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實的故事

當女性將阿富汗描繪為地獄時，她們絕非夸大其詞。數百年間，這片土地上的女性遭受了各種形式的騷擾、折磨與懲罰：她們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被排除在所有社會領域之外，在非司法法庭上受審，被迫結婚，甚至面臨“榮譽殺戮”的威脅以及身心暴力。阿富汗社會頑固的父權制與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相結合，共同營造了一個真實的地獄。如果說宗教描繪的地獄中，人們因罪惡而受罰，那么在阿富汗這個人間地獄里，女性卻因其無辜而備受懲罰。阿富汗女性的社會參與，始終取決于男性的決定。如果一名女性渴望進入并鞏固她在社會中的地位，她首先面對的障礙，就是家中男性家庭成員鎖上的大門。即使少數女性設法打開了這扇門，政府也已確保她們無法通過任何途徑實現社會進步。阿富汗女性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躲在阻礙她們進入學校、大學、辦公室甚至娛樂場所的緊閉大門后，獨自哭泣。然而，這些時而寬松、時而嚴苛的限制，并非適用于所有阿富汗女性。它們大多影響著大城市女性，以及那些在國家政治變動浪潮中社會地位動蕩的省份女性。在廣袤的農村地區，數百年來的政治格局變遷對許多女性的生活幾乎毫無影響。這些農村女性既未接觸過也未曾受益于任何社會規則的間歇性放松，她們的生活往往停滯不前。在她們居住的偏遠地區，女性問題通常由墨守成規的男性按照傳統習俗來解決。對她們而言，社會進步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本文作者作為一名來自阿富汗東南部地區的普什圖族女性，旨在通過筆觸，揭示該地區同屬于普什圖族的女性所面臨的巨大困境。

作者：Zala

編輯：阿K

普什圖諺語中的女性宿命：屋內或墳墓

普什圖語中有一句諺語：女人的位置要么在屋內，要么在墳墓里。但這絕非一句簡單的諺語，它更像是一條刻入普什圖族社會基因的鐵律，明確規定了女性的角色。這意味著女性無權走出家門，無權接受教育，無權工作。一旦這些基本權利被剝奪，女性便被徹底排除在社會參與之外。她們的家，成為了她們的整個世界，而在這個狹小的空間里，她們繼續承受著各種形式的暴力。

在我們這個高度保守的社會，尤其是在普什圖文化中，女孩的出生并非值得歡慶的喜事，而男孩的降生則會給家庭帶來巨大喜悅，人們甚至會用槍聲慶祝，以便讓周圍所有人都知道家中迎來了男嬰。

部分女性無法自主選擇配偶。許多女孩在出生后就被許配給家族中的男性，通常是她們的表兄弟，這一過程被稱為“命名”。這意味著女孩如同房屋、土地或物品一般，被置于某人名下，如同產權證明，被視為其財產的一部分。這一決定在出生時便已確定且不可更改，女孩和男孩長大后也無法解除婚約。如果女孩在童年時未被許配，她們也會在青春期甚至青春期前被嫁出去，且無需征得她們的同意。盡管伊斯蘭教這一神圣宗教明確規定，女孩的同意是結婚的先決條件，但在阿富汗，只要宗教規則不符合人們的利益，它們就會被漠視，以維護現有的頑固傳統。

男孩們必須努力工作，因為結婚是一筆巨大的開銷。為了娶妻，他們必須向女孩的家庭支付大量的金錢，這實際上是一種買賣女孩的行為。這在普什圖語中被稱為“瓦爾瓦爾”（walwar），意為“女孩的價格”。新娘的嫁妝由她的身高、身材、健康狀況和家族名聲決定。令人驚訝的是，盡管塔利班的大多數成員來自普什圖族且強烈反對女孩接受教育，但上過一定年級或在城市完成教育的女孩嫁妝反而更高，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受過教育的女性更能管理家庭生活并撫養子女。

女孩不僅會因“瓦爾瓦爾”而被嫁出，還可能被作為“血錢”或“巴德”（baad）——即賠償品——送出。根據習俗，若一家族成員殺害另一家族成員，為化解兩家仇恨，需向受害者家族獻上一名或多名女孩作為“巴德”。

以這種方式進入家庭的女性地位甚至低于動物。被害者的家庭有權對這位可憐的女孩施加各種不公。在“瓦爾瓦爾”和“巴德”兩種情況下，價格是最重要的考量，女性要么被當作支付方式，要么通過支付來完成從一個主人到另一個主人的轉移。她們被視為具有交易價值的物品，完全是物質的，并受貿易和交換的支配。

