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所謂偶然，本質上絕非毫無意義，也絕非空洞無物……它本身絕非必然暗示愚蠢的世道。“偶然”只表示歷史進程的特殊性。

——牧師約翰·波爾金霍恩博士：《科學與神學》（1998）

天色陰沉，山雨欲來，國家舉步維艱，人民叛逆難馴。一天的日程安排冗長、艱辛，君主威風凜凜、年事已高。當他的王國在不到兩年前吞并這一地區時，差點引發一場世界大戰。但隨著歐洲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緩和下來，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也準備在哈布斯堡帝國最新的臣民面前正式亮相了。

1910年 5月31日下午，他以勝利者的姿態乘火車進入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后，又繼續乘坐典禮用的馬車穿過首府薩拉熱窩擁擠的街道。雖然下起了一陣瓢潑大雨，但皇帝的盛裝游行還是奇跡般地進行了下去。

事實上，皇帝為期三天的波斯尼亞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程表塞得滿滿當當，包括國事接待、軍隊檢閱，以及與波斯尼亞多個宗教民族社區——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信仰天主教的克羅地亞人、穆斯林和猶太人——的領導人會面。在穿過黑塞哥維那回國的路上，弗朗茨·約瑟夫甚至還抽空欣賞了莫斯塔爾（Mostar）的古橋，這座不朽的地標是該國先前的統治者奧斯曼土耳其人在 16世紀建造的。據說這位79歲的奧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國王在他最南端的斯拉夫領地過得非常愉快，以至于一度對他的東道主、波斯尼亞總督馬里揚·瓦雷沙寧（Marijan Vare?anin）將軍大聲說：“我向您保證，這次出行使我年輕了20歲！”

事實上，他的生命險些提前6年多結束。比起4年后弗朗茨·約瑟夫的侄子和繼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對波斯尼亞那次名氣大得多的訪問，以及在薩拉熱窩的游行，這次的安保要嚴格得多。盡管如此，還是有一個名叫波格丹·熱拉伊奇（Bogdan ?eraji?）的武裝民族主義者悄悄靠近了皇帝陛下。有兩次，這位波斯尼亞學生離光彩奪目的皇帝已經如此之近，以至于他沮喪地對一位朋友吐露道：“我差點兒就碰到他了。”可是熱拉伊奇沒能從口袋里掏出那把勃朗寧手槍。反倒是在6月15日那天，或許半是出于個人的痛苦、半是出于愛國的熱情，這位24歲的年輕人在瓦雷沙寧離開剛剛舉行了開幕典禮的薩拉熱窩議會時，向他開了5槍，全都差之毫厘。他的最后一槍倒是很準，打碎了自己的頭蓋骨，于是他成了波斯尼亞人擺脫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爭取自由的烈士形象。

19歲的波斯尼亞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曾經在熱拉伊奇墓前立誓復仇，但與他心目的英雄不同，普林西普進入皇儲弗朗茨·斐迪南的近距離射程時，并沒有驚慌失措。然而他差點兒就失去了機會。1914年6月28日——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整個歐洲都被習慣性地描述為“晴朗無云”“無憂無慮”“一片祥和”和“完美無瑕”——普林西普潛伏在大公游行路線上的人群中，就在這時，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劃破了這一場面。在遠處的阿佩爾碼頭（Appel Quay）路，普林西普的同謀者內德利科·查布里諾維奇（Nedeljko ?abrinovi?）向載有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妻子霍恩貝格女公爵（Duchess of Hohenberg）的汽車投擲了一顆炸彈。一些旁觀者把炸彈聲錯聽成了皇室成員入城時的禮炮轟鳴聲。然而，普林西普并不確定大公是否還活著。敞篷汽車里繼承人考究的頭飾上突出的綠色羽毛從他身邊掠過后，這一點很快就清楚了。弗朗茨·斐迪南從當天薩拉熱窩的一次暗殺行動中死里逃生。此時，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甚至沒有開過一槍。

