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振興的進程中，在廣袤的鄉村大地上，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既是學者，又是村干部；他們一頭連著書齋里的理論，一頭連著鄉土中的實踐——他們共同的名字叫駐村干部，即駐村第一書記。一批批社科學者響應國家號召，躬身駐村，以拳拳赤子之心，在廣闊田野詮釋著學者的社會責任與擔當。近日，記者走訪多位曾深入基層、駐守鄉村的學者，聆聽他們用腳步丈量、用智慧澆灌的“鄉村之歌”。

學術走進鄉村帶來的研究蛻變

對于長期生活在城市里的學者而言，駐守鄉村、融入鄉村并非易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付偉自2014年至今，長期追蹤調研浙江省海寧市許村鎮李家村，曾在該村掛職一年，與村民同吃同住。他每年還帶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本科生去該村開展暑期實踐調研。在付偉看來，深入農村、研究農村，做好駐村干部，突破“外來者”身份的關鍵，在于“實事求是”與“將心比心”。“實事求是，就是深入田野，真正理解研究對象。”只有獲得村民信任，才能洞察事物本質。“將心比心”則要求設身處地感受村民的情感和價值觀，實現情感共鳴。

學者的知識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經歷“在地化”轉化。福建社會科學院《亞太經濟》雜志社副主編黃啟才2021—2024年在福建省羅源縣起步鎮下長治村做駐村第一書記。駐村期間，面對當地秀珍菇產業因市場競爭而萎縮的困境，他認為，產業振興需規模化發展以降低成本，但急需工廠化菇棚、冷鏈物流等重資產投入。基于此，他協助村鎮成功申請1.3億元政府專項債券，破解了制約產業發展的基礎設施瓶頸，將“紙上理論”變為推動發展的“躬身實踐”。

對于許多學者而言，駐村經歷不僅是工作，更是一場生活與研究的雙重蛻變。它使學者們重新審視以往的研究與生活方式，校準自身學術在社會中的坐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歌在福建省屏南縣的兩次駐村經歷讓她感觸頗深。“這讓我獲得了感知世界、社會與人生的全新方式，也為我的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孫歌發現，屏南實踐充滿創造性智慧：他們推廣有機農業并非只依靠宣教，而是精準對接農民需求提供具體幫助；他們關注人的精神需求和尊嚴，探索出一條突破傳統發展模式的鄉村現代化新路。

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駱江玲則用實際行動踐行著習近平總書記“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囑托。深入鄉村調研，使她得以近距離觀察基層社會的真實運行，收集大量鮮活素材。“這不僅深化了我對農村經濟的理解，更教會我從多元視角審視發展問題。”從城市喧囂到鄉村寧靜，駱江玲感受到心靈的沉淀。“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讓我真切看到了鄉村蘊藏的巨大潛能。”她深刻領悟到，學術研究唯有扎根大地，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讓學術智慧真正服務于鄉村發展。

基于駐村制度實踐的理論創新

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向重點鄉村持續選派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隊的意見》，要求健全常態化駐村工作機制，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堅強組織保證和干部人才支持。學術界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選派優秀學者奔赴鄉村，旨在以學術專長服務鄉村發展。駐村第一書記制度作為國家治理向基層延伸的關鍵機制，不僅在實踐層面有力推動了鄉村振興，更在理論層面為鄉村治理、知識流動等領域貢獻了學術智慧，催生了一批植根于中國實踐的本土化理論。

上海體育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胡德平長期從事駐村干部研究。在他看來，駐村干部通過“制度性嵌入”，有效打破了傳統的“政府—村莊”行政二元和城鄉二元區隔，凸顯了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協同互動”，豐富了協同治理、結構性嵌入等理論內涵。在知識流動方面，駐村干部作為“政策翻譯者”，不僅傳遞政策與專業知識，更在實踐中實現了知識的“在地化改造與再生產”，彌合了制度力量與鄉土社會間的知識與治理鴻溝，為理解國家通過組織嵌入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新視角。