當一個女孩以大筆金錢被交換給丈夫時，她便成了婆家的財產。如果這位貧困婦女不幸失去丈夫，她將被禁止自行再婚。她的丈夫家族，作為繼續“擁有”她的人，會強迫她嫁給家族中的另一名男性成員，通常是已故丈夫的兄弟或侄子，并以“這個女人現在是他們的納穆斯（namus，榮譽）”為借口。在阿富汗文化中，“納穆斯”指的是男性家庭成員有責任在家族外的男性眼中維護母親、姐妹、女兒和妻子的尊嚴。如果家族中沒有合適的男性與寡婦結婚，那么一個年幼的男孩也可以被安排。筆者曾聽說，她的表弟的兒子因病去世，留下30歲的妻子成為寡婦后，她被迫嫁給了她已故丈夫年僅12歲的弟弟。當筆者最后一次見到他們時，他們住在巴基斯坦的一個難民營。當時，這位婦女像母親照顧孩子一樣照顧著她的姐夫，所以當筆者聽說他們結婚時，感到由衷的惡心。

在這些地區，男性并非唯一對女性施暴的罪魁禍首。在普什圖部落中，女性也會對其他女性施暴。年長的女性經常在穿著打扮和家庭資源分配方面壓迫年輕女孩。當女性嫁入夫家后，她穿衣、探親時間、是否能參加家庭活動以及家務分配等所有決策權，均由家族年長女性掌控。筆者有一次在本省旅行時注意到，大多數年輕女性都用牙齒咬住頭巾的一角，以防其滑落露出面容，只有她們的眼睛是可見的。當筆者詢問其中一位女性關于此事時，她告訴我這是習俗：新婚新娘進入婆家后，必須隨時遮住面部，直到婆婆允許她揭開面紗。

在一些家庭中，女性的用餐順序也與男性不同。在筆者所在的省份，女性不允許與男性同時用餐，也不允許使用同一塊餐布。相反，女性負責準備食物，將食物端到餐布上，然后回到廚房等待。由于孩子依賴女性，他們也不用餐。只有當男性和年長女性用餐完畢后，其他女性和家庭中的孩子才能吃剩下的食物。

由于塔利班主要由普什圖人組成，他們希望將女性完全限制在家中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一生遵循所在地區的主導文化，這種文化教導他們不重視女性，最終導致他們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于整個國家。

然而，塔利班在兩次執政期間（1996年至2001年，以及2021年至今），正如筆者所說，始終對娶城市地區受過教育的女孩有著強烈偏好。每當他們占領阿富汗時，都會強迫或以金錢交換娶走女性，將她們從文明社會中剝離，藏匿于農村院落。這些女性往往從此銷聲匿跡，再無音訊。筆者認識這樣一位女性，稱她為瑪爾詹，她出生并成長于喀布爾，12歲時被父親強迫嫁給一名塔利班戰士。她的自由被金錢買斷，所有可能的成長機會被粗暴地剝奪。她遭遇了悲慘的命運。瑪爾詹的故事最初以口述形式流傳，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成為其他女性的悲慘警示。筆者親耳聽到了她的故事，并承諾將其記錄下來，在此轉述給你們。

瑪爾詹的故事：一個12歲新娘的24年囚禁

我的名字是瑪爾詹。1996年，當塔利班首次控制阿富汗時，我只有12歲，我們住在喀布爾。我的父親一直失業，我從未明白原因。盡管他從未為家庭做過任何貢獻，但他卻吸食大麻，而這些費用都由我母親承擔。母親在政府辦公室做清潔工，我們家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她的工資勉強夠我們吃。我和三個兄弟從來沒有穿過好衣服，鞋子總是破舊不堪。擁有一雙新鞋，是我從未實現的夢想。當塔利班進入喀布爾時，他們禁止婦女工作，禁止女孩上學。

我，曾經夢想成為一名醫生，卻被困在家中。那時我正在上六年級。

我們以前從未吃過飽飯，但塔利班的到來切斷了母親的工資，我們唯一的希望也隨之破滅，全家陷入前所未有的貧困。塔利班占領喀布爾整整一個月后，家中所有食物耗盡。母親煮了最后一點米飯給我們吃，并宣布從今以后我們只能挨餓。又過了兩天，我們甚至把已經發霉的舊面包泡在水里吃——這些面包以前我們都用來喂鄰居的雞！第三天，我們連一點東西都吃不到，甚至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母親悲痛欲絕，皮膚變得死白。她向鄰居借來一件布卡，離開了家門。我們為她擔心，因為塔利班到處都是。鄰居的妻子告訴我們，母親去她以前工作的地方，希望能被塔利班重新雇傭。