查布里諾維奇很快被捕，而其余的刺客也都退縮了，或者干脆逃走了。普林西普是個例外。他沒有溜進人群、匆匆出城，而是直接在碼頭對面的街角二次就位，就在莫里茨·席勒（Moritz Schiller）的熟食店前面。諷刺的是，這條路在那個轉角拐入的街，叫作弗朗茨·約瑟夫街。但這位意志堅決的刺客并沒有停下來吃三明治。皇室游行路線得到了鋪天蓋地的宣傳，因此普林西普知道，在市政廳舉行正式的歡迎會后，車隊會在這里駛離阿佩爾碼頭，進入薩拉熱窩市中心。果不其然，前兩輛汽車確實在那里轉彎了，后面跟著載有弗朗茨·斐迪南的那輛。然后，計劃外的某件事情突然發生了：座位離大公最近的波斯尼亞總督奧斯卡·波蒂奧雷克（Oskar Potiorek）將軍喊道：“哎呀，你走錯路了！”司機利奧波德·洛伊卡（Leopold Lojka）聽從了他“調頭”的命令，踩下了剎車。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聽從了自己的良心，拔出了勃朗寧手槍。只是他瞄準的不是移動靶，而是面前坐著的活靶子，佩戴著華麗的綠色羽毛。

歷史愛好者們對這次“錯誤”的轉向大書特書。畢竟，如果不是因為查布里諾維奇的那次嘗試，那么當皇室一行人聚集在市政廳時，波蒂奧雷克就不會改變行程路線，避開市中心的狹窄街道，改為沿阿佩爾碼頭直接前往駐軍醫院，探望在爆炸中受傷的那位副官。如果他沒有修改路線，那么當大公的汽車按照最初的計劃，無意中拐到弗朗茨·約瑟夫街時，洛伊卡就不會奉命改變行車路線。如果他沒有在那個轉角處停車，那么普林西普可能會射偏，或者僅僅是打傷大公——距離這么近，他的第一顆子彈還都只是打穿了車體，不經意間殺死了女公爵。或者，在推推搡搡的人群中，這個身材矮小的刺客可能根本連槍都開不了。如果發生了以上任何一種情況，自那個“晴空萬里”的夏季星期天以來的整個人類歷史進程都可能會被改寫，而那一天也標志著一個同樣晴朗的時代——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的結束。無論如何，世界大戰都不可能在一個月后爆發。

當然，這還是留下了一個充滿陰謀意味的問題，即為什么一開始沒有遵循變更后的行程路線。假設只是波蒂奧雷克表達不清，或者洛伊卡腦子短路吧（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其他情況），如果沒有人為錯誤的干擾，汽車沿著阿佩爾碼頭繼續前進，普林西普也只能從后面望著大公的綠色羽毛興嘆。那樣的話，他可能會效仿他的英雄熱拉伊奇，殺死自己，而不是哈布斯堡帝國的繼承人。

可供選擇的結果幾乎是無窮無盡的，也是極其耐人尋味的。然而，這里的問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命題：波格丹·熱拉伊奇雖然無人問津，但他沒能射殺弗朗茨·約瑟夫這件事情本身，卻和4年后那次傳奇的“錯誤”轉向一樣，都改變了歷史的進程。畢竟，如果奧匈帝國（二元君主國）皇帝被刺殺，弗朗茨·斐迪南在1910年登上皇位會發生什么，又有誰能說得清呢？或者同理，如果弗朗茨·約瑟夫在1853年2月——他侄子出生的10多年前——被殺害，歷史又將如何發展呢？彼時，一名匈牙利民族主義者用匕首刺中了他的脖子，是堅硬的軍裝衣領、一位動作迅捷的愛爾蘭伯爵和一位路人屠夫的奇異組合救了皇帝的命。也不是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如此戲劇化。1914年4月，83歲的皇帝得了肺炎，病得很重。維也納的傭人們片刻不離地看護，弗朗茨·斐迪南在科諾皮什切城堡（Konopi?tě）（波希米亞）的馬車隨時準備載著他向首都飛奔，以便迅速舉行加冕禮。如果歐洲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沒有挺過來，新登基的皇帝就不太可能去波斯尼亞檢閱部隊，他完全可以派和藹可親的侄子卡爾（Karl）去。還有，沖著弗朗茨·斐迪南那強硬、獨裁的脾性，匈牙利人可能已經造反了。又或者，作為大權在握的統治者，他可能會把那年夏天的軍事演習從酷熱的波斯尼亞改在他心愛的波希米亞進行，因為大公很擔心南方的酷暑，幾乎從一開始就不會去薩拉熱窩。

