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我人民解放軍二十二萬余大軍越過綿延五百公里的中越邊境，對黎筍政權實施了懲戒行動。消息一經傳出，猶如一顆石子入水，在國際輿論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原本東南亞一隅因越南入侵柬埔寨就戰火頻頻，如今中國“懲戒”越南，更是讓東南亞局勢亂成了一鍋粥。這年二月的聯合國大會上，越、美、蘇、中等多國代表吵得不可開交。爭論的焦點自然是新近爆發的中越戰爭！那么，我國高層和外交人員又是如何面對這場亂局角逐的呢？

一、越南蘇聯同發難

面對中國軍隊的進攻，越南代表率先在聯合國代表大會上佯作弱小發難。

1979年2月17日開戰當天，越南駐聯合國代表何文樓就在聯合國大會上聲淚俱下地表示：“中國當前的行為對越南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我們有責任和義務站出來維護越南的權益，我堅決要求聯合國對中國采取嚴厲制裁措施！”

為了能夠在聯合國博取同情，越南代表何文樓先是試圖拉攏不結盟運動國家，不斷強調中國“以大欺小”，呼吁國際社會干預。之后，越南還提出與東盟國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試圖緩解東南亞國家對其擴張的擔憂。

好在我國已經于1971年就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能夠直接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聲，而不必吃黃連當啞巴。

為了駁斥越南人的謊言，中共中央將外交任務交給了已經有八年聯合國工作經驗的陳楚。

已經在聯合國待了八年的中國代表陳楚一上來就毫不客氣地指明了越南黎筍當局才是目前兩國戰爭的主要責任方，中越之間的武裝沖突就是越南率先挑起的。

同時，陳楚還向安理會提供了確鑿的書面證據和視頻資料，證明黎筍當局在戰爭中犯下的累累罪行。

作為越南靠山的蘇聯自然不會保持沉默，何況攻擊的對象還是已經互為仇讎的中國，蘇聯人就更加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想要發聲指責中國的“侵略”行徑，袒護越南了。就這樣，蘇聯代表團和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互相吵了起來。

面對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幫腔，陳楚同樣不落下風，指責蘇聯縱容越南向中國挑釁和入侵柬埔寨。言辭之間，鋒芒畢露又不失風度，情感豐沛而不失義理。

二、聯合國會場大辯論

一時間，聯合國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艱難斡旋于各方勢力之間，維持著中、蘇雙方微妙的平衡。

戰爭的硝煙尚未散去，聯合國安理會內的外交角力便已緊鑼密鼓地展開。圍繞著如何應對這場沖突的決議草案，各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在挪威、葡萄牙、英國和美國的要求下，聯合國舉行了關于“東南亞形勢及其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影響”的辯論。在經過了2月23、24、25、27及28日的五次會議大辯論之后，聯合國安理會內部發生了難以調和的分裂。

2月23日，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率先提出了一項草案，譴責中國的侵略行徑，要求中國立即全部撤軍，并賠償越南的全部戰爭損失，同時呼吁各國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

2月24日，我國代表團也在聯合國大會提出一份草案，呼吁越南立即從柬埔寨撤軍。面對我國提出的草案，以卡爾莫夫為首的蘇聯代表團警告說，蘇聯將不會贊成一個不譴責中國及要求它撤軍的決議。

盡管是中越兩國在打仗，可誰都知道，越南的背后站著蘇聯，中蘇兩方代表爭鋒相對，毫不退讓，一時間，聯合國會場內充滿了火藥味。

這場持續了五天的辯論，或說“吵架”，是嚴肅且激烈的。蘇聯和我國各自提出的提案，由于鮮明的立場和難以調和的矛盾，從一開始就注定了難以在安理會獲得必要的支持票數。

局勢在3月18日迎來了一個關鍵節點——在我國宣布軍隊完成從越南領土的全部撤離后，由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成員國精心擬定的一份新決議草案被正式提交至安理會。這份草案迅速成為焦點，它巧妙地運用了外交辭令的模糊性，將交戰方統稱為“沖突各方”，并敦促“各方”立即撤軍。這種措辭刻意回避了對中國的直接譴責，使其在表面上顯得更為“平衡”。

東盟國家不贊成中國和越南的侵略行為，并且要求它們各自撤軍。以安德魯·楊為首的美國代表團也表態贊成東盟國家的立場。

對中國代表團而言，東盟提出的決議是可以接受的，其核心原因在于：草案明確要求越南必須同時從柬埔寨撤軍。這與我國在印支問題上反對越南干涉柬埔寨的核心立場相呼應。因此，我國并未對東盟提案表示強烈反對。

