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新青年》雜志誕生110周年。彼時的先賢們將青年喻為“初春”“朝日”，強調青年需“厚植反抗封建桎梏的精神”，鼓勵青年“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國家、民族”，號召青年成為“新社會之創造者”。

《少女中國》、《少年中國》內封

今年4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組織編譯出版的宋明煒著《少年中國：民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年）》、濱田麻矢著《少女中國：“女學生”的一百年》，分別從“少年”與“少女”這一對既相互關聯又存在微妙差異的性別化視角切入，通過對現當代文學作品的細細品讀與對作者人生經歷的互文觀照，為讀者打開了理解百年中國文學與文化中“青春想象”的深邃通道。

《少女中國》的作者濱田麻矢女士，1969年出生于日本兵庫縣，現為神戶大學研究生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對象為民國時期小說中的性別表象，除以張愛玲為中心的女性作家研究以外，在當代中國文學、美國華裔文學等方面也有著述。2013年榮獲日本中國學會獎。

濱田麻矢認為，在近代女子教育開始發展的背景下，少女們離開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的機會，去決定未來的生活方式。她在《少女中國》一書中依托具體的文學作品，分析從“五四”開始到現在的百年間里，離開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們是如何發現自己的落腳點，以及她們的奮斗又是被男性作家如何看待的。

[日] 濱田麻矢著，高尚、喬亞寧譯： 《少女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夏曉虹在評點該書時表示，自“五四”新文化人“女性的發現”之后，濱田麻矢又在這些中國少年雄健的身影后，發現了被遮蔽的少女中國。“由前一次發現獲得了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正當性的中國少女，主體即為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學生，她們果真自此實現了理想、擁有了自我嗎？這本從女性主義立場，重新審視各類女學生人生敘事（或稱冒險故事）的論著，以犀利的眼光與明快的表達，成功建構了別樣的形象譜系，啟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濱田女士在個人求學和畢業從教后，曾多次來中國訪學，在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和博雅塔前都曾留下駐足的身影。該書的后記里，她饒有興趣地回憶了同北大師友間交游的過往和友情。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的郵件專訪中，她謙遜地表示比起課堂內容，自己反而更記得常常訪問陳平原老師家，而“像夏曉虹老師那樣，北京大學有很多英姿颯爽的女教師，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要知道當時在京都大學文學部，幾乎沒有女老師。”

濱田麻矢教授專門為澎湃新聞記者拍攝了一張手捧日文版《半生緣》的近影。本文濱田麻矢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對話】

第一次來中國就萌生要了解中國現代文學

澎湃新聞：第一個問題我想請問你是何時開始對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中國女性文學產生興趣的？考慮到你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旨趣，能否談談上世紀90年代在北京大學留學期間，陳平原、夏曉虹夫婦給你的啟發？

濱田麻矢：我對現代文學產生興趣是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1990年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就萌生了想要更深入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念頭。等自己能夠閱讀中文后，就開始直接閱讀各種中國小說原著了。那時候京都大學有吳語課程，大家輪流講讀《海上花列傳》，對我來說這本書實在太難，就去了一家售賣臺灣出版書籍的書店，買了張愛玲翻譯成中文的《海上花》。當時順便買的《張愛玲小說集》讓我深深著迷，直到現在我仍在持續閱讀張愛玲的作品。

1994年起，我在北京大學待了兩年的時間，估計只聽懂了課堂上約三成的內容。勉強能捕捉到兩三個關鍵詞，真是個差勁的學生呢。比起課堂內容，我反而更記得常常訪問陳老師家，或是大家一起去郊游的經歷。像夏曉虹老師那樣，北京大學有很多英姿颯爽的女教師，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要知道當時在京都大學文學部，幾乎沒有女老師。

濱田麻矢在北大求學時的學生證

澎湃新聞：撰寫《少女中國》的初衷是什么？這本書的中文版由三聯書店出版后，你希望向中國讀者傳達什么樣的信息或觀點？

濱田麻矢：契機在于，我希望能暫時跳出對特定作家或作品的研究，轉而思考“知識女性”這一形象的變遷軌跡。我想探究的是，“想要自主決定人生的女性”在不同時代是如何被想象的——這絕非一條光鮮亮麗的坦途，而是一個充滿復雜性的過程：有時被憧憬，有時遭輕蔑，有時又被消費。