本書并不是要涉足充滿危險、無邊無垠的反事實（“或然”）歷史雷區，縱使它經常給人以啟發。本書也不會冒昧將波格丹·熱拉伊奇這個不那么知名的人物抬升到加夫里洛·普林西普那樣的傳奇地位，后者被稱為“史上最著名的殺人兇手”“引發世界大戰的男學生”“20世紀最重要的人”，以及“改變這個世紀的人”。的確，有太多太多的歷史解釋，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1 000萬人到布爾什維克革命、大蕭條、法西斯主義崛起、歐洲衰落、南斯拉夫垮臺的一切，以及作為過去一個世紀縮影的所有慘劇和暴行，都歸咎于普林西普的“幾顆子彈”。相反，這部關于薩拉熱窩暗殺事件的作品，是將所謂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初的槍聲置于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下，仔細審查這種修辭構式和其他常見的不嚴謹之處。它要問的是：普林西普的槍擊最初以何種方式變得如此傳奇，又達到了怎樣的效果？

這件事情在歷史上凸顯出來，就觸及了一個問題的實質，即薩拉熱窩暗殺事件經常是如何被描寫和加工處理、敘述和回收利用的。例如，記者們把當代的每一場慘案都渲染成“我們這個時代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12學者們把對這位皇位繼承人的謀殺與當今恐怖主義的大肆殺戮畫上等號；學術專著和奧地利的紀念碑宣稱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初的受害者”；教科書教導我們，普林西普在歐洲“火藥桶”（“有暴力傾向”的巴爾干地區）“偶然”開了槍，于是就粉碎了各個帝國；而這位波斯尼亞塞族刺客也被詆毀成“塞爾維亞狂徒”，還被編排成在現代歷史決定性的“閃光燈時刻”吃著三明治。此時，我們對這段冷酷的歷史是否獲得了更強大的洞察力呢？或者更確切地說，這類司空見慣的概念是否在妨礙我們將這場政治謀殺放到適當的背景中加以研究，借此來操縱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呢？

我們可以對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提出這類問題。我提出這些問題，是出于這樣一種感覺：薩拉熱窩暗殺事件已經進入了神話領域。我并不是在通常的歷史意義上狹義地使用這個詞，即有選擇性地敘述過去，使其對生活在當下的特定集體產生特定的意義。對許多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尼亞塞族人來說，情況確實是這樣。他們把這場政治謀殺神話化，視其為將南斯拉夫人從奧匈帝國解放出來的英勇行為。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講，“薩拉熱窩事件”之所以能夠引發被“神話”一詞充分喚起的普遍共鳴，是因為它在20世紀一直明晃晃地籠罩在人們心頭，卻沒有被完全理解，恰似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爭論本身，永遠都不會平息。這場政治謀殺被神話化，是通過夸大那些差點使它落空的“隨機”因素；把它變成一個由“充斥著暴力”的巴爾干地區“躲在暗處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團體”和“國家贊助的恐怖分子”策劃的復雜陰謀；用反事實的臆測將它淹沒；輕輕松松地把普林西普的三明治和刺客們身患絕癥（肺結核）等徹頭徹尾的杜撰并入其中；利用它來與當今的災難做現成的類比；用“偶然”和“命運”這類陳詞濫調，以及“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暗殺”等夸張的習慣用語，來淡化那令人惋惜的結果——“差點兒就失敗了”，一位學者認真地講述道。正是“震撼世界的槍擊”和“閃光燈事件”這類措辭——事情剛剛過去時，其實只產生了有限且短暫的國際影響——使“薩拉熱窩事件”具有了神話所特有的那種無憂無慮的樸素和“無比幸福的明晰”。在人們的想象中，波斯尼亞和整個歐洲的天氣，在 1914年6月28日——甚至是縱貫歐洲的“最后一個夏天”——都是極好的，這就是一個很貼切的例子，因為它營造出了美好時代的一切都明媚宜人的錯覺。可就在這時，某個來自“落后”（“巴爾干”）國家、“有些瘋瘋癲癲的塞爾維亞少年”，仿佛晴天霹靂般突然冒了出來，即刻使人類墮入冰冷的黑暗。或者正如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后來的嘆惋：“轉瞬之間”，這個安全的世界就“像一個中空的黏土容器一樣，碎成了無數片”。

