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1個人，被活著送進了731部隊，沒有回音，沒有歸期。

黑夜里的命令

1941年8月17日，虎林下雨，飯館后廚灶臺還在燒水，原美臻沒回前廳，她躲在木墻后看兩名穿呢子軍服的憲兵坐下，低聲交談。

她知道飯店暴露了，她知道是“那個人”出了問題。

她沒跑，鍋蓋響了，灶火壓低了光，她把兩張小紙條塞進燉肉灶臺，燒成灰，門外，憲兵敲門的聲音干脆利落。

憲兵隊沒有帶走菜單，只帶走她。

原美臻，抗聯第七軍的地下情報員，身份掩護是“原家館子”老板娘。

她從未攜槍上陣，她送過口信，藏過藥包，接過蘇聯人扔來的膠卷，換成一句話帶出去：“沿江公路運輸暫停。”

被捕時沒有反抗，她沉默，憲兵上報：“此人不言不語，抗拒審訊，未顯情報線索。”

9月13日，關東憲兵隊司令原守，在一份移送文件上簽字，筆跡有力，字跡清晰：“特號輸送”。

之后是一串編號、時間、備注：“原美臻，無逆用價值,送黑龍江731。”

送去哪，虎林人知道，他們只是閉嘴，不問，那不是牢房，那是沒有出口的廠房。

消失的名單

移送，不叫抓捕，不叫處決，叫“特別輸送”。

那年，虎林街頭一輛封布軍車常在夜里出現，白天找不到痕跡，沒有編號，沒有聲響，只有鄰居說，昨天誰家的燈沒亮。

李厚賓，雜貨鋪老板，喜歡在鋪子門口曬鞋，他是地下交通員，與原美臻是同一條線，7月15日，他被憲兵隊扣押。

憲兵問，“你知道‘原’這個名字嗎？”

他說：“賣調料的原某某？”

三天之后，他的鋪子被封，8月28日，檔案記錄：“李厚賓，特別輸送第36號，轉送731部。”

他的兒子李鳳琴，70年后找到了這份檔案，那份紙泛黃，字跡清晰。上寫：“無用。送解剖。”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要去哪。

劉元杰，天津人，在虎林做生意，他被舉報“與蘇聯接觸”，憲兵搜不到實證，只看到他手里有一塊蘇聯表，他說那是商人送的。

憲兵隊審了不到十天，寫下五個字：“無利用價值”。

這五個字，比槍快，比法官冷，他被裝進一輛布袋車，731的列車不鳴笛，也不歸來。

“被移送的人不問緣由，執行的人也不提問題。”

張汝成，山東掖縣人，蘇聯情報員，同行者盛桂題被捕后，他名字暴露，他在看守所里沒撐過三天就簽字，內容是空白。

1941年9月13日，關東憲兵隊批文：“張汝成，送731，無逆用價值，編號第41號。”

每個人都像一個編號，但他們有臉，有聲，有痛。

劉文斗，飯店店主，他什么都沒做，他是段鳳樓的朋友，段出事，他就成了牽連者。

憲兵隊抄家時，他正在剁牛肉，刀還沾血，憲兵扭斷他的胳膊，讓他簽字。

8月9日，他與段鳳樓、其他三人一同押送，記錄顯示：“共五人，列夜間班列，封口押送。”

押送方式寫得很干凈：“夜間，無通知，腳鐐，布袋，完。”

他們不是個案，季興田，蘇介臣，朱云岫與朱云彤兄弟，還有馮玉祥與崔德恩，共同成為“系統性清除”的一部分。

季興田在1934年加入蘇聯情報組織，1941年被憲兵抓捕，檔案上寫：“性情頑固，不肯轉化，送解剖。”

蘇介臣是廚師，他因朋友國恩章介紹入組織，那天他做了白菜燉肉，沒來得及吃，就被憲兵拷走。

朱氏兄弟拒不供述，7天審訊無果，電刑、灌水、剝指甲都試過，朱云岫只說了一句：“不是我。”

7天后，他們并排移送，兩個年輕人，衣服沒換，手指脫皮。

最晚的，是崔德恩，檔案上他叫“山東黃縣人，中共地下黨員。”

