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煒所著的《少年中國：民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年）》與濱田麻矢所著的《少女中國：“女學生”的一百年》中譯本新書已于近日經由三聯書店出版。日前，圍繞兩本新書，以“青春百年：當‘新青年’的吶喊遇見‘打工人’的低語”為題的分享會在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總店舉行。美國韋爾斯利學院教授宋明煒、日本神戶大學教授濱田麻矢（線上）、作家梁鴻、學者李浴洋一同探討了青年形象從“民族寓言”到“個體迷茫”的變遷，以及性別視角下被遮蔽的青春經驗。

“青春百年：當‘新青年’的吶喊遇見‘打工人’的低語”活動現場（主辦方供圖）。

活動現場，宋明煒表示，“在二十年以前，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大家思考的中心都是所謂的‘現代性’。所以，《少年中國》最核心的觀念也是‘現代性’，這個‘現代性’里面所包含的，無論是目的論敘述、線性發展觀……這些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都非常集中地體現在了youth，youth這個詞包含了少年、青年、青春三重含義……當時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為什么到了世紀末，那個‘五四’時代的青年沒有了，‘五四’時代青年背后投射的現代性的論述沒有了。后來明白，二十世紀末開始了轉型，無論是在知識論述、感情結構，還是意識形態以及商業社會的各種各樣的行為之下，有了這樣一個轉型。”

在《少年中國》中，宋明煒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起點，梳理了1900—1959年文學中的青年形象演變。他指出，現代中國的青春敘事始終與民族命運緊密捆綁：“五四青年肩負‘肩起黑暗閘門’的使命，抗戰青年在流亡中尋找尊嚴，20世紀50年代青年在天安門廣場歌舞——他們被塑造成民族復興的‘燃料’。”書中反復出現的“成長”“死亡”“理想”等關鍵詞，揭示了青年在宏大歷史中的犧牲性角色。梁鴻從創作角度進行了補充：“茅盾、巴金寫的是‘同時代人’的故事，但今天青年面臨的是意義真空。既有的‘精神歷險-主體覺醒’模式失效了，文學需要找到新的對話方式。”

《少年中國：民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年）》

作者：宋明煒

譯者：康凌 等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5年5月

濱田麻矢的《少女中國》撕開了被忽視的女性敘事。她指出，在梁啟超“少年中國”與陳獨秀“新青年”的宏大話語背后，女學生始終徘徊于歷史邊緣：“她們被期待成為‘治愈男性的港灣’，卻極少站上主舞臺。”五四時期，陳衡哲筆下女子學校是“臨時烏托邦”，凌叔華以白話日記打破文言霸權，但現實仍殘酷——魯迅讓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卻將許廣平困于“助手與妻子”的雙重角色。

男性作家筆下的女學生往往被簡化：沈從文的翠翠是“自然精靈”，張恨水的冷清秋是浪子回頭的點綴，張愛玲未發表的同性欲望手稿湮沒于男性凝視。真正的突圍發生在文本之外：楊千鶴寫臺灣女校困境，朱天心質問臺北遺忘，王安憶讓女性在“文革”廢墟重建烏托邦。“女性的成長是隱秘的游擊戰，”濱田強調，“既要對抗家庭規訓，又要躲避宏大敘事收編。”

當兩書并列，一個殘酷真相浮現：男性的“成長”指向民族成熟，女性的“覺醒”卻被簡化為婚戀選擇。梁鴻對此深有共鳴：“年輕女作家仍在標簽化困境中掙扎。書寫自我時，她們的優勢是細膩的生命體驗，困境則是被簡化為‘女性題材’。”

《少女中國：“女學生”的一百年》

作者：[日]濱田麻矢

譯者：高尚、喬亞寧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5年5月

對比當下與百年前，宋明煒表示：“戰亂中，青年在民族存亡里找到尊嚴；物質豐裕的今天，青年反而陷入意義危機。”李浴洋認為：社會流動性下降、數字資本主義重塑工作與生活，導致青年用“表情包抵抗宏大敘事”。那么，文學能否提供新路徑？在梁鴻看來，關鍵在于“情感結構”的共鳴：“路翎《財主底兒女們》中蔣純祖的困惑，與今天青年的無力感遙相呼應。文學應幫助青年在固化結構中開辟可能性空間——像王安憶《弟兄們》那樣，在廢墟上重建烏托邦。”

《覺醒年代》（2021）劇照。

作為科幻研究者，宋明煒以劉慈欣《微紀元》為例，提出科幻文學的突破性：“它讓青年以‘人類文明保存者’身份登場。近年中國科幻中，青年不再困于歷史目的論，轉而探索人類共同命運——這或許是激活想象力的新資源。”濱田麻矢則借日本經驗補充：“日本青年也面臨高壓競爭，他們對‘普通人的掙扎’更共情。中國‘打工人’的自嘲，本質是拒絕被浪漫化的真實表達。”

記者/何安安

編輯/張婷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