然而，這份看似獲得較多支持的草案，其命運卻籠罩在蘇聯作為常任理事國手上持有的一票否決權的巨大陰影之下。

蘇聯代表卡爾莫夫對草案的措辭極度不滿，尤其是其使用“沖突各方”的提法模糊了“侵略者”與“受害者”的界限，更對其中只字未提譴責中國感到憤怒。蘇聯明確表示將動用一票否決權阻止其通過。

安理會內部面臨著一個艱難抉擇：如果強行推動東盟決議付諸表決，其結果不僅是必然招致蘇聯的否決，更將引爆中蘇兩國代表間更為激烈的公開爭吵——這種超級大國在安理會舞臺上的激烈對抗，正是包括不結盟運動國家在內的絕大多數第三世界成員國深感憂慮并極力希望避免的。

更深層次的顧慮在于，一旦東盟決議在蘇聯否決后仍獲得廣泛支持，可能會給國際社會留下一個負面的印象：即安理會的主流意見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接受一份“親中國”或明顯對越南不利的“一邊倒”決議。這種印象對于力求在兩大陣營間保持微妙平衡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來說，是難以承受的外交壓力。

為了嚴守中立立場，避免更深地卷入大國紛爭的漩渦，絕大多數安理會成員國——尤其是那些原本可能支持東盟草案的國家——最終選擇了沉默和退卻。

聯合國方面最終的結果令人失望。在整個戰爭期間，聯合國安理會未能通過任何一項旨在調停沖突或表明立場的實質性決議。

這一令人沮喪的結局，辛辣而精準地印證了聯合國總部內一位資深外交官曾發出的感嘆：“當大國之間發生激烈爭論時，聯合國的作用就消失了?！?/strong>

三、高層的外交謀略

盡管聯合國在中越戰爭期間沒有發揮什么實質性的作用，但好在，中國領導人向來不把希望寄托于他人之手。畢竟中蘇雙方真正的角力并不僅僅是在聯合國安理會上……

在安理會之外，蘇聯總理柯西金和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都曾公開發聲，措辭激烈地指責中國的進攻是“野蠻的侵略行徑，”要求中國立即停止侵略戰爭，并且警告中國，如果不停止對越南的“侵略”，蘇聯將“信守蘇越條約”。

在解放軍朝著河內高歌猛進之時，受蘇聯拉攏的古巴也警告中國說：將向越南提供援助，如果必要的話，將派遣武裝部隊。

為了安撫越南，1979年3月10日，蘇聯總理柯西金在訪問印度時向河內作了這樣的一個許諾：“由于蘇聯沒有在軍事上卷入這場戰爭，因此，蘇聯就有義務在戰爭之后對越南提供援助了?！?/strong>

面對蘇聯的直接或間接的威脅，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展現出超常的戰略定力。他們的反應既不是恐慌退讓，也不是魯莽對抗，而是想出了一套精妙到不亞于在鋼絲上跳舞的應對方案。

在軍事層面，鄧小平作出了一個令前線將領費解的決定——禁止空軍參戰。

一方面，越南的防空網全是中國專家當年親手幫助建立的。諒山地區24個防空導彈陣地中，18個是中國援建的，威力之強，自不必多說。另一方面，鄧小平深知，一旦動用空軍，不僅損失大，更可能給蘇聯提供介入的借口。

不動用空軍直接參戰，便可以將戰爭規模和事態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不至于過分挑撥蘇聯這頭“北極熊”的神經。

在外交層面，早在戰爭發動前，小平同志就進行了大量外交準備。為了能爭取到更多國家支持，揭露越南的霸權野心，鄧小平先后訪問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美國，闡明中方立場，也即：中國將全力維護亞洲及東南亞和平，遏制越南的擴張主義。

鄧小平在國際舞臺上的長袖善舞用處很大，為我國出兵“懲戒”越南創造了有利的輿論環境，而不至于被國外媒體尤其是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黑成“侵略者”。

相比之于我國領導人，蘇聯領導人要相形見絀的多。盡管勃列日涅夫喋喋不休地發出警告，可他們卻并沒有什么實際動作，只是派遣運輸機向越南空運武器，在新疆邊境部署坦克，以及在越南金蘭灣海岸部署海軍力量。

在整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蘇聯的表現就像是毛主席形容的“紙老虎”，看著唬人，實則一戳就破，除了起到一些可有可無的震懾作用之外，再沒有什么實際作用。

戰爭結束后不到半年，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華。在全程會談中，這位曾咆哮聯合國，又曾嘲諷鄧公身高的蘇聯高官對越南問題只字不敢再提。顯然，我國高層的戰略定力贏得了最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