薩拉熱窩暗殺事件是現代歷史上一場頗具戲劇性的事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然而，想要把它講述得扣人心弦，并不需要戲劇化的渲染。本書并沒有開創任何新的方法論，只是將1914年6月28日的事件嵌入其復雜的長期背景。《走火》將暗殺事件置于人類經驗的廣域內，既不是在推翻歷史準則，也不是在指責歷史學家。相反，正如書名所示，這部作品的主旨是重新審視一個已經被闡述太多的著名行為——從事情在何時何地怎樣發生，到誰是幕后黑手，他們為什么這樣做，以及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也已經是好幾種神話詮釋的對象了，包括兇殘的恐怖分子、英勇的自由斗士、墮落的罪犯、流行文化符號和“后青春期小流氓”。而他在塞爾維亞的所謂武器供應者，已經變成了這個“史詩級”陰謀的實際煽動者——“極端民族主義”“秘密”社團黑手會的“狂熱［塞族］恐怖分子”。

至于薩拉熱窩暗殺事件的自然背景，歐洲“危險的”巴爾干邊陲，似乎永遠無法擺脫對其原始、兇暴、任性本質的刻板印象。 20世紀 30年代，美國記者約翰·根室（John Gunther）認定，“巴爾干半島上這些狹隘、窮苦、寒酸、凋敝的小國，可以吵出引發世界大戰的架來，而且也確實做到了，這是對人類和政治本性的公然冒犯，簡直天理難容”。對于這個“荒蕪貧瘠”“灰塵彌漫”的地區“巴爾干人的野蠻”“東方人的怠惰”“信仰異教的塞族游牧民”和“發動戰爭的強烈嗜好”，其他許多作家也表示了不屑。1935年，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和政客寫道，對于“文明歐洲”的這塊“蠻荒之地”，除了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致命火花，還能指望什么？將近80年后，另一位學者將這次謀殺描述為“奧匈帝國窮鄉僻壤的一個偶然事件”。

和氣候變化殘酷無情的猛攻一樣，1914年的全球危機并非偶然出現在巴爾干地區某處幽暗的“窮鄉僻壤”，不為政治精英所察覺和關心。中歐強國哈布斯堡帝國在1878年從奧斯曼帝國手中攫取了管理權后，便直接參與了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開發。當二元君主國于 1908年吞并該領地時，這片以薩拉熱窩為首府的帝國領土（Reichsland）不僅引出了許許多多的暗殺陰謀，還引發了戰前歐洲最嚴重的外交危機之一。274年后，巴爾干戰爭使歐洲列強與沖突近在咫尺，以至于英國周刊《笨拙》（Punch）把它們的領導人描繪成正在試圖壓住“巴爾干問題”這口沸鍋的蓋子。盡管人們一直懷著這樣一種印象，認為這是某個荒涼、偏遠、衰退的國度一場自發的謀殺，但波斯尼亞是一個地緣政治難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難題可以追溯到一個多世紀以前，而且嚴重到足以擁有一個專門的名稱——東方問題，或者說，長期以來由衰落的奧斯曼帝國（又名“歐洲病夫”）控制的歐洲土地，會變成什么樣子？

東方問題對本書的歷史敘事至關重要，但對于其他的政治勢力，以及在世界變化最大的時代之一塑造了它的社會、文化和經濟變遷，本書也都沒有輕描淡寫。法國詩人夏爾·貝璣（ Charles Péguy）在 1910年指出，“文明世界在過去30年里的變化，比自耶穌基督時代以來的變化還要大”。學者們一致贊同這一點。“變化是生命的法則，大多數時代都是變革的時代，”文化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承認，“但是在 19世紀，變化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它比過去更加迅速，更加難以抗拒”。因此，本書第一章專門介紹了在“痛苦與不幸巨大、黑暗的地平線”降臨歐洲之前的那個時代寬廣的弧線。

出于同樣的原因，6月 28日之后那段夾在中間且極其重要的時期，也在最后一章中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重視。在許多敘事中，這次暗殺事件被表示為一場醞釀已久的戰爭的“火花”或者“導火索”。一旦對圍繞薩拉熱窩事件的所有內在陰謀、行動和謎團進行了詳細徹底的考察，即使有的話，這些作品也很少會去關注六月謀殺案之后的七月［外交］危機這段決定性的歷史了。然而，近些年來，對“改變世界的一個月”的幾份嚴謹調查再次表明，在質疑這場戰爭的復雜起源時，過度的決定論會有怎樣的危險。如果作者們要追蹤普林西普慷慨激昂的心態，以至于跟隨他的腳步在波斯尼亞艱難跋涉，連他的成績單都要挖出來；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幸福美滿的婚姻可以被渲染成“改變世界的羅曼史”；如果記者們可以將大公遇害與從佛羅里達夜店大屠殺到俄羅斯武力控制克里米亞的所有事件相比較；如果學者們可以將薩拉熱窩事件類比為“9·11”事件，那么，調查真正的決策者們各不相同的信念，同樣是至關重要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明白，在那場所謂“改變了一切”的暴行之后，歐洲是多么接近于不開戰。這位赤貧如洗的刺客不經意間引發了一場國際危機，但點燃這個著名“火藥桶”的，卻是一群光鮮亮麗、大權在握的政治家。

