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人世間》在內的上海進步文學界善意接納了“京派”后起之秀的汪曾祺。

汪曾祺1947年在上海

汪曾祺在滬期間，曾三次短途旅行到外地。一次是1947年春跟致遠中學幾位同事暢游杭州。這次經歷未寫入小說，只在1989年一篇散文中略為述及。另兩次是1946年夏去鎮江看望在那里行醫的父親汪菊生，以及1946年底至1947年初去揚州（汪父第三任妻子任氏娘家）與親人團聚。他在“聽水齋”完成的好幾篇小說都寫到這兩次鎮、揚之行，其中《囚犯》很值得一說。這個短篇發表于鳳子（封季壬）主編的《人世間》1947年10月1日二卷一期“特大號”，收入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出版的《邂逅集》（汪曾祺平生第一本自編短篇小說集）。

《囚犯》寫“我”和父親走出臨河的某小城，下河堤，過浮橋，擠上河對岸的長途汽車，半小時到江邊，再換乘過江輪渡。由上述細節推測，這應是寫1947年初過完春節，汪曾祺和父親一道離開揚州，先乘運河大堤上的汽車到江邊碼頭，再坐過江輪渡到對岸的鎮江。

小說寫到父子二人登上輪渡，進入“小房艙”喝茶，便戛然而止。最后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離開我的父親，到一個大城市中去”，暗指汪曾祺在鎮江告別父親，連夜返回上海。

《囚犯》至少有一半篇幅描寫久別重逢的父與子微妙的情感波動。“這個離別的十年，這個戰爭加在我們身上的影響還是不小啊！家庭制度有一天終會崩壞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感慨，可謂一篇之“文眼”。

明明是小說，《人世間》編者卻將其定性為“報告”，顯然是要凸顯小說另一主線所揭示的國民黨軍隊官兵之隔膜與敵對、底層士兵的困厄以及群眾對兵士的嫌棄，以呼應當時社會普遍的反戰厭戰情緒。

該期《人世間》編得很用心。一些原本“決定排入”的稿件由于特大號的關系“不得不挪至下期”，雜志也推遲十天出版。鳳子“希望以后都能維持‘特大’的面目，自然更希望在質的方面，也能維持二卷一期的水準”。在此背景下推出《囚犯》，且用粗體字排在目錄顯要位置，居茅盾、王任叔、郭沫若、許壽裳、徐遲、趙景深、胡風之后，臧克家、蕭乾、戈寶權、戴望舒、唐弢、梅志之前，足見編者對它的賞識。

《人世間》“特大號”

《人世間》雜志社設在四川北路118弄南仁智里45號（武昌路口），從書店林立的福州路和棋盤街出發，沿四川路橋移步至蘇州河對岸，再有兩三分鐘便可走到。據鳳子回憶，“編輯部每月召開一次編委會，也就是發稿會，決定發的稿件早在上一次編委會上議妥，分頭組織來的稿件早已交換審定，發稿會一邊研究個別需要討論的文章和下一期選題，同時負責版面的丁聰就當場畫版式”。召開編委會的地點并非南仁智里，而在鳳子居住的“北四川路萬歲館五樓那朝南的大屋子”。通常一上午就能商定所有編輯事務，然后大家“一塊上北四川路一家小館吃一頓粵式中餐”。這些人聚在一起，自然會談到新近從昆明來上海、正天女散花一般在平津滬三地發表小說散文的青年作家汪曾祺。

《人世間》編委包括鳳子、丁聰、馬國亮、李嘉（后改為馮亦代），但“實際上從籌備到每期定稿，葉以群既是經理又是編委會的主持者”。在《人世間》辟出“報告”專欄并將《囚犯》歸入這一特殊文體，很可能就是三四十年代一直高度關注“報告（文學）”的葉以群的主張。葉以群1947年11月14日秘密護送郭沫若離滬赴香港，他完全有時間指導一個多月前出版的《人世間》特大號的編排。

對主編鳳子來說，汪曾祺并非文學新人。現存汪曾祺1940和1941年最早問世的兩篇小說《釣》和《翠子》，就由當時跟孫毓棠一起住在昆明的鳳子經手，發表于她在繁忙話劇活動間隙兼職編輯的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上。

四十年代初鳳子編發汪曾祺稿件，照例通過沈從文舉薦。但六七年之后，在上海的鳳子與在北平的沈從文鬧過一場老大的不愉快，她再度編發汪曾祺文稿，就無需沈從文推介了。

大學畢業時的鳳子

1946年11月13日上海《僑聲報》頭條轉載“本報北平通訊”《沈從文論作家》，幾個小標題十分搶眼，諸如“大后方文藝界唯一收獲卞之琳、李廣田、何其芳”“上海出版物就是印刷好”“不贊同鬧運動”，以及“巴金、茅盾都沉默，不像郭沫若一般飛莫斯科，像鳳子穿得花紅柳綠到蘇聯大使館去讀朗誦詩”……雖然沈從文很快申明該長篇采訪錄“斷章傅會，都成瞎說”，但一經發表，還是嚴重刺激了一大批身在上海的作家。

鳳子次日便投書《僑聲報》，“讀十三日貴報第三版所載沈從文先生談話內稱，‘鳳子穿得花紅柳綠到蘇聯大使館去朗誦詩’，讀后不勝詫異。沈從文先生之言論本不足深論，但此事無中生有，全系捏造，不得不請貴報代為更正是荷。”鳳子僅就采訪錄涉及自己的部分有所辯駁，對其他內容未置可否，但一句“沈從文先生之言論本不足深論”，已清楚表明她此時對沈的強烈不滿。

這以后南北文壇對沈從文及其“集團”的“圍攻”愈演愈烈，但鳳子和她主編的《人世間》不計較汪曾祺是沈的愛徒，只看作品質量與傾向，隆重推出小說《囚犯》，確實難能可貴。

汪曾祺未被“京海之爭”40年代后半期余波所殃及，算是一大幸事。包括《人世間》在內的上海進步文學界善意接納汪曾祺，更沖淡了他作為“京派”后起之秀的單一身份定位，使其在文學史現場的歸屬與色彩變得多元而駁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