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26日清晨六點，北京又飄雪了，你還去嗎？”妻子把大衣遞來時輕聲問道。呂厚民點點頭，揣上那枚用了半生的徠卡，步子依舊穩健。對他來說，去毛主席紀念堂并非儀式，而是與一位故人的默契相約。

廣場上的隊伍安靜而綿長。排隊的間隙，他把相機掛在胸前，指尖不自覺摩挲快門——一個攝影師下意識的小動作。閃回到二十七年前，1950年1月的清晨，他第一次邁進中南海，肩上也是這只相機，只不過那時的他還是靦腆的二十一歲小伙。

當年，這個來自黑龍江依蘭的青年剛從北京電影制片廠轉來警衛局第四科，角色突變——給毛主席和中央首長拍照。“小呂，從今天起，你的鏡頭要對準共和國的心臟。”老科長拍拍他的肩膀。那句叮囑，他記了一輩子。

回想更早的日子，他在日偽學校里被日本教員無端掌摑。侮辱帶來的怒火，讓他癡迷記錄真實。他說：“我要把中國人的骨氣拍出來。”于是沖洗間里通宵不熄的紅燈，與松花江畔寒風一樣刻在記憶里。

1953年9月12日，中南海懷仁堂。會議剛散，周總理捧著文件走向主席。兩人相視而笑，文件互換，談得興致勃勃。呂厚民蹲低半步，抓住那一瞬。快門聲清脆，卻沒人察覺。膠卷洗出后，整座暗房寂靜得只剩水聲，他自己都被這一幕的溫暖打動。這張《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一起》，后來走進千家萬戶，也讓他確信“決定照片價值的不是道具，而是情感”。

主席對身邊工作人員有個規定：間隔幾年必須下基層。“圍著我久了，眼界會窄。”1957年，呂厚民被派往新華社，農村、工廠、礦山處處留下他的腳印。鏡頭里有炊煙，也有機器的轟鳴，他說那叫“國家的脈搏聲”。

1958年，他隨團赴朝鮮。沙里院大街人潮洶涌，他被擠到吉普車蓋上才端穩相機。《歡送志愿軍歸國》就此定格。幾年后，這幅作品在古巴獲一等獎。杭州的西子湖畔，秘書把捷報告訴主席。毛主席抬頭望向站在一旁的攝影師，笑著評價：“短小精悍，好！”呂厚民回憶那一刻：“比金獎更珍貴的是主席的掌心拍在我肩上的力量。”

獲得肯定后，他還是惦記那組“主席辦公照”。可主席工作時絕不允許打擾。幾番試探未果，他幾乎放棄。1964年初春，主席心情不錯，見外賓前在走廊里碰見他，“小呂，還想拍工作照嗎？”語氣隨意。呂厚民當即看表：“還有二十分鐘。”主席爽朗一笑：“那就來吧。”

燈架剛立好，主席已在書桌前揮毫寫唐詩。氤氳墨香里，快門連響。寫畢，主席又展開報紙專注翻閱。再按一次，底片里留下難得的靜謐。收工后，主席遞回文稿，輕聲說：“任務完成，去見客人了。”短短十幾分鐘，卻成了檔案館里最珍貴的一組工作照。

有意思的是，他后來索性給廬山會議通道掛了一張世界地圖。主席路過時被吸引，駐足良久，指尖沿著亞非拉海岸線移動，像在默默計量世界的波瀾。呂厚民按下快門，背景是一幅宏大的戰略視野，前景是一位老人專注的背影，意境勝過任何擺拍。

進入六十年代末，風浪驟起。呂厚民一家被疏散到江蘇農村，生活清苦到靠糙米拌鹽度日。一次深夜，他寫下“毛主席萬歲”后險些選擇絕路。幸運的是，組織及時把他接回北京，他寫信說明情況，三日后，毛主席親筆批示：恢復工作。那張批示件，他后來裱在暗房門后，每次沖片時都能看到。

比賽、展覽、出訪接踵而來。美國、澳大利亞、日本都辦過他的個展。唐人街的老人看完《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一起》紅了眼圈：“照片像把故鄉的炊煙拍來了。”留言簿上，有孩子用稚拙的字體寫：“謝謝呂爺爺讓我們看見真正的毛爺爺。”他把這些頁碼裁下，帶回家鎖進抽屜，“那是相機之外的另一卷底片”。

1976年9月9日凌晨，他正在外地采訪，噩耗傳來時，整盒膠卷瞬間滑落。趕回北京已是靈車出發。沒能見到最后一面，成了老人心里永遠的疼。此后每年9月9日與12月26日，無論身在哈爾濱還是廣州，他都會掐點趕到紀念堂。那只徠卡不再按快門，只靜靜掛在胸前，像對過去十二年默默致敬。

2015年3月9日，呂厚民在北京走完88載人生。同事整理遺物時發現，暗房墻上貼著一句鉛筆字：“影像不老，歲月有聲。”旁邊掛著那張最經典的照片——主席與總理會心而笑。他一生共拍下兩萬多張底片，但他始終覺得，真正能留給后人的，是鏡頭背后那顆真誠而倔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