幾個小時后，母親哭著回家，告訴父親塔利班鞭打她，甚至不讓她進入她以前打掃的政府部門。她說她還去見了她的哥哥，內政部的一名官員，想借點錢，但他也被解雇了。父親氣得不行，說這事與他無關，并咒罵我們都死掉，這樣他就能擺脫我們了。

又過了一天。自塔利班掌權以來，父親每天都會賣掉家里的一件物品來賺錢買大麻。但那天家里已無可賣之物，他因沒能吸到大麻而怒不可遏。他開始毆打母親，逼她想盡一切辦法籌錢買大麻。這時，門外傳來敲門聲。我過去開門，是我們的鄰居的妻子，又是她。我非常討厭這個鄰居，街上的人都說她和塔利班有關系。我害怕她會揭發我父親吸食大麻，他會被塔利班抓走并在城市廣場上鞭打。

鄰居的妻子推開我，闖了進來。她阻止父親繼續打母親，一邊把我推到門外，一邊和父母說話。她走后，父親不再生氣，甚至露出了笑容，但母親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悲傷。

那天晚上，鄰居的妻子給我們送來了食物。我和兄弟們開心地吃完晚飯，吃飽后便上床睡覺。在睡夢中，我聽到可疑的腳步聲和用普什圖語說的話，但無論我多么努力地睜開眼睛想看看發生了什么，睡眠還是把我帶回了夢鄉。

早上醒來時，母親正在撫摸我的頭發，淚流滿面。

“爸爸又打你了？”我問她。

她沒有回答，只是哭得更厲害了。

那天，父親提著一袋早餐買來的食物走進屋子。面包、奶油，甚至還有糖。我已經一個月沒吃過糖了，趕緊跳起來從他手里搶過面包和糖。父親命令母親停止哭泣，去準備早餐。像往常一樣，她默默服從。我欣喜若狂，不敢相信我們能吃甜茶和奶油當早餐，更重要的是，父親沒有生氣，反而和我們開玩笑。母親的悲傷并未讓我感到異常，因為從我分清左右起，就只見過她悲傷哭泣的模樣。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開心。

快樂延續了一整天。早餐后，父親掏出一個煙斗，裝滿大麻后走出屋外抽煙。

父親買早餐和大麻的錢是從哪里來的？我問母親。

母親聳聳肩，眼淚又開始流下來。她邊哭邊撫摸我的頭發，說：“我可愛的女兒，你真漂亮。你的生命被浪費了。你和媽媽一樣倒霉。”

被她的哭聲弄得心煩，我親了親她的臉頰，說：“別哭，媽媽。”

她沒有再說一句話。父親又提著一袋袋食物回家了。這次還帶了蛋糕和餅干，還有肉。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為父親一定是偶然發現了寶藏或裝滿錢的袋子，才能給我們帶來這么多不同的食物。但比起食物，我更高興的是父親有他的大麻，沒有對我們發火。

父親讓母親把蛋糕和餅干留到下午，因為我們有客人。母親仿佛沒聽見，連看都沒看他一眼。

父親走到她面前，一把抓住她的頭發。他怒吼道：“你聽到我剛才說的話了嗎！？”

母親依然沒有反應。為了緩和氣氛，我插嘴道：“我把蛋糕和餅干放在盤子里。”

我拿著塑料袋走進廚房，母親跟在我后面。她洗了肉，繼續默默地切洋蔥。

下午有人敲門。我想去開門，但父親阻止了我，讓我回房間。我走進屋內，從窗簾后向門外張望。院門打開，鄰居的妻子帶著丈夫和一名塔利班成員走了進來。那名塔利班成員的臉被頭發完全遮住，只有兩只眼睛露在外面。他頭上纏著白色頭巾，肩上扛著一支槍。我非常害怕，因為我以為自己的恐懼成真了，鄰居已經向塔利班舉報了我父親吸食大麻。我的心跳得如此之快，我以為它會停止。我父親邀請客人進入客房，他們的友好交談開始了。我父親用達里語說話，塔利班用普什圖語說話，鄰居充當翻譯。

鄰居的妻子留在客房外，反而扮演了女主人的角色。她把杯子放在托盤上，讓我把裝有餅干的盤子拿到房間。我照做了。鄰居的妻子拉開窗簾走進客廳，就在那一瞬間，我看到鄰居從塔利班手中接過一沓錢，放在我父親面前。當我父親看到鄰居的妻子時，他高興地說：“你來得正好，我們的朋友要用甜點慶祝。”