作為外國人，我的中文閱讀速度很慢，參考的文本量確實有限。但正因如此，我反而能以“逐字翻譯”的方式精讀文本，也許這正是令我的研究具有一定獨創性之處。如果中國讀者能從我的研究中發現“原來還可以這樣解讀”，那將是我最大的欣慰。

澎湃新聞：在研究過程中，你采用了哪些具體的研究方法？如何收集和分析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比如，我注意到在《少女中國》多個篇章的行文中，會將文學家創作的文學形象與作家本身的經歷和婚戀取向作對照，讓人讀來頗具興味。

濱田麻矢：關于研究方法，我并沒有特別有意識地去明確過，只是喜歡讓文學與文本自身進行對話。以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為例：兩個求學離家的女孩，同樣面臨誘惑，同樣愛上了注定不會給自己幸福的男人。丁玲筆下的莎菲選擇拋棄對方并離開親朋好友孤獨地死掉，張愛玲筆下的葛薇龍卻停止思考未來將面臨的不幸，緊緊抓住眼前的男人。雖然兩部作品并無直接影響關系，卻能從這種對比中窺見作家對“年輕女性在愛情中犯的錯”時的態度差異。理解這種差異時，作家的個人經歷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正如你所指出的，我確實存在偏重作家情感生活史的研究傾向。這稍有不慎就容易淪為八卦小報式的寫作，必須格外警惕。不過若要探究創作者的性別觀、家庭觀或婚姻觀，這些仍是不可忽視的珍貴資料。

張愛玲給校刊《鳳藻》投稿的作品Prophecies of a Fortuneteller（《占卜者的預言》）

澎湃新聞：《少女中國》中分析了多位女性作家的作品，但我想讀者都可以看出你對張愛玲作品的偏愛。你怎么看待她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在上海創作的作品，同她在五十年代赴美后晚年的作品里女學生形象的嬗變？

濱田麻矢：是啊，張愛玲對我來說真是一位非常特別的作家。如果本科時沒有讀過張愛玲的作品，我可能根本不會想成為研究者吧。人們經常討論張愛玲上海時期和美國時期作品的差異。我個人覺得，前者是為讀者而寫，后者更像是為作者自己而寫的文本——但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或許存在著某種貫穿始終的共性呢。

“80后作家筆下的矛盾情緒形成極具張力的文學表達”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到了“少年中國”話語中的性別盲視。能否具體談談這種盲視的表現及其影響？

濱田麻矢：我認為“少年”或“新青年”這類詞匯的“危險性”在于——它們有時包容女性，有時卻又將女性排除在外。以本書提到的巴金《家》為例，主人公高覺慧愛上了家中丫鬟鳴鳳，認為“她也應該去上學，應該共同追求理想”。此時，鳴鳳確實被視為未來的“新青年”。可當她將被賣作妾室時，覺慧最終的選擇是“為事業放棄愛情”——鳴鳳就這樣又從“新青年”被矮化為“有過戀愛關系的少女”。這種扭曲至今仍在延續：比如那些高考前被叮囑“要和男生一樣用功”的女孩，畢業時卻被告知“工作雖重要，但該考慮婚育了”。

《化妝柜一角》，豐子愷繪。值得注意的是，圖中梳妝臺里放著女校的畢業證書

澎湃新聞：《少女中國》一書中提到，女性在“少年中國”的敘事中常常被邊緣化。能否詳細談談女性形象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變遷？特別是你在書中選取的研究對象是從五四時期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那么，你在書中也提到的70后作家衛慧、安妮寶貝，以及新生代的80后作家張悅然，對于她們作品中的少女形象，有何發現和評價？

濱田麻矢：我認為問題不在于將女性文學單獨劃分出來，而應關注女性角色在整個文學體系中所發揮的作用。在絕大多數作品中，女性首先被預設為“孩子的母親”，其次是“情感生活的承載者”——要么成為浪漫愛情的對象，要么承擔育兒、看護等照料事務的人員。換言之，女性至今仍被普遍賦予支持與輔助他人的角色定位。

