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會和希望，放在一個宏大的背景下，經濟周期也不例外。

對90后來說，可能80年代就意味著一個風起云涌的時代；對95后來說，移動互聯網也是一個不錯的風口；對00后來說，電商和直播短視頻，同樣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機遇。

這其中當然不乏單純的懷舊和“我當時要有這樣的機遇，我也行”的虛假自信，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經濟周期上行或下行，的確能夠對一代人造成極其深遠的影響，而最能夠說明這一點的，顯然就是日本。

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時，25歲的平成元年世代與45歲的團塊世代，就此被拋入截然不同的命運軌道。野村綜合研究所數據顯示：1990年畢業的大學生終其職業生涯平均收入比1989屆降低23%，這就是著名的"就職冰河期"效應。

與此形成殘酷對比的是，日本55-60歲的管理層在1995年銀行壞賬處理中人均獲得2.3億日元提前退休補償。這種代際財富轉移造就了日本特有的"年齡斷層線"——經濟產業省《人口結構白皮書》顯示，2020年日本家庭凈資產中，60歲以上群體占比達68%，而39歲以下僅占3.7%。

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時代過去之后，那些“紅利既得利益者”和未能品嘗到紅利的年輕人，可能就此走上天差地別的不同人生。

在日本《廣場協議》后的資產狂歡中，日本證券行業的年輕人，年收入可達3000萬日元，這相當于當時日本大學教授的5倍收入。三菱UFJ銀行檔案記載，1989年日本30歲以下交易員創造的利潤占全行46%。

年輕人貢獻了更大的利潤占比，但當一個危機時代到來的時候，他們很快就被拋棄。

到了1990年代，日本45歲制造業中層管理者在人力優化之后，再就業成功率不足17%，這是日本厚生勞動省1993年的數據。

日本的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破滅之后，最先遭殃的就是日本企業；當時的日本企業背負巨額債務，為了減虧，人力優化成了近乎唯一的選擇。

當所有的日本企業都開始這么做的時候，中年就業和年輕人就業都開始艱難，隨即日本消費暴跌，企業營收下滑，形成負面循環。

日本就此開啟“失落的三十年”。

索尼前常務董事天外伺朗在《組織的壽命》中揭示：2005年日本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齡達58.2歲，比美國同業高出9歲。

這種年齡結構也直接導致互聯網Web1.0時代，日本互聯網企業IPO數量僅為美國的1/8。慶應義塾大學研究顯示，35歲以上轉行IT者，五年后仍在崗率不足12%。

這是日本錯失互聯網浪潮的本質原因；但日本為什么會錯過這波互聯網浪潮呢？還是因為經濟周期，企業艱難減少人員招聘，而日本上市公司中大量的高管都是中老年人，他們接受新事物能力更差，也變相錯失了一波機會。

年輕人上升無門，甚至進入不了大企業；而原有的位置上又坐著大量中老年人，職場上升通道變窄，本質上也預示著日本宏觀經濟迎來了一個下行時代。

在這樣的周期里，日本年輕人所能夠做的，自然也很少很少，于是乎，“平成廢宅”和“低欲望社會”就都來了。

提到近代日本經濟，我們常說日本“失去了三十年”，但這是非常廣義的概念；在狹義上，日本從未失去三十年，真正失去三十年的，反而是日本大量的年輕人和中年人。

缺乏向上通道和更好的就業機會，在這樣的語境之下，他們失去了三十年的光陰。

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尤其是在風華正茂的時候？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今天的日本年輕人“死氣沉沉”，一蹶不振。

三十年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日本社會也由此進入“下流社會”，這是一個社會階層向下流動的時刻。

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中的測算：日本35歲被人力優化的白領，學習新技能的投資回報周期長達8.3年，遠超美國同情況的3.2年。這導致日本35-44歲群體中，"職業凍結"（放棄職業發展）比例高達38%。

35歲被優化，學習新技能投資回報周期長達8年，這意味著日本白領一族要等到四十多年之后，才能夠開啟職業生涯第二春，這也導致日本放棄職業發展的比例高達38%。

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等待8年之久，只為一個有可能的將來。

不婚化、少子化、就業難、啃老、窮忙，今天日本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都和日本年輕人的生存困境有關。當一個社會中代表著活力與希望的年輕人普遍陷入生存的困境時，原因也一定不在他們身上。

這也是任何個體都無力反抗的沉重枷鎖。

事實上，曾經90年代的日本畢業生，因為找工作，也曾仰仗“神靈”；當時一些日本廟宇就有許多日本大學生“祈求就業”的護身符，當時的就業之難，也讓日本年輕人一度仰仗神靈。

除此之外，在人均GDP停滯的情況下，日本社會還面臨著少子老齡化問題，居民收入以退休金的形式加速從在職人員轉移到退休的老年人手中。

其結果就是，過去幾十年日本退休老人的生活并無明顯變化，但如果聚焦于年輕人就會發現，他們的收入明顯呈下降趨勢。

事實上，消費和上進是現代社會個體普遍意義上，每個人都具備的素質。

但一個人如果不消費，或者說字面意義上看起來不上進，那當然不是他不想，更多的，是因為其他因素限制了他的消費或上進。

努力之后回報減少，以及生活負擔太重，或許才是根本性原因。

我也時常在想，如果回到80年代那個風起云涌的社會，自己是不是會更強；再不濟，回到2016年自媒體剛剛興起的時代，是不是早就實現了財富自由。

曾經的年輕人，意氣風發，夢想著改變世界，最后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突然發現，就連自己都改變不了。

不僅改變不了自己，還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可能被企業所拋棄，甚至人到中年還要被迫退出就業舞臺。

這個時候不免哀傷，一個時代于自己而言，終歸是過去了，而未來的新時代，似乎也不屬于自己。

中年人退出就業舞臺，這事在日本2010年代就發生了。

以2015年和1995年進行比較會發現，日本四十五歲的人口雖然有所減少，但其中未婚人數反而增長了一倍以上至650萬，另外在日本未婚人群中，和父母同住的人數也從113萬增至341萬，增長了兩倍以上。

人到中年，為什么還要和父母同住？

一方面是非正式工作（靈活就業者）收入很低，許多人只能通過與父母同住減少開支，維持生計。另一方面，一些中年人因為必須看護無法自理的父母，因此一直不結婚和父母同住。

在日本中年未婚群體當中，非正式員工占比在男性中超過20%，在女性中更是超過30%。

隨著我們也開始邁入人口老齡化，一系列問題也會隨之而來，獨生子女、贍養老人，各種各樣的問題，考驗著已經逐漸步入中年的每一個人。

經濟周期，在其中到底起著怎樣的決定性因素？

我想，經濟周期向上，意味著人們的收入增長，社會保障增加，對未來的預期更強，最終這股樂觀會傳染每一個人。

當周期開始改變的時候，這股相對低迷的情緒，同樣也會傳染給每一個人。疊加父母老去，年齡增長和收入停滯，一切過去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在今天來看都會逐漸變成大問題。

而我們，也終將被這些大問題所左右。

經濟有周期，人無再少年。時間裹挾著我們滾滾向前，而我們，也只能夠去展望未來，去面對未來，而過去，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變成了歷史，供我們述說或懷念。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