鄰居的妻子笑著說：“愿上帝保佑這段姻緣。”

她出來從我手中接過餅干。我回到廚房，問母親鄰居的妻子剛才說的“姻緣”是什么意思，塔利班是不是沒來抓我父親。母親又哭了起來，說：“Dokhtarem，我的女兒，你父親把你嫁給了那個男人。”

我努力回想她話中的含義，這時鄰居的妻子走過來親吻我的臉頰，說：“你成了我們的新娘，你父親把你嫁給了我的哥哥。”

她帶著令人作嘔的笑容補充道：“我哥哥早就想娶一個喀布爾女人。”

我感覺血管都凍住了，說不出話來。我感到一陣惡心。我難以理解發生了什么。

我母親的哭聲更加激烈。我的兄弟們用困惑的目光盯著我。

那天過去了。我不知道是怎么熬過來的。我太震驚和害怕了，以至于我的大腦將那天從我生命日記中抹去了。

幾天后，鄰居的妻子又來到我們家。她帶來了一件裝飾著銀幣的阿富汗天鵝絨長袍，那件長袍沉重得難以從地上提起。她還帶來了一條綠色長褲和一條綠色頭巾，大到足以遮住我全身。我母親不同意舉行婚禮，因為她認為自己12歲的女兒去世不是值得慶祝的事。

鄰居的妻子給我穿上阿富汗長袍，編好頭發，給我臉上涂了妝，還在嘴唇上涂了紅色口紅。她用眼線膏給我的眼睛涂了顏色。她用手指托起我的下巴，笑著說：“你是個美麗的新娘，當親戚們看到米拉杰嫁給了一個喀布爾女人，而且還是這么美麗的一個，他們都會嫉妒得發狂！”

幾名男子，包括塔利班成員，來到我們家。他們就嫁妝的數目大聲爭吵，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婚禮舉行了。鄰居的妻子也化了妝，看起來比以前更丑陋，她走進房間，給我披上布卡，然后讓我向母親告別。當我試圖開口時，悲痛使我的心沉重得無法呼吸，我暈了過去。

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發現有什么東西擋住了我的臉。從周圍的景象中，我意識到自己身處一輛汽車內。我試圖扯下臉上的布卡，但一只粗糙的手阻止了我，并用普什圖語說：“別摘下你的頭巾。”

我嚇壞了，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里，臉被遮住，足足過了幾個小時。我不敢摘下頭巾。最后，車停了下來，那個男人抓住我的手，把我從車里拉了出來。

我們走進一家有家庭包間的餐廳。在那里，鄰居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嫂子，掀開了我的面紗。

我的目光落在那個現在成為我丈夫的男人身上。他大約25歲左右，但我無法確定，因為他的臉被濃密而雜亂的胡須遮擋。他的頭發很長，垂到肩膀。兩雙銳利的眼睛藏在眼眶里，快速移動，讓我感到無盡的恐懼。我的嫂子帶著意味深長的笑容說：“米拉杰，看看你的妻子，她真漂亮。”

但米拉杰連看我一眼都沒看，反而對他的妹妹露出輕蔑的笑容：“你這個傻瓜，這里是說這種話的地方嗎？”

食物被端上桌，但我不想吃。然而，在塔利班丈夫嚴厲的命令下，我被迫吃了。

我們繼續前行，次日清晨抵達一個村莊。車停在一座大型泥磚房前，墻壁斑駁剝落。車剛停下，便傳來槍聲。我以為有人打架，開始哭泣，但嫂子告訴我，是村里的人在慶祝米拉杰的婚禮。

我仍不被允許掀開面紗，被丈夫和嫂子夾在中間，被帶進一個院子，隨后進入一間房。許多婦女聚集在那里看我。她們讓我坐在角落里一位老婦人旁邊，并讓我親吻她的手，因為她是我的丈夫的母親。大家都叫她阿迪，在普什圖語中意為“母親”。我親吻了老婦人的手。從她銳利的目光中，我確信她就是塔利班的母親。

被囚禁的青春：在泥屋與沙漠中的掙扎

幾天后，我嫁給塔利班后，他的妹妹——我與家人唯一的聯系渠道——隨丈夫返回喀布爾。我被獨自留在屋內，與幾個陌生人同住，甚至聽不懂他們說話。由于對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一無所知，每當我犯錯，婆婆就會用拐杖打我。