正如你所言，中國1970年代后女作家們的共同點，或許正是對這種角色分配的強烈厭倦。目前我喜歡張天翼、王占黑等當代作家，在這些80后創作者的作品中，既流露出對“照料者角色”的憎惡，又交織著“社會期待終究不會消失”的絕望認知。恰恰是這種矛盾情緒形成了極具張力的文學表達。

澎湃新聞：書中的研究對象多是文學作品中的女學生形象，對照日本現當代文學，比如川端康成《雪國》中的駒子、宮本百合子《女學生之友》中的戰后知識女性伸子等，中日兩國的文學家在描寫各自國家的女學生時有哪些異同？

濱田麻矢：在構思本書時，我從日本文學中汲取了許多養分，同時也深刻感受到中日近代文學中戀愛地位的天壤之別。在日本文學中，幾乎所有的經典作品都會涉及戀愛題材。我在初高中課本里讀到的許多小說也是如此——夏目漱石的《心》、森鷗外的《舞姬》、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無一例外。但中國文學卻并非如此。我認為，這一點也導致了兩國在女學生/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差異。

澎湃新聞：能否介紹下你的研究成果在學術界產生了哪些影響？未來有什么新的研究計劃或方向？

濱田麻矢：日本的學術界規模雖然有限，但《少女中國》（日本版）出版后仍有若干書評和推薦文章問世。承蒙各方基本持肯定態度，實在令人欣慰。關于女學生議題，我目前希望系統梳理下蕭紅的創作。接下來，我計劃從性別觀念的變遷視角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史。

“泛黃的《新青年》原件和手稿靜靜地訴說著歷史”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文化政治如何影響了女性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你如何看待這種影響？

濱田麻矢：我認為文學作品中對女性形象影響最深的文化政治因素，莫過于“傳宗接代”。這個不必再說。

書中插圖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女子教育在女性成長中的作用，以及女子教育如何影響了女性的自我認知和社會地位？

濱田麻矢：在女性史上，女子教育的價值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女子教育使女性在社會中實現自我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女子教育培養出了適合作為新青年（男性）戀愛對象的年輕女性，并為戀愛賦予了精神層面的價值。

澎湃新聞：你提到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常常面臨“家庭-事業”雙重壓力。作為女性研究者想必對此也是感同身受，這種困境在新世紀后的社會中是否有所改善？

濱田麻矢：遺憾的是，雖然在日本似乎并未看到明顯改善，但“這類問題確實存在”的社會認知度確實在提高。中國的情況不也是如此嗎？

澎湃新聞：你在研究中進行了中日女性成長的比較。考慮到你也在中國學習生活過，這種比較對理解中國女性的成長有何幫助？

濱田麻矢：雖然我經常去中國，但對大學以外的地方，幾乎都不了解。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通過親身前往中國、使用中文交流，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虛構作品中的世界。

澎湃新聞：你認為當代女性應該如何理解和應對性別問題？

濱田麻矢：這確實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保持對問題的清醒認知——至少不要忽視既存的問題。雖然聽起來像是自相矛盾的說法，但在此基礎上，是否要與這些矛盾抗爭，或許可以再做考量。畢竟，持續與身邊大大小小的問題斗爭，實在是件令人疲憊的事。

《新青年》封面

澎湃新聞：今年是《新青年》雜志誕生110周年，對于這本雜志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你有何看法？我也想請你再回憶下，在北大留學期間，錢理群先生是《新青年》雜志和新文化運動研究的權威學者，錢先生對這本雜志的講述可有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濱田麻矢：我認為《新青年》所提出的青年男女問題至今仍未過時。在北大留學期間，我曾聆聽錢理群教授講授1940年代文學（雖然當時只能聽懂三成左右），但正是在這門課上接觸到的張愛玲、沈從文、汪曾祺、路翎、李拓之等作家作品，成為我學術生涯的寶貴經驗。

2015年，我作為訪問學者再度來到北京大學短期駐研時，恰逢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我至今仍清晰記得，北大圖書館和紅樓舉辦的珍貴文獻展覽，那些泛黃的《新青年》原件和手稿在展柜中靜靜地訴說著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