再者，這些人生活的時代本就充斥著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宣傳”，以及其他要取人性命的民眾抗議形式。所以說，大公的橫死并沒有什么特別出奇的地方，除了事情發生時的地緣政治背景。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在亞伯拉罕·林肯遇害后說的那句“暗殺從未改變過世界歷史”，放在薩拉熱窩事件上聽起來縱然可笑，但事實是，戰爭的決定并不是為了給弗朗茨·斐迪南報仇。盡管奧地利作家約瑟夫·羅特（“無辜的城市，盛滿了詛咒！……駭人聽聞的災難套上了憂郁的外殼”）和美國作家埃德蒙·斯蒂爾曼（Edmund Stillman，“一個時代為何要葬送在此地？”）等人愁腸滿腹，但這些決定并不是在“凄涼”的波斯尼亞首府做出的。必須強調的是，世界大戰和奧匈帝國后來的解體也并非“必然”。千鈞一發的并不只有這次暗殺事件，還有許多可能改變戰爭結果的戰役。

用著名哈布斯堡研究專家羅伯特·卡恩（ Robert Kann）的話說，這一事件使“歷史［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但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那場遍及全球的戰爭，許多作家根本不會花這么大工夫來闡釋這一事件。罪責問題——哪個團體或哪（些）個人發起并籌劃了歷史上的“完美政治謀殺”——是研究薩拉熱窩暗殺事件的核心問題，這也不難理解。它也在乞求一個引人入勝的答案——至少要對得起那套勾魂的話術，說什么普林西普開槍顛覆了世界歷史的一切。然而，就像普遍意義上的戰爭起源一樣，很難說清楚到底是誰煽動了這場陰謀，遑論他們的動機。

至于1914年6月28日之后的情況，我們可以說的是：金融市場仍然風平浪靜；令人傷感的訃告很快便讓位于愛爾蘭的阿爾斯特危機和法國的激情犯罪案等如火如荼的議題；甚至在奧地利首都，也有一份主要報紙將公眾對這場政治謀殺的反應描述為“一種麻痹”，而不是“強烈抗議”，同時還有一些人指出，“冷漠”蓋過了憂慮。薩拉熱窩事件更像是一個悲傷的大標題，而不是即將到來的時代驚心動魄的預告片。或者正如一部專著的作者主張的那樣：“與易燃物中的火花不同，謀殺本身并沒有引發任何事情。”

隨著斯蒂芬·茨威格所謂“太平的黃金時代”車輪滾滾向前，歐洲人繼續過著暑假，其中許多人身處不久后將與之交戰的國家。然而，政治家們卻在焦急地等待著維也納的反應。他們等來等去，一直等到大多數人都以為事情已經翻篇了，就像之前的那些國際危機一樣。直到 7月 23日，大公遇害將近4個星期后，哈布斯堡君主國向塞爾維亞王國發出了那封充滿挑釁意味的最后通牒，人們才從中感受到了劇烈的震顫。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者尋求將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并入一個大塞爾維亞（或南斯拉夫）國家，可能還要加上奧匈帝國其他的南斯拉夫地區。這份最后通牒在謀殺案發生后的幾天之內就擬定好了，根本沒打算讓對方接受，因為維也納早就決定對塞爾維亞動武了。