除了阿迪，我的五個兄弟和他們的家庭也住在那所房子里。不過，所有男人都不在家，因為他們都是塔利班成員，在阿富汗被占領后被分配到不同省份擔任不同職務。整個家庭的婦女和兒童都由阿迪和她的手杖帶領。她的話就是法律，任何違抗她的人都會受到懲罰。如果家里的婦女在食物上過于浪費，如果她們沒有好好照顧牲畜，或者如果她們在完成日常家務時稍微遲到，阿迪就會責備她們。沒有一天不有幾個人感受到她手杖在骨頭上留下的疼痛。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學會了他們的語言。我的婆婆用她的手杖教我做家務和照料牲畜。唯一沒有學會的是遮掩面部。這是對婆婆的直接抗命。每次她看到我裸露的臉，就會用拐杖打我，并威脅說，只要她活著，就絕不允許我露出臉。家族中的其他婦女和孩子都生活在她的鐵腕統治下。他們雖然知道憐憫，但對我的態度還算和善，會幫我做家務，在我哭泣思念家鄉和家人時表示同情。

我丈夫偶爾回家。我們之間沒有親密關系。我對這種悲慘生活感到不滿，無法想象他是我丈夫和支持我的人。和其他家庭男性一樣，他認為對妻子表達愛意是可恥的，從不對我說過一句溫柔的話。

我沒有母親、父親和兄弟的消息，每次問他，他都說他們都很好。當我懇求他帶我去喀布爾時，他警告我永遠不要再提這件事。有一次，當我堅持要他帶我去那里時，他差點打死我。

2001年，塔利班政權垮臺，但當時我不知道是哪一年。被允許外出的人告訴我們發生的事情。他們說，來自不同國家的異教徒來到阿富汗，并發誓說他們看到過法蘭吉（farangi，指外國士兵，如英阿戰爭期間的英國軍隊）在村子里走動。不久，每晚都有飛機在頭頂盤旋并轟炸民居。隨著消息傳開，外國軍隊搜查房屋并殺害任何他們稍有懷疑的人，我們村的居民逐漸開始離開家園，四處流散。

一天晚上，我的丈夫和他的兩個兄弟回來，告訴我們另外兩個兄弟被殺的消息。阿迪沒有哭。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我為了宗教犧牲了他們。”我的婆婆告訴家人她兩個兒子的死訊，并用拐杖威脅大家，說如果聽到有人哭，她就會打斷他們的骨頭。被殺害的兒子的妻子們默默地用頭撞地，嚇壞了的孩子們驚恐地看著。

在兩個兄弟去世幾天后，我的婆婆和她的兒子們決定將他們的寡婦嫁給家族中剩下的男人。其中一個女人最終嫁給了我的丈夫。我的婆婆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我多年來沒有生育，而她兄弟的妻子已有兩個孩子。對我來說這并不痛苦，因為我并不愛那個被我稱為丈夫的男人，與他生活在一起只是被迫為之。那些失去丈夫的寡婦們在仍在哀悼和流淚時就被迫再婚。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年，因為家里沒有日歷。這個家庭連筆和紙都不喜歡，更別說日歷了。情況一天比一天糟糕，外國軍隊——當地人喜歡稱他們為“異教徒”——的空襲和地面攻擊愈演愈烈。村里幾乎沒有一戶人家逃過轟炸，夜襲繼續奪走人們的安寧。有一次，丈夫來探望時說，全家人必須搬到巴基斯坦，因為村莊已不再安全，家中的年輕男孩必須去馬德拉斯（madrasa）接受訓練，成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據他所說，宗教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險。

每個人都在準備搬家。我為此感到高興，因為在被囚禁多年之后，我終于要離開那該死的泥屋了。我非常興奮，因為我除了家中的人之外什么都沒見過，我渴望看到街道、汽車、商店，一切。

我正急忙地把衣服塞進包里，這時我的婆婆叫住了我。她因兩個兒子的去世而無法行走，當我走到她身邊時，她說：“我不會離開：我不想在巴基斯坦過上舒適的生活，而我的兒子們正在前線作戰。你也必須留下來。”我堅持要走，但她把拐杖扔向我，說：“我沒問你的意見，沙恩德！”結婚幾年后，我仍未懷孕，婆婆開始叫我“不孕的”，或用普什圖語說“沙恩德”。

全家人把行李搬上卡車，前往巴基斯坦，而我則與精神失常的婆婆和丈夫的侄子納西姆——一個18歲的男孩——留了下來。納西姆比家族中的其他男人更彬彬有禮，從不輕視女性。因此，他們認為他是個傻子。他們說他不適合參加圣戰。

