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報名參軍。經歷了報名、目測、初選、體檢、政審這些嚴格的環節，最終在家鄉父老的支持下，以及一位接兵干部（后來知道他叫李冠正，山東濰坊人，我們那時都喊他“大胡子連長”）的看中下，我穿上了渴望已久的軍裝。
當時，我和同村三個從小一塊長大的伙伴（段光社、李慶福、孫仁水），跟著大隊民兵連長孫仁堂，在家人的依依不舍和目光中，步行了十多里路，到公社武裝部集合。從那一天起，我們就離開了家鄉，踏上了從軍的路途。
到了部隊，我被分到野戰軍師直屬的新兵連，進行了超過三個月的集中強化訓練。這段日子充滿挑戰，各種滋味都嘗遍了，我是一步步咬牙堅持下來的。

在新兵連，因為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各方面表現得還不錯。不論是軍事課目像武器分解結合，還是共同課目的訓練，成績都挺好。尤其是在一項夜間的緊急集合訓練中，我還突破了自己，從聽見哨音開始，穿衣服、打背包、跑到集合點、整理著裝，整個過程不到兩分鐘。
這個成績得到了老班長們（邵長海、何維臣、徐恩啟）和連隊干部的表揚。
那時候我本來想，新訓結束可能會分到一個挺好的單位，比如開汽車或者當衛生員，這些都是大家覺得不錯的崗位。結果分兵命令下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竟然被分去了電話連，也被叫架設連或是有線連。大家都覺得那是個特別辛苦、沒多少人愿意去的地方。我為什么說“竟然”呢？理由有這么幾點：
第一，我入伍前高中畢業，這在當時連隊的兵里面算是文化程度高的。而且在家時我還擔任過生產隊會計和大隊的團委干部。
第二，新訓期間我是新兵四班的副班長。要知道那年師直通信營新兵連攏共就四十個人（有農村兵、城市兵還有兵團戰士），作為一個新兵就能當上副班長，非常少見。
第三，我自認為在整個新兵連的表現算是突出的。訓練休息時，常能聽到老兵和班長們議論通信營的情況。通信營由營首長、營部、無線連、通信連、電話連和報訓隊組成。無線連干的是報務工作，主要在室內訓練，“風吹不著雨淋不著”，工作環境輕松點，但對文化要求高。通信連負責守總機、接電話、搞載波通信，有少量野外架線訓練，但他們那里有摩托車、騎兵，想想騎著摩托或高頭大馬傳遞消息，挺神氣的，體力上相對也沒那么辛苦。
可電話連就完全不同了。光是那“五百米收放線”、“攀登固定”、還有“晚上按方位角行進找點”這些訓練項目，就能把人累夠嗆。要是趕上部隊有野外架線的任務，那就更辛苦了。整天得扛著那種浸過瀝青、氣味難聞的電線桿爬山越嶺架設線路，個中滋味，沒經歷過的人很難想象。尤其是在大夏天，太陽毒辣，架線兵們長時間在戶外頂著烈日扛桿子，一張臉往往是半邊被曬得黝黑，半邊還在帽檐遮擋下顯白些。戰友們互相看著都覺得好笑，但這背后的辛苦只有自己清楚。所以說，有誰愿意去電話連呢？可我不知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被分去了。
具體為什么這么分，我到現在也沒完全搞明白。反正結果就是，我被通知去電話連報到。雖然心里有點失落，但年輕人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心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連隊再說吧。
剛到電話連沒多久，就遇上老兵退伍。除了必須留下的技術骨干，那些超期服役的老兵基本都安排復員走了。我下連隊時身邊還有些69年、71年、73年、74年的老兵，等到年底退伍工作結束，整個連隊就剩下我和另外一名戰士了。
到了1976年春天，趕上部隊裁軍整編，上級下了命令：電話連撤銷。連里的干部該調走的調走，該交流的交流。至于我們這些兵，就全部并入了通信連。
不知道為什么，或許是連隊干部比較照顧我，或者是我自己表現還可以，也可能是別的原因，反正合并到通信連后，我并沒感覺自己是“外來戶”受歧視。正相反，連隊干部（那時候連長是肖延禎，指導員是張錫龍，排長是史英寶）還任命我當了二排七班的副班長（班長是何錫同，他后來當了司務長）。
沒過多久，連隊的給養員位置空缺，我又被任命接替這個工作（俗稱“上士”）。在這個崗位上我下了大力氣，很快就掌握了連隊給養和本屬于司務長職責的所有賬目管理。每次師后勤組織業務培訓或者來連隊檢查保障情況和賬目，我都能應對自如，所有賬目往來清清楚楚，做到日清月結。
那時因為原來的司務長米易良調到三排當排長，接替他職位的司務長李元明（山東濰坊昌邑人，68年的兵），上面又準備安排他轉業到地方工作。所以，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司務長這個干部職務（按規定是二十三級正排職）就一直空缺著。可連隊的后勤給養工作不能停擺，沒辦法，任務就全落在我一個人肩上，既管采購又管賬目。現在看來，一個第二年兵挑起這副擔子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在當時，我干得還挺順手。那時的我，話不多，看起來比較沉穩，其實心里也有個小念頭：既然千辛萬苦從貧瘠的家鄉出來了，就不能白出來一趟。人總要做出點樣子，留個好名聲。