當然，二元君主國也做出了應盡的努力，盡最大程度、盡可能迅速地調查了謀殺案。然而，調查結果卻不清不楚：武器由一名塞爾維亞軍官和政府雇員提供；一些武器是由塞爾維亞批準制造的；波斯尼亞陰謀者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獲得了武器，并被教導如何使用這些武器，在塞爾維亞海關和軍事情報官員的非法協助下越境到了波斯尼亞。除此之外，正如奧匈帝國調查負責人 7月 13日從薩拉熱窩發往維也納的電報所言，完全沒有任何證據將塞爾維亞官方與暗殺陰謀聯系在一起。如果在七月危機期間出現了這樣一份鐵證，那么俄國就不可能支持一個弒君的“流氓政權”，哈布斯堡帝國則會得到其武裝部隊首領康拉德·馮·赫岑多夫（Conrad von H?tzendorf）盼望已久的戰爭：在巴爾干局部地區痛揍一個民族國家。這個國家似乎鐵了心要分裂二元君主國，將其南斯拉夫民族（必定有塞族人和波斯尼亞人，但也可能有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納入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塞爾維亞（或南斯拉夫）國家。這樣一場所謂第三次巴爾干戰爭——緊跟在新生的巴爾干國家與奧斯曼帝國在1912年/1913年打的前兩次戰爭之后——對奧匈帝國來說可能并不好打。雖然塞爾維亞體量較小，資源也比較匱乏，但它的軍隊訓練有素、久經沙場。盡管如此，如果其他大國置身事外的話，這將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沖突。

可這第三次巴爾干戰爭，也就是人們經常說的“大戰”，最常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卻持續了4年多的時間，跨越了 6個大洲，1 000多萬人失去了生命，使最初的交戰國悉數破產，推翻了三個歐洲王朝（以及此后不久的奧斯曼帝國），并在敵意未消、舊賬未了的氣氛中結束，直到1945年規模更大、死傷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才得以解決。一切皆因將塞爾維亞與薩拉熱窩暗殺事件聯系起來的證據，既沒有薄弱到讓哈布斯堡帝國在強大的德國盟友的支持下咽下這口氣，不去對身邊的塞爾維亞小刺頭動武；也沒有充分到讓俄國去冒險，任由自己的巴爾干伙伴被打服，甚至可能被徹底抹去。剩下的事情，則由歐洲“糾結的聯盟”體系、列強的計謀和動員時間表來解決。

關于“薩拉熱窩事件”如何催生這場劇變的總結，我們將在下文中對其進行更加仔細的研究。然而，無論要對實際陰謀負責的人是誰——無論是“患了肺癆”的“青少年恐怖分子”，“秘密”“恐怖組織”黑手會的“狂熱”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還是其他某個隱秘的團體（陰謀論者所說的共產主義者、共濟會、德國特工、哈布斯堡顛覆分子等）——要對大戰負責的，卻是歐洲列強的領導人。思索薩拉熱窩的那次“錯誤”轉向，可能在道德上令人安心，在精神上令人愉悅，但洛伊卡很可能從未踏足球場廣場（ Ballhausplatz）、威廉大街（Wilhelmstra?e）、歌手橋（Chorister’s Bridge）、奧賽碼頭（Quai d’Orsay）或白廳（Whitehall）。而歷史上的這次錯誤轉向，正是在這些地方做出的。

薩拉熱窩暗殺事件之所以在歷史上凸顯出來，是因為生活在所謂歐洲文明地區而不是“血流成河”的巴爾干地區的人所采取的行動。如果他們注意到了明晃晃的危險，并放下他們嚴守的原則，那么這個歷史上“最悲慘的新聞報道”，在一個碰巧充斥著政治謀殺的時代，也只不過是又一場平平無奇的政治謀殺。弗朗茨·斐迪南可能不會經常被引述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初的受害者”，而是因其王朝價值觀和政治智慧被后人銘記。普林西普也可能不會把腳印印在那個“開啟了20世紀的街角”，而是成為20世紀歷史的一個注腳。一種常用的表達，比如說薩拉熱窩事件“大概是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就充分說明了我們是如何對待這段慘痛歷史的。換句話說，明明是歐洲的領導精英在世界歷史上的走火給人類帶來了無盡的痛苦，為什么普林西普的精確射擊卻被神話化到了如此程度？

一個原因似乎是顯而易見的：薩拉熱窩暗殺事件只是一個瞬間——“啪”的一聲，“砰”的一下，突然一擊，正中要害。這里的要害既是象征意義上的，也是字面意義上的，因為子彈正好擊中大公的頸靜脈。再者，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況既是完全可以預料的，又完全不按套路來。畢竟例行警告滿天飛，因為在獨立意識越發強烈的南斯拉夫人問題上，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王國的緊張關系到了如此嚴重的程度，以至于君主國的一些軍事將領主張對這個暴發戶國家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鑒于當地相當一部分人的民族主義精神，經常有人勸弗朗茨·斐迪南不要進行這次波斯尼亞之旅。他也十分清楚，皇帝曾在1910年與熱拉伊奇的勃朗寧手槍帶來的死亡擦肩而過。