但幾天后，我們也被從村里轉移到一個偏遠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們在哪里，于是問納西姆。他說我們還在同一個省，但是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沒人會找到我們。我們被帶到一座靠近山腳的房子里。房子有兩間房，房子下面是一個黑暗的地窖，里面有一間用鐵條圍成的牢房。我猜這可能原本是用來養牲畜的。房子前是一片廣袤的沙漠平原，遍布雜草。房子的孤立無援讓我感到恐懼，我們完全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在那最初的24小時里，我唯一的樂趣就是被允許去山的那一邊取水。我們有兩頭騾子、兩只山羊和一頭牛，它們是我在這片空曠平原上的依靠。我會給它們喂草，然后花上幾個小時給它們講故事。有時，我會向納西姆傾訴我的感受。我的丈夫會時不時地在深夜來探望我們，帶來食物和燈油。親吻母親的手后，他便再次消失。

我感到如此孤獨，以至于周圍的一切都開始變得有生命并和我說話。我與杯子、鍋子、火堆、騾子、山羊和牛對話。有時我還會與山對話，因為山很高，我問它另一邊是否有人居住，我們附近是否還有其他房屋。我的婆婆日漸衰老，她的臉布滿皺紋，僅剩的兩三顆牙齒也已脫落。當她罵我時，我會忽略她的話，盯著她沒有牙齒的嘴巴。她以為我在嘲笑她，便把鞋子扔向我。我逐漸與現實世界脫節。根據結婚前看過的印度電影，我會在腦海中編織浪漫或間諜情節，自己成為主角，沉浸在這些幻想中數小時。

隨著季節更替，我感受到時光流逝。我將隨身攜帶的鏡片碎片藏在衣物中，偶爾偷看自己的面容。眼角已布滿細紋，頭頂也冒出幾縷白發。意識到青春已悄然離我而去，這種痛苦讓我難以承受。我唯一的遺憾是從未體驗過愛情。在夢中，我試圖召喚一個年輕男子與我相愛，但這不可能實現。無論我如何努力賦予他容貌，這個男子始終面無表情。當我竭力嘗試時，他的面容竟與納西姆相似。這個念頭讓我感到羞恥，因為在我眼中，納西姆是家族的一員——一位善良支持的同伴，而非我能愛上的男人。我無法否認，有時我能感覺到他灼熱的目光落在身上，但我會假裝沒注意到。在這種情況下，納西姆是世界上最后一個讓我產生感情的人。

某年夏天，我們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時間后，午夜時分聽到一輛汽車朝房子駛來。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我與納西姆沖出屋外，一起看著那輛車朝我們駛來。它停在房子前，我丈夫和另外兩名持槍男子下車，粗暴地將第四名男子從車內拖出，拖進地窖。幸運的是，天氣炎熱，動物都被拴在屋外。他們將那名男子拖進地窖，一路咒罵，隨后將他綁縛并鎖上房門。我丈夫向母親解釋說他們抓到一個異教徒，讓她小心別讓他逃走。隨后他吩咐納西姆和我給囚犯送飯，因為不久后他將被交換回一名圣戰者。

他們離開時帶走了納西姆，讓他去買食物、燈油和其他必需品。有時納西姆會離開很長時間，我就會非常害怕，擔心他再也不會回來。在我住在山里的那些年里，我無法獲取任何消息。我聽說阿富汗被來自20多個國家的異教徒入侵，塔利班正在努力將他們趕出去。與一個被關在附近的異教徒生活在一起，顯得非常可怕。

恐懼的夜晚過去了，黎明出現了。我的婆婆讓我給囚犯送飯。我別無選擇，只能準備食物并前往囚犯處。我顫抖著雙手和雙腿打開地窖門，發現一個被綁在牢房里的男人。當光線照進牢房，他抬起了頭。他是個外國人，看起來大約40歲。他身材瘦削，金發，面色蒼白。他看起來非常干凈整潔，相貌英俊。我一直覺得外國人很漂亮。無論阿富汗人如何打扮，因為皮膚黝黑，他們看起來都不如外國人干凈帥氣。我母親也常這么說俄羅斯人。她說俄羅斯人皮膚很白，臉頰泛紅。他們總是坐在坦克上，每次經過街道，人們都會圍觀。

我把餐盤從鐵門與地面之間的縫隙推向囚犯，并示意他吃飯。那人看著餐盤，吃了一些面包。我為他感到難過。他用斷斷續續的口音用手勢問：“茶。”

我指了指水杯。

但他用同樣的口音重復道：“茶。”

我回家給他端來一杯茶。他邊吃面包邊喝茶，我暗自嘀咕：“這個可憐的人，就像我一樣，成了這片詛咒平原的囚徒。”