他在伯力審判中出現過，不是證人，是證據，他的尸體被照片記錄，頭皮剝離，左肋處切痕。

731的實驗不是秘密，是任務，每個“無逆用價值”的人，都是試驗編號。

這一批名單，總計21人，黑龍江省檔案館保存了52份記錄，只有21份能完整查明身份。

有人連骨頭都沒有回家。

不能說出的解剖

“無逆用價值”，就等于“適合送去解剖”。

731部隊的實驗對象有一套挑選機制，犯人、諜報員、抗聯、逃兵，全部篩選，打上編號，不是數字，是用筆手寫的大字：“馬魯塔”。

“馬魯塔”，意思是“原木”，它們不是人，是材料。

1941年秋天，這批來自虎林的“特別輸送”名單，被送入哈爾濱郊外的平房本部。

穿過二號病房，繞過防疫實驗室，就是“解剖室”，門口有哨兵，內部光線暗，排氣扇整夜運轉，墻上掛著白布，遮不住血。

原美臻編號為“乙23號”，檔案寫明：“女性，年齡29，拒絕供述，無用。”移交當日即送冷藏，兩日后試驗。”

解剖人是石井四郎本人，實驗內容是“凍傷再生性切除試驗”，先將受試者四肢凍至結冰，再浸泡溫水，重復12次。

她的左小臂被割下，編號處留有記錄：“無麻醉，全程清醒，未吭聲。”

劉元杰被用于“肺炭疽反應測試”，程序如下：灌入炭疽菌霧氣，觀察48小時，提取心臟、肺部、脊髓。

執行官名為戶田醫中佐，他在《1949伯力審判供述》中提及：“天津人，三日后死亡，肺部嚴重病變。”

他死前兩小時高燒不退，吐血不止，他只問了一個問題：“你們真的是醫生？”

朱氏兄弟的結局最狠，不是一個實驗，是連環試驗。

朱云岫被用于低溫試驗，朱云彤用于肝臟毒素注射，兩人之間隔一扇玻璃窗，朱云岫失溫死亡時，朱云彤正被注射第二劑“甲類膽汁毒液”。

實驗室記錄備注：“二人同時死亡，中佐建議并排處理。”

崔德恩是例外。

他是黨員，是情報源，也是特殊對象，實驗不是為了科學，是為羞辱，他的身體被強制供“分組實習”，每個實習醫官動手一次。

檔案寫：“解剖不全，頭骨未回收。”

后來，他在伯力戰犯審判中出現，他的傷口、器官損失、體表編號都成為呈堂證供。

日方代表答辯時說：“未能確認身份。”蘇方回應：“牙齒記錄與編號完全一致。”

這是唯一一個有“尸檢證書”的馬魯塔，其他人，灰都沒了。

那年冬天，平房沒下雪，但運尸車輪胎壓出的痕跡，在地上半個月沒散。

731部隊由專人負責“處理”，尸體分解、焚燒、骨灰裝袋，每袋標注兩個字：“完了”。

每一次處理后，實驗記錄銷毀一份，參與人員銷檔兩項。

唯一留存的，是憲兵隊在移送前的“入部文書”。

那些紙張，穿過戰火、審判、政治風波，最后被藏進黑龍江省檔案館。

歸檔、認領與沉默

2011年，李鳳琴站在731罪證陳列館第五展廳，他看到父親的名字刻在墻上：“李厚賓，1941年移送，歸檔編號36。”

這不是紀念，是確認。

當年，李厚賓被帶走后，家中沒人再提這個人，妻子改嫁，店鋪倒閉，兒子上山挖藥、下江討生，沒人教他說“爸爸”這個詞。

直到2005年，檔案解封，他才知道，自己父親不是“犯事的人”，而是抗聯線上的交通員。

731罪證陳列館幫他聯系到省檔案館，他翻出一份檔案夾在角落，一張調令、一封移交函、一張帶血的布條。

他問：“這是父親穿的衣服嗎？”

工作人員回答：“上面有‘厚’字。”

他申請了《革命烈士證明書》，2012年，批復到位，這個名字，等了71年才歸來。

歸檔不是所有人的命運，更多人，沒留下痕跡。

段鳳樓，沒有檔案，只有移送清單，檔案備注：“身份不詳，同行者五。”無法追認，無法祭奠。

張汝成的親屬來找過，想找回遺物，工作人員說：“731沒有遺物，只有編號。”

劉元杰，馮玉祥，蘇介臣，全是“送完即銷”的對象，他們的死亡時間、地點、方式，全靠日軍供詞拼接。

這些人，只剩名字。

2019年，“特別輸送”檔案首次在731陳列館獨立展出，21名移送者的檔案掛在墻上，用玻璃罩住。每份旁邊留一盞燈。

那不是展品，是證人。

墻上有句寫在最下角的小字：“本展區不設講解。”

沉默，不代表遺忘。

如今，虎林縣城中心，有一個不大的廣場，角落一塊碑，寫著“特別輸送21人名單”，每年冬天有人掃雪，但沒人說是誰。

廣場周圍沒有燈，只有幾個老人在石凳上坐著，偶爾咳嗽，偶爾說話：

“那年真冷。”

“你聽過那輛車的聲音嗎？”

“沒有，我只記得，后來，飯店關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