但弗朗茨·斐迪南無法拒絕這個場合，理由事后看起來非常魯莽，只有考慮到他成長的那個騎士時代才能理解。在某種程度上，這次波斯尼亞之行可能是一個機會，可以讓他和貴庶通婚（還經常被詆毀）的妻子在帝國一起公開露面；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高傲的姿態，針對不斷挑釁的、自巴爾干戰爭以來還擴張了版圖的塞爾維亞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因為體面和“打腫臉充胖子”如此重要，大公不愿讓他的東道主、總督波蒂奧雷克將軍失望。最重要的是，作為奧匈帝國武裝部隊的總監察長，弗朗茨·斐迪南檢閱一年一度的軍隊演習，之后與當地領導人一起公開露面，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由于以上種種原因，大公才會罔顧警告，奔赴波斯尼亞，乘坐敞篷汽車穿行在首府。而那一天恰恰是塞爾維亞東正教的神圣節日圣維特日（Vidovdan），也是1389年塞爾維亞與奧斯曼土耳其人那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戰役的周年紀念日。弗朗茨·斐迪南與現實脫節，不懂禮節，執拗地相信他的天主教信仰，而不是穩妥的安保機構。他為了行事光明磊落，讓自己和妻子陷入了致命的危險。

然而，他差點兒就帶著完好無損的驕傲和人身安然度過了。那天在薩拉熱窩的7個陰謀者是徹頭徹尾的業余選手，最近才學會開槍或者引燃手榴彈。在第一個刺客沒能行動、查布里諾維奇的炸彈也沒能擊中目標之后，隨行人員本應得到長久的緩刑。他們聚集在市政廳，很快便取消了官方儀式，轉而討論是完全放棄當天的計劃，還是采取其他不那么激烈的措施來保證皇室夫婦的安全。在阿佩爾碼頭繼續行駛、避免拐進市中心的計劃，差不多就是可以決定的與原計劃偏差最小的選擇了。然而，如果這個計劃成功實施，大公和他的妻子幾乎肯定能活著離開薩拉熱窩。當然，暗殺事件被神話化的另一個原因是，它竟然真的發生了。

前一刻，弗朗茨·斐迪南還在進行一場莊嚴的哈布斯堡儀式，向他的臣民展示自己的一身華服，以此彰顯皇權；后一刻，鮮血就從他的口中涌出，受了致命傷的妻子倒在他身邊，哭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怎么了？！”大公勇敢地從喉嚨里擠出聲音，那虛弱的聲音完全無法讓人安心：“不要緊。”他說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失去意識。這就是弗朗茨·斐迪南的遺言——何其諷刺！

正是這種諷刺，使“薩拉熱窩事件”如此富有神話色彩。一個不幸的事實是，結果證明，這顆漫無目標的子彈對奧地利繼承人來說，并非不要緊。另一個令人難過的事實是，這個隨隨便便的一次性事件預示著后面的滅頂之災。這里的諷刺指的是后者。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在他的經典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現代記憶》（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中寫道：“每一場戰爭都構成了一種情境反諷，因為它的手段與預期的目的不相稱到了聳人聽聞的程度。”歷史上的事情，無論是戰爭還是別的什么，還有比大公遇刺頗具諷刺意味的最終結果更符合這一表述的嗎？那是人類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致命、最具破壞性、被一些學者稱為“沒有必要”的戰爭；那是一場波瀾壯闊的交戰，開啟了整整一個時代的熱戰與冷戰、種族滅絕與種族清洗、法西斯主義、毀滅、復仇，以及這一切所造就的尸骸和道德殘骸。歷史學家杰伊·溫特（Jay Winter）和安托萬·普羅斯特（Antoine Prost）斷言，這場沖突構成了“一個短暫而野蠻的世紀真正的基礎”。然而，自從奧匈帝國1914年7月28日開始炮擊塞爾維亞，俄國、德國、法國和英國也跟著匆匆加入戰局以來，人們就一直對這場戰爭的原因津津樂道。