當那人喝完茶和面包后，他通過門縫下的縫隙將餐具推給我，我拿過托盤回家。我還為婆婆準備了食物，送到了她的房間。她的頭靠在墻上，正凝視著遠方。我說：“阿迪，吃飯。”但她盯著平原，沒有回答。我又叫了她，她還是沒有回應。我不知道該如何讓她注意到我。如果我碰她，她會用拐杖打我并罵我，但如果我離開她，食物會變冷。我也餓了，不得不等她吃完才能吃。她也不喜歡我在她面前的房間里吃飯。她會說，女人必須最后吃，而且要在喂完所有人之后。

我的等待越來越久，但阿迪還是沒有抬頭。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她，剛把手放在她肩上，她就像一塊干木頭一樣倒向一旁。我尖叫著喘息。這片荒原吞噬了阿迪的生命，就像吞噬了我的希望和青春。

結婚后，我見過許多死人。死去的女人、孩子和男人，有的在空襲中被炸死，有的在戰斗中喪生，還有些因疾病和缺乏醫生醫院而死去。但我從未獨自一人面對過尸體。我全身顫抖。這片平原上唯一活著的人已經死去，如今我孤身一人。我跑出房間又跑回原地，反復了十多次。這時我才意識到，獨自一人比承受阿迪的侮辱更可怕。我驚呆了，不知所措，阿迪空洞的眼睛正盯著我。突然，我記起那里還有另一個活人，那個外國人！

我從阿迪口袋里掏出鑰匙，朝地窖走去。我想向外國人求助。我非常害怕。但很快我改變了主意。這可能會讓我陷入危險。我的丈夫隨時可能回來，殺了我或殺死外國人，以為他在試圖逃跑。我回到屋內，坐在角落里等待納西姆回來。

沒過多久，他回來了。納西姆把購物袋放在門邊。我一看到他，就放聲大哭。納西姆驚訝地問：“你為什么哭？”我無法說話，只是指著阿迪。他走到她身邊，握住她的手。阿迪冰冷的手讓他意識到她已經死了。他閉上眼睛，痛苦地說道：“阿迪死了，愿上帝安息她的靈魂。”

納西姆把阿迪的尸體放在地上的墊子上，用拇指合上她的眼睛。我們用一塊布蓋住尸體。納西姆和我坐在那里，低著頭，震驚得說不出話來。最后，納西姆抬起頭說：“我們必須給阿迪洗尸并埋葬她。”我拒絕了。

我對他說：“不，別這樣，米拉杰必須親眼看到阿迪是自然死亡，否則他會懷疑我們。”

納西姆站起身。我擔心他要去哪兒，便問他。

“我要給米拉杰送信。”他第一次與我對視，眼神中滿是深意，接著補充道：“我絕不會讓你一個人。”

我凝視著他。他成長了多少。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衰老了。鬢角已現白發，臉龐也開始皺紋叢生，就像我一樣。這片土地讓我們都老了。

納西姆離開時已近正午。他深夜歸來，說已聯系上米拉杰，對方很快就會到來。自此之后，我們再未交談。納西姆從窗臺上取下《古蘭經》，坐在阿迪身旁開始誦讀。那一夜，我們誰都沒合眼。

太陽還未升起，米拉杰就來了，他開著那輛載來外國人的車。還有兩個男人跟他一起來了。米拉杰走進房間，跪在母親身邊。從他顫抖的肩膀上，可以看出他在哭泣。

看著阿迪，他緩緩說道：“真希望你能再等一會兒，看看我們的勝利。”他的肩膀在悲痛的重壓下垂了下來。他跪在阿迪身邊一動不動，足足跪了一個小時，然后將她的尸體放進車后，讓納西姆和我坐在后座陪著她，看守尸體。他派隨行的兩名男子去地窖救出外國人。那人也被匆匆塞進車里，兩名男子坐在他兩側，我們永遠離開了那片可咒詛的平原。

阿迪被安葬了。當我們抵達一個我無法說出名字的城市時，外國人被塔利班帶走了。我為他擔心，但無能為力。我得知塔利班再次占領阿富汗并奪取了政權。歷史再次重演。我們于2021年夏季抵達喀布爾，這意味著我的一生中有24年是在囚禁中度過的。當我們進入城市時，我開始啜泣。想起被從喀布爾帶走的那天，因害怕與家人和故土分離而昏厥的場景，我的心如刀絞。我不斷問自己：母親和父親是否還活著？兄弟們遭遇了什么命運？我還能再見到他們嗎？

