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進入6月下旬的北京，暑氣已經在胡同的青磚灰瓦間流淌。我沿著南鑼鼓巷的樹影往北走，蟬鳴聲里忽然闖進一段斑駁的磚雕門樓——帽兒胡同到了。手機導航顯示婉容故居就在37號，可眼前除了朱漆剝落的廣亮大門，只有晾曬的被單在風里搖晃，像極了歷史褶皺里未及撫平的嘆息。

站在胡同東口望去，37號院門樓的氣派仍依稀可辨。三路垂花門上的彩繪早已褪成水墨色，門墩石鼓被時光打磨得溫潤如玉。隔壁院子的老大爺搖著蒲扇說：“這宅子原是婉容她爹榮源的，后來成了民國總統府，現在住著七八戶人家。”說話間，晾衣繩上的白襯衫滴著水，在門楣投下細碎的光斑，恍惚間竟與記憶里婉容穿洋裝的老照片重疊。

1906年深秋，正是在這座宅院里，內務府大臣榮源為新生女兒取名“婉容”，取自《詩經》“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那時榮宅的四合院，怕是滿院飄著茉莉香，穿旗袍的丫鬟捧著景泰藍食盒穿梭回廊，誰又能料到這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格格，會成為末代皇朝最孤寂的囚徒？

沿著胡同西行百步，文昌廟的飛檐刺破6月的云絮。1922年冬，16歲的婉容就是從這里出發，坐著金頂鳳輿穿過午門。她或許在轎簾縫隙間瞥見過皇宮——紫禁城角樓的剪影，卻不知自己正走向一座比胡同更幽深的牢籠。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回憶，選后時本看中了文繡，是端康太妃堅持要立婉容為后——這樁政治婚姻從開始就埋著悲劇的種子。

紫禁城儲秀宮的雕花鏡前，婉容曾多少次對鏡梳妝？她教溥儀吃西餐、打網球，在養心殿裝電話，用英文給洋師傅寫信。可當1924年馮玉祥的炮火驚破紫禁城的黃昏，這位末代皇后抱著溥儀的玉璽逃出神武門時，懷中還揣著本《楚辭》。在天津靜園的歲月，她抽起駱駝牌香煙，在舞會上跳查爾斯頓，試圖用摩登生活填補靈魂的空洞，卻不知命運正將她推向更深的淵藪。

站在婉容故居門前的石階上，我忽然聽見歷史深處傳來火車汽笛聲。1931年深秋，婉容就是坐著這樣的列車，在溥儀的注視下被日本特務帶往旅順。偽滿洲國的“新京”皇宮里，她成了真正的金絲雀。侍衛李國雄晚年回憶，無法忍耐寂寞的婉容皇后常在夜里赤腳在廊下徘徊，把珍珠項鏈拆成珠子往窗外撒，說“這樣就能聽見響動”。

長春的雪落在緝熙樓雕花窗欞上，也落進婉容空洞的眼眸。當她與侍衛私通生下女嬰的丑聞爆發，嬰兒被焚毀的焦味或許永遠縈繞在她的鼻腔。從那以后，她徹底陷入鴉片煙的氤氳里，在鏡中看見的再不是北京帽兒胡同里那個明眸皓齒的格格，而是具會呼吸的骷髏。

正午的陽光曬得門墩發燙，隔壁院飄來雞蛋炒西紅柿的香氣。穿跨欄背心的老爺子在葡萄架下擇豆角，見我看得入神，遞來半塊西瓜：“您看啊，這宅子邪性著呢！前些年有人想改建成紀念館，住戶們死活不同意——誰愿意讓外人成天戳著脊梁骨看自家灶臺？”西瓜汁順著指尖滴在青磚上，倒像極了婉容在天津時打翻的胭脂盒。

轉身離開時，瞥見門樓西側墻根長著株野薔薇，粉白花瓣在風里簌簌地落。我忽然又想起婉容在天津時，常把凋謝的玫瑰夾在《新青年》里。那些沾著露水的花瓣，可曾預見到自己會成為新舊時代碰撞的注腳？

走出胡同口，心中感慨萬千。1946年的夏天，40歲的婉容在延吉監獄咽下最后一口氣，身邊連件換洗衣裳都沒有。獄卒用草席裹了她的遺體，草草埋在南山崗。直到2006年，溥儀的骨灰遷入清西陵，婉容才以招魂葬的方式，在謚號“孝恪愍皇后”的虛名里，與那個早逝的王朝合葬。

幾經尋找到的帽兒胡同37號院，為了不打擾居民，我沒有入內。我佇立在院門前，感到歷史的風呼嘯而過，卷走了末代皇后的悲歡，卻把嘆息留在了斑駁的門楣間。我伸手撫過被歲月磨圓的門當，忽然明白：有些故事注定要留在時光深處，如同北京胡同深處那株無人問津的野薔薇，年復一年，自開自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