正如網友所言：“卑微的皮囊里住著高貴的靈魂。”

陳行甲的擁抱之所以讓全網淚目，是因為這個動作打破了權力與資本構筑的坐標系。當他在書上寫下贈言時，筆尖劃過的不僅是紙張，更是階層的藩籬。從巴東任上為逝者討公道的“背尸案”，到辭官后投身公益的步履，這個男人始終在證明：衡量高尚的尺度，從來不是位置的高低，而是能否聽見泥土里的心跳。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在此刻顯影：當陳行甲說“老哥是書寫生涯最高褒獎”，實質是對精英文化霸權的溫柔顛覆——真正的文學不該是沙龍里的水晶杯，而應成為農民工工裝口袋里磨破邊角的詩集。就像東莞圖書館農民工吳桂春那句“最好的地方就是圖書館”，就像杭州“鋼筋詩人”許立志寫下“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劉詩利們用行動反駁著這個時代最粗暴的邏輯：把人分成“該讀書的”和“不該讀書的”。

有人說這是階層奇觀，但當劉詩利在塔吊下背誦“天生我材必有用”時，究竟是他與環境格格不入，還是我們的認知早已被階層偏見焊死？在流量至上的時代，當某些人忙著打造“親民人設”時，陳行甲為錯失靈魂連接而焦慮的“后悔”，恰是對“高尚者通行證”的最佳詮釋。就像劉詩利堅持“別人都花錢買，我不好意思白拿”的自尊，與陳行甲留下電話號碼的執著，兩種光芒在精神平地上完成了平視。這種平視讓我們看見：鋼筋是他丈量大地的詩行，星辰是他未被水泥封藏的書簽，而書本則是穿透階層壁壘的微光。

此刻再看那場讀書會，早已超越知識與勞作的相遇，成為兩個干凈靈魂的共振。陳行甲曾在書里寫“愿你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而劉詩利用半生工地生涯證明：少年氣不在年齡，而在能否為一本好書心動。當社會習慣用收入劃分圈層，他們的故事像一道微光，照亮被忽視的真相：高尚者的通行證，從來不是學歷財富，而是面對苦難仍保持純粹的勇氣。這不是一次偶然的贈書，而是一次階層的和解實驗；不是一個人的感動，而是一個時代對純粹的集體渴望；不是書本的傳遞，而是文明基因在泥土與星光間的秘密遷徙。

羅中立畫框里的父親手握陶碗，劉詩利手中的書本則是新時代勞動者的另一只碗——盛放的不再是求生之糧，而是精神之鹽。在這個用“躺平”對抗內卷的時代，陳行甲與農民工的握手提醒我們：社會真正的“斷裂帶”不在收入而在心靈。那些在塔吊上讀《紅樓夢》、在流水線背《滕王閣序》的身影，或許比所有文化論壇都更接近文明的本質。當知識重新成為通行證而非奢侈品，“高尚”才可能從道德勛章回歸為人之常態。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二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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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