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敵營一潛伏就是15年，到了后期，官職大得自己都心慌，誰知道中央領(lǐng)導(dǎo)得知以后卻告訴他：“不要怕，大膽往上爬！”

他就是李時雨，當時，他已經(jīng)成了偽上海市警察局司法處長，手里攥著軍、警、法三重權(quán)力。

1908年冬天，黑龍江巴彥縣的地主李廷芳家添了個兒子，取名叫做李亭芳。這孩子從小就愛捧著本《水滸傳》讀，尤其崇拜里面的“及時雨”宋江，干脆就給自己改名叫李時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的時候，23歲的李時雨正在北大法學(xué)院讀書。北平街頭的抗日游行里，這個平時一直都埋頭念書的學(xué)生卻站到了隊伍最前面。提起往事，他只是說：“那時候啥也不懂，就知道日本人占了咱東北老家，不能忍！”

在地下黨員夏尚志的介紹下，他加入了共產(chǎn)黨，隨后就脫下長衫換上工裝，跑到哈爾濱鐵路線上炸日軍軍火列車。

1934年大學(xué)畢業(yè)，組織上給他指了條險路：打入東北軍。憑著老鄉(xiāng)的關(guān)系，李時雨找到張學(xué)良公館的警衛(wèi)主任張學(xué)孟，順利混進西安“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當辦事員。

每天下班關(guān)上門，他就在油燈下把會議記錄一字一句默寫給交通員，那些關(guān)于東北軍布防的情報，后來成都了紅軍判斷敵情的重要依據(jù)。

西安事變爆發(fā)那晚，李時雨正在機要室值班。他趁亂把蔣介石侍從室的密碼本塞進懷里，連夜送到地下交通站。雖然當時他手抖得厲害，生怕被撞見，但一想到這些消息能救同志們，就什么都不怕了。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李時雨就被困在了天津。正巧當時他的老熟人吳光弼在日偽法院做事，看他實在落魄，就介紹他去當檢察官。經(jīng)過上級的同意后，李時雨就當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檢察官。

當上檢察官沒多久，組織上就給他下達了兩個非常艱難的任務(wù)：送電臺零件去河北，營救被捕的黨員馮驥。

電臺零件裝在三個大木箱里，日軍檢查站查得嚴，三輪車不讓過。李時雨琢磨了大半夜，最后想出個主意：找法院借了輛公務(wù)車，把零件藏在后備箱，自己就穿著檢察官制服坐在駕駛座上。

過“法國橋”的時候，日軍哨兵見是“皇協(xié)”的車，揮揮手就放行了。

救馮驥的時候更險。李時雨趁書記員不注意，把馮驥的卷宗偷回家全燒了。第二天，面對書記員的時候，他假裝發(fā)火：“卷宗呢？是不是讓日本人炸沒了？”書記員嚇得直哆嗦，趕緊按他說的向上級匯報。

沒了卷宗，敵人只能將馮驥當場釋放。“那時候辦案子哪有啥規(guī)矩，全靠腦子靈活。”李時雨晚年常跟孫輩念叨，“敵人傻嗎？不傻，是他們根本想不到，身邊這個天天審案子的檢察官，心里裝的是另一個中國。”

1940年，汪精衛(wèi)在南京成立偽政府，急需法律人才。李時雨就寫了一篇《戰(zhàn)時司法改革意見書》，表面上迎合日偽，實際在暗中留了不少漏洞。陳公博看了更是拍案叫絕：“這人才難得！”隨后就直接任命他為立法委員。

想要在南京官場混下去，不會演戲可不成。李時雨每天都西裝革履出入頤和路的權(quán)貴府邸，跟周佛海碰杯時用日語說恭維話，轉(zhuǎn)頭就把他們的密談內(nèi)容記在煙盒紙上。

有次偽政府要搞“清鄉(xiāng)”圍剿新四軍，計劃文件鎖在軍政部保險柜里。李時雨借口向陳公博匯報工作，直接找秘書處長要來了文件。

1944年汪精衛(wèi)病死，陳公博就當上了行政院長，要把親信都調(diào)去上海。李時雨本以為要暴露，沒想到周佛海親自點名留他：“李處長辦事穩(wěn)妥，上海離不開。”

這一留，他就成了偽上海市警察局司法處長，手里攥著軍、警、法三重權(quán)力。“官做得越大，心越慌。”他給延安寫信說，“怕自己忘了本。”組織上的回電卻很短：“大膽往上爬，越深越安全。”

日本投降后，李時雨又被老熟人余祥琴拉進軍統(tǒng)。戴笠見他熟悉汪偽內(nèi)幕，大手一揮直接任命為上海區(qū)二站組長，讓他負責(zé)抓捕漢奸。

“那些漢奸名單我早就摸清楚了，交出去的時候心里痛快。”他后來跟戰(zhàn)友說，“但更重要的是，借著這個由頭，我還能看到國民黨的軍事部署。”

1946 年，軍統(tǒng)內(nèi)部派系斗爭，李時雨被仇家盯上。沈維翰翻出他弟弟和妻子曾被日軍抓捕的記錄，硬說他“通共”。起初戴笠壓根就不信：“李時雨替黨國抓了那么多漢奸，怎么會是共黨？”

但戴笠墜機后，李時雨還是被關(guān)進了監(jiān)獄。灌辣椒水，壓杠子，在敵人的折磨下，李時雨幾天幾夜都不能合眼，但他心里清楚，只要松口一句，這么多年的潛伏就全白費了。

敵人讓他簽認罪書，他就破口大罵：“你們比漢奸還狠！”幾個月，敵人沒找到證據(jù)，只能以“漢奸”的罪名判他七年半。1949年初，國民黨敗局已定，他才被保釋出獄。

出獄那天，李時雨拄著拐杖走在上海街頭，看見解放軍的卡車開過，眼淚唰地就下來了。

“十五年啊，總算等到這一天。”他后來在《敵營十五年》里寫道，“當我穿上解放軍的軍裝，對著軍旗敬禮時，才覺得自己真正活過來了。”

新中國成立后，他沒去要官，而是跑到統(tǒng)戰(zhàn)部搞對臺工作。有人不理解：“你潛伏那么多年，怎么不去當個官享享福？”對此，他只是搖搖頭說：“我熟悉國民黨那套，在這兒更能派上用場。”

1982年離休之后，他就把自己省吃儉用的錢全都捐給家鄉(xiāng)辦學(xué)，還跑到佛學(xué)院當副院長。他說：“這輩子在黑暗里待久了，就想多做點照亮別人的事。”

1999年冬天，91歲的李時雨在北京去世。臨終前，他指著床頭柜上的軍裝說：“幫我…收好……”那些沒來得及說完的話，都藏在他當年恢復(fù)身份時寫的詩里：

“敵營搏斗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zhàn)。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