命運的捉弄與微弱的希望

我的丈夫在伊斯蘭酋長國中已身居高位。他駕駛著據說是由前政府高官遺留的豪華轎車，并為我們購置了一座大宅。盡管我已回到喀布爾，卻仍被禁止外出。我懇求米拉杰帶我回父母身邊，但他拒絕了。他對我的懇求置若罔聞，說他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哪里。

我們抵達喀布爾不久，我丈夫便迎娶了第三位妻子。當我丈夫的其他妻子和我抗議時，他說作為穆斯林男子，他有權同時娶四位妻子。他的第三位妻子是助產士，并未與我們同住。我們甚至從未見過她的面容。我并不太驚訝一個受過教育的女人會嫁給我的丈夫，一個反對女孩接受教育的山里人。她的家人也不介意他已經結婚或曾是塔利班成員。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他在伊斯蘭酋長國中的地位以及他們作為“希爾巴哈”（shir baha，嫁妝）所獲得的金錢。我痛苦地回憶起，我的父親也曾迫使我嫁給米拉杰，就是為了這些好處。

納西姆仍然與我們同住。阿富汗再次落入塔利班手中后，遷移到巴基斯坦的納西姆一家返回喀布爾，住進了我們的房子。納西姆的父親催促他娶表親，因為他快40歲了，結婚已晚。但納西姆拒絕了，找借口說等他自己賺夠“希爾巴哈”的錢再娶。然后，他用充滿深意的眼神看著我，那種意味是我從未愿意去理解的。

每天，我都在想辦法去看望我的母親和兄弟們，直到最后我想到向納西姆求助。我請他帶我去找一位親戚，好打聽我母親的下落。我們以前住的房子是租來的，我知道在過去的20年里，我的家人可能已經搬走了。納西姆以帶我去看醫生為借口帶我出門。我們去了一個我依稀記得地址的親戚家。幸運的是，他們還住在原地。在那里，我得知父親在前政府時期的一起自殺式炸彈襲擊中遇害，母親和兄弟們現在住在伊朗。我從他們那里得到了母親的電話號碼，以便日后聯系。父親去世的消息并未讓我感到特別悲傷，因為他咎由自取。他把我推入塔利班的火坑，如今自食其果。

我的日子依然充滿痛苦。我的精神狀態隨著每一天的過去而惡化。在米拉杰及其家人手中度過的24年，奪走了我的青春、夢想和存在。生命從我身邊流逝，我卻一無所獲。如今，我心碎手空，毫無希望。

我的丈夫去參加一所馬德拉斯的開學典禮時，被ISIS的炸彈炸死。又有三個女人成了寡婦，不得不改嫁。我迫于無奈選擇了納西姆。我別無選擇：塔利班仍在掌權，我無法擺脫米拉杰一家的魔爪。我們結婚了。直到成為我的丈夫，納西姆才向我坦白了他多年來深藏心底的愛，他說如果沒有發生這些變故，他本不會結婚，而是會一直照顧我。我和納西姆過著不錯的生活。我們與他的家人分開居住。他愛我，并竭盡全力彌補過去的過錯。但那些舊傷痛仍如噩夢般每晚糾纏著我。

如今，當世界各地的女性在政治、科技和科學領域與男性并肩前行，每天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時，世界上卻有一個名為阿富汗的角落，女性正經歷著倒退，新的陷阱不斷被設置，旨在困住她們并侵犯她們的權利。女性及其參與社會已成為阿富汗統治者和全球掌權者為實現政治目標而玩弄的棋子。

瑪爾詹的悲慘生活是阿富汗女性生活的真實寫照，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偏遠地區、被視為沒有生命和意識的女性。她們每天都要面對各種暴力，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通往個人和社會發展的所有道路都被堵死。

本文作者個人認識瑪爾詹。她是一個被悲痛淹沒的女性，被迫過著充滿恐懼和恐怖的生活。她所有的夢想都被粉碎，她的生活像風中的灰燼一樣四散，她從未真正為自己活過，從未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過。她一生中唯一的成就，就是一個受傷的靈魂，每當提到她所遭受的暴力時，她的傷口就會重新裂開。她過去的生活和經歷的艱辛是她言語和證詞的焦點。仿佛她從未離開過那間泥屋和那片沙漠平原，與她的青春和夢想一同埋葬在那里。

作者&翻譯

扎拉 (Zala) 是一位來自阿富汗的作家。

阿薩德·納里曼（筆名）是一名口譯員和文學翻譯家，使用達里語、普什圖語和英語進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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