所以我愿意吃別人不愿意吃的苦，承受別人受不了的累，希望能拼個好前程。為此，師后勤每次舉辦給養培訓班，我都盡力認真對待，仔細學習記賬報銷等業務知識，時刻想著要做出好的表現和成績。這樣也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尤其在與機關部門（像軍需科、財務科、營房科、軍人服務社等）的領導工作人員打交道時，都特別順暢，給連隊后勤保障工作帶來了很大便利。
那個年代過來的都知道，當時生活用品緊缺，無論干部還是戰士，探親回家都想帶點緊俏東西回去。他們要是開口請我幫忙，我都盡量想辦法滿足。
因為為人做事本分實在，誠懇待人，所以得到了上級部門首長以及連隊干部戰士的好評。
師軍需科和財務科當時各有一位助理員（一位是山東諸城人，一位是江蘇淮陰人），他們都挺喜歡我。每次業務培訓，都是手把手地教我，從記賬報銷糧秣到外出采購該注意什么細節，都講得很仔細。有時甚至會讓我帶隊去博山給師里采購烤火煤等物資。那段時間，可以說是我當兵生涯里很亮眼的一段經歷。
說到這里，想起一件現在看有點可笑的事，也能看出當時的我多么不懂“變通”、多么死板認真。
那時營部沒有自己的后勤伙房，營首長和其他人員的工資津貼，都是由我從師后勤部門領回來后，再發放給他們。我記得營長（姜鳳寶）是行政二十級，工資每月八十元。政委資歷可能更老些，是行政十九級，工資九十元。這份工資在我們這些每月只有六七塊錢津貼的戰士看來，非常令人羨慕，但也只能“望洋興嘆”。
笑話就出在這些不起眼的小事上。一天，可能是我一時粗心漏記了，也可能是我習慣性地催著月月清賬，再者營首長工作太忙顧不上這點“芝麻綠豆”的事——眼看快月底了，還有一位營首長的賬沒結清。正好在營區里迎面碰上了。我先給首長敬了個禮，然后提醒他：“首長，別忘了抽空把您這個月的伙食費和物資供應的賬結一下。” 首長聽了一愣神，隨口應了句：“賬？啥賬？沒有吧？” 我挺肯定地說：“有，肯定有的。” 首長倒也爽快，說：“那正好這會兒有空，過去看看吧？” 我就跟著首長回到了我管賬務的小屋。
拿出賬本一看，您猜首長欠了多少？哈哈，確實欠著，但這數目現在看來簡直微不足道——只有八分錢！別說現在了，當時那場面我窘迫得恨不能找個地縫鉆進去，那份尷尬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臉紅。
就因為區區的八分錢，我還專門去提醒首長結賬！這事兒就足以看出我那會兒有多么頂真、多么一絲不茍了。
好在那位首長很大度，一點沒怪罪我，只是笑了笑就算了。在我后來入黨、報考軍校等等關鍵時候，他也從來沒為難過我，反而很關心關照我。
一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從軍校畢業并在院校工作多年，后來當上營、團主官后，有一次回家鄉休假，專門去看望這位老首長。他還記得這件事，每次說起都哈哈大笑：“你那個時候真是悶聲不響，人老實厚道，特別讓人放心！” 這位老首長如今八十多歲了，身體還挺硬朗，只要我休假能抽出空，都會盡力去看望他。可以說在我二十多年的軍旅路上，遇到了太多貴人。但這位貴人，我始終惦記在心、萬分感激。他，就是當年我在電話連當兵時的指導員徐興平同志。他的恩情，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在這里衷心祝愿他身體健康，長壽安泰！
時間過起來真快，仿佛一轉眼就到了年底。今年，是我懷揣著報國夢和奮斗夢入伍五十周年的日子。我不由得想：人的一生，能有幾個五十年啊？
回想當年，我這個從未出過遠門的愣頭青，因為參軍才離開家鄉，又幸虧遇到了接兵連長李冠正。下到連隊后，先后有老連長楊永和、肖延禎、張學亮，指導員徐興平、劉維澤，排長李占昌、米易良、李元明、何錫同等等關心幫助我的老首長。特別是在考入軍校后遇到的貴人更是數不清。深夜人靜時，我常常站在陽臺上，抬頭看著深遠的夜空，不禁回想起那些經歷過的情景，遇到的人和事，總會思緒萬千，難以入睡。

人們常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險惡”。可我為什么在人生的關鍵時刻總能有貴人相助？這常常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許，這也跟生活中秉承的信念有關：只管一心多做善事，不必過多糾結未來的前程回報。這可能就是人們所說的命運，是天地人世間給予我最大的恩惠吧？
回憶過去充滿奮斗的年月，再看今日絲毫不敢懈怠。對于已經逝去的時光和在最艱難時刻伸出援手的每一位貴人，我一直心懷感激。正是你們給予了我今天這份平淡卻安穩無憂的生活。你們那份無私的關愛和仁慈的心意，我必定會永遠銘記于心，努力踐行，并不斷傳遞給需要的人，這份心意，會一直延續下去。
五十年的回望，串聯著汗水泥濘與溫暖相助。從扛著瀝青浸透的電線桿，到月清月結的八分賬目；從被人看穿的窘迫，到被記得半生的老實印記。這一路走來，所謂貴人之助，并非憑空降臨，更源于每一步留下的扎實腳印，每一次擔責時的毫不推脫。徐指導員爽朗笑聲里包含的何止是寬容？那是給認真者最珍貴的通行證。當歲月撫平年輕的棱角，沉淀下來的不再是某個職務的榮耀，而是那些夜靜更深時仍能清晰勾勒的面孔——他們教會你，人生的價值從不在于躲避風雨，而在于每一次風起時，總有人為你的誠實撐傘。這份厚重情誼的重量，遠非時間可以稀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