20世紀 70年代，美國外交官、歷史學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寫道，他“開始把第一次世界大戰視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劇變”。弗朗茨·斐迪南·卡爾·路德維希·約瑟夫·馬利亞·馮·哈布斯堡—洛林—埃斯特大公是一個“近乎偏執狂的人物”，不受自己國家的宮廷高層待見，與本國各族人民也很疏遠。一個“夏季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他被一個“患有肺結核”“頭腦混沌”的“塞爾維亞極端分子”（“烏合之眾團體”青年波斯尼亞及其“秘密的”極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外圍團體、臭名昭著的黑手會的“恐怖分子”成員）在一個“滿是泥濘的原始［巴爾干］村莊”暗殺。繼承人的汽車轉“錯”了方向后，極端分子偶然發現自己處在正確的十字路口、正確的毫秒時刻，一邊還吃著三明治。發生了這樣一場重大的人為災難，可能是因為這個嗎？

當然不可能。這場傳奇謀殺案的后果，是誘發了一場沒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外交危機，而自那以后，我們一直在努力接受薩拉熱窩事件荒謬的后續。雖然所有這些努力產生了許許多多扣人心弦的解釋、引人入勝的夸張說法，以及對“歐洲的命運”和“最后的星期天”浩如煙海（并且還在不斷增加）的文學反思，卻沒有產生一本基礎深厚的歷史書。這樣一本歷史書，還要考慮暗殺事件在歷史上是如何被描繪的，以及這對于這段歷史如何被普遍接受又有何意義。這本關于此次政治謀殺的書，目的正在于此。在大多數情況下，只需將敘事嵌入其復雜的歷史背景。第一章對戰前時代進行了全方面的概述，之后的第二章聚焦于暗殺事件的主角——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他們截然不同的成長環境。第三章的標題是“針鋒相對的愿景”，考量了這些重要的巴爾干民族和地區——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和哈布斯堡王朝——是如何在越來越危險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就各自立場進行談判的。第四章討論了富有爭議的暗殺陰謀本身，第五章描述了1914年 6月28日的事件及其不斷惡化的后果。對學者來說，這大概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故事。然而，去掉神話的成分，它仍然是一個深刻的悲劇，完全值得重新講述一次。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關于薩拉熱窩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的歷史學著作。對于上述話題的研究文獻已足夠多，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從巴爾干地區的角度重新敘述了這一問題，并綜合了最新歷史學研究成果。作者沒有把重點放在普林西普的暗殺行動上，也沒有強化圍繞這一行動產生的觀點，而是把這一事件嵌入巴爾干地區引起政治謀殺的復雜背景。因此，他闡明了20世紀初波斯尼亞危機和巴爾干戰爭在歐洲權力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同時解釋了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和哈布斯堡領導人如何在日益危險的地緣政治環境中談判他們的立場。作者展示了這場刺殺是如何演變成歐洲政治家們無法和平解決的外交危機的。本書表明，對戰爭爆發負有責任的人不是暗殺者，而是首相、外交部長和將軍。本書采用了大量塞爾維亞和巴爾干半島的回憶錄等歷史檔案材料，語言生動，歷史細節豐富，可讀性較強，也是對關于一戰研究的文獻的重要補充，為討論薩拉熱窩事件后的外交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提供了新的出發點。

【作者簡介】

保羅·米勒-梅拉梅德，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居波蘭，在波蘭盧布林約翰·保羅二世天主教大學和美國麥克丹尼爾學院教授歷史學，著有《從革命者到公民：法國的反軍國主義，1870-1914》《帝國的余燼:1914年后哈布斯堡繼承國的連續性和斷裂》（共同主編）。

【譯者簡介】

楊楠，英語全職自由譯者，有十年圖書翻譯經歷，熱愛圖書翻譯工作，擅長翻譯音樂和歷史題材，譯有《大西庇阿：勝過拿破侖》《1914：世界終結之年》《1913：一戰前的世界》《大馬士革：刀鋒下的玫瑰》等，合譯有《肖邦傳：一個波蘭人和他偉大的音樂》等。另有多部歷史類獨譯作品待出版。

【目錄】

致謝
導言 “我差點兒就碰到他了”
第一章 進步的“工具”
第二章 天壤之別
第三章 針鋒相對的愿景
第四章 “史詩級”大陰謀！
第五章 “世界歷史不堪近觀”
結語 “事情的真相”
注釋
部分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