胡德平將當前駐村干部實踐模式歸納為全域型治理、專業型融入、賦能型鏈接三類。“全域型治理”駐村干部能夠迅速理清發展思路、協調多方資源，實現治理體系和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專業型融入”駐村干部在專業領域內形成深耕優勢，往往能針對村莊的瓶頸問題提供精準解決方案，使村莊在農業技術、宣傳方式、基層規劃等方面得到改善。“賦能型鏈接”駐村干部的工作重點在于構建資源協同平臺，通過校地合作、社會組織引入等方式拓展鄉村的發展邊界。他們注重機制創新與能力建設，強調“造血”而非“輸血”，以期實現長期穩定發展，具備較強的可持續性。三種模式既體現了駐村干部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的實踐智慧，也展現了鄉村振興進程中干部治理能力的多元演化。隨著駐村制度的深化，相關理論探索也更加深入。胡德平提出“嵌入—適應—賦能”的分析框架，闡釋了駐村干部的作用機制，有力推動了本土治理理論的構建。

選派“駐村干部”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治理中成效卓著。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左宏愿長期追蹤研究駐村干部。他認為，駐村干部制度的學術價值豐富，社會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都可以從治理邏輯優化、嵌入機制與能動性發揮、角色沖突調適、激勵機制設計等角度進行精細化研究。

在學者們看來，駐村干部制度為鄉村發展筑牢了堅實的制度根基，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而學者駐村則為其注入了新活力與智慧，帶來前沿視角與創新方案。兩者結合，將有力優化鄉村治理結構，提升內生發展動力。

從學者主導到村民主體的關系之變

在采訪中，談及駐村感受，駐村學者們用得最多的詞，是“學習”“互動”“尊重”和“謙虛”。在他們看來，學者駐村需要超越學術研究中的“師者”身份，以潛心學習之姿，推動村民主體地位與知識協同創新，構建新型合作關系。

“學者駐村的核心價值，在于實現從‘學者主導’到‘村民主體’的轉變。”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華認為，這不僅是方法轉換，更是價值立場的回歸。他結合自己14年“南農實驗”研究，提出構建新型合作關系的三大關鍵機制。一是通過長期陪伴建立信任。這一機制須摒棄“過客”心態，深度扎根。通過持續追蹤與介入，使學者從“局外人”成為村民信任的“自己人”，奠定知識協同基礎。二是搭建在地化賦能平臺。這一機制使研究不止于紙面成果，更要留下內生動力。例如，馬華的團隊在全國建立47個“科技小院”，打造鏈接高校資源與鄉村需求的常態化平臺，讓學者轉型為資源“鏈接者”和村民能力“培育者”，而非知識“灌輸者”。三是推動學理與鄉理協同創造。這一機制旨在將村民的鄉土知識和實踐智慧與學術理論進行對話、重構，形成兼具本土生命力與學術價值的治理方案。

“克服‘學者主導’，關鍵在于突破書本思維。”付偉告訴記者，基層中許多看上去難以理解的現象，其實在于學者未能理解村民的真實想法與實踐智慧。“這是一個‘雙向互動與自我學習’的過程。村民基于生活常識和實踐的智慧，值得我們尊重和汲取。”

在學者們看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今日的鄉村蘊含巨大能量，成為探索鄉村現代化新模式的“前沿陣地”。“以屏南為例，盡管這里的硬件有短板，但村民精神狀態飽滿、富有尊嚴，極具生命力。未來學者駐村，應懷揣謙遜，平等交流，挖掘價值，提供針對性建議。”孫歌感懷道，鄉村實踐也將反哺學術，推動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

駱江玲同樣強調駐村學者要保持謙遜與尊重。她說：“學者要深入傾聽，理解真實需求，真正融入生活，成為村民的朋友。”她認為，學者應結合當地實際，運用專業知識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案，并將鄉村經驗帶回課堂，實現知識的“雙向流動與創新”。

學者駐村，是一場知識與土地的深度對話。在這片充滿希望的田野上，學者與鄉村共同成長，用智慧與汗水奮力書寫鄉村振興的生動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