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占理兒。

7月1日上午10點22分，長春南航吉林分公司15樓的玻璃被撞碎時，31歲的機長李某某可能沒想過，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成為“新聞里的極端案例”。

他的同事后來回憶：“老李模擬機考核時，通訊失效程序操作只錯了一個步驟，平時飛國際線連雷暴區都能繞過去，怎么就成了‘不掌握規章’？”他的妻子翻出手機里的聊天記錄：“他給領導發了7條消息，從‘我會補訓’到‘求您給個機會’，最后一條是‘算了’。”

這些細節像散落的拼圖，拼出了一個被忽視的真相：李某某的悲劇，遠不止是“情緒失控”，而是被一套精密運轉的系統一步步“絞殺”。

這套系統里，技術指標被無限放大，人性需求被壓縮成“可忽略項”；規則寫滿了“必須”，卻沒有“如何求助”；它像一臺永動機，只在乎“安全輸出”，卻忘了操作它的人，本就該有“出故障”的權利。

航空業有個不成文的潛規則：“技術是硬通貨，其他都是軟指標。”

行業內部數據顯示，93%的航司將“模擬機考核通過率”“規章執行準確率”作為核心評價指標，而“心理狀態”“壓力承受力”等僅占7%。某航司內部培訓資料里寫得更直白：“情緒問題？等他出了安全事故再處理。”

李某某的悲劇，就始于這種“技術至上”的考核機制。他被認定“不掌握規章”的具體問題，是“通訊失效程序操作失誤”和“駕駛艙門密碼記憶錯誤”。

但業內人士都知道，這些問題本可以通過“復訓-跟飛-再評估”的閉環解決——他的模擬機記錄顯示，過去3年飛行時長2800小時，從未出現過通訊中斷事故；他所在機組的同事證實，“艙門密碼記錯是因為前晚通宵帶飛新學員，記錯了一組數字”。

但系統不接受“情有可原”。在“安全高于一切”的大旗下，任何技術瑕疵都被放大成“能力缺陷”，而“缺陷”的解決方案只有一個：降級、停飛、等待重新考核。

至于“他為什么會出錯？”“最近是不是壓力太大？”“需要心理疏導嗎？”——這些問題，不在系統的“必填項”里。

這種“技術暴政”，本質是把人異化為“不會出錯的機器”。當行業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維穩”，系統更傾向于用“剛性指標”規避風險，而不是用“柔性機制”包容人性。

航空業的“安全”需要技術兜底，但當技術指標變成唯一標準，那些“技術合格但人性脆弱”的普通人，就成了系統的“棄子”。

李某某在墜樓前的7天里，給領導發了7條消息。這些消息的命運，比他的生命更荒誕：前3條石沉大海，第4條被回復“按流程走”，第5條被轉發給人力資源部，第6條被標注“已記錄”，第7條永遠留在了草稿箱里。

這不是個例。某航司內部匿名調查顯示，68%的飛行員反映“申訴渠道形同虛設”。他們的“流程”通常是這樣的：發現問題→提交書面材料→等待部門討論→上級復核→反饋結果。

而這個過程中，“領導的主觀判斷”往往比“客觀證據”更重要——李某某的模擬機考核評分表上，除了技術扣分，還有一行手寫批注：“近期溝通中情緒不穩定，建議從嚴。”

這種“流程正義”下的權力失衡，讓普通人陷入“制度性無力”。在穩定的系統里，規則越復雜，權力越集中，普通人越難通過“正常渠道”改變結果。

李某某不是沒有嘗試過“正常渠道”——他找過工會、找過上級部門、甚至托同事說情，但得到的回復都是“按規定辦”。而“規定”的解釋權，掌握在制定規則的人手里。

更諷刺的是，系統越強調“公平”，普通人越無力。李某某的考核結果被公示在公司內網，標題是“關于李某某同志資質排查的處理決定”，里面詳細列出了他的“技術缺陷”，卻只字未提他的飛行履歷、同事評價和近期壓力。

這種“透明化”的公示，原本是為了約束權力，卻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當他的“缺陷”被公開，當同事們在茶水間討論“李某某要被降級了”，他的尊嚴和希望，也跟著碎了一地。

李某某的妻子在社交平臺寫道：“他手機里有17個心理測評APP，每個都顯示‘重度焦慮’，但他說‘飛行員不能喊累’。”

這句話道破了更深層的社會共謀：我們默認“關鍵崗位”的人必須“心理素質過硬”，卻忘了“過硬”的標準，從來都是“不崩潰”“不求助”“不暴露脆弱”。

行業數據顯示，飛行員群體的“情緒壓抑指數”高達82%，遠高于醫生（75%）、程序員（70%）等職業。這種壓抑，來自行業的“強者濾鏡”——你是“空中守護者”，所以不能有弱點；來自社會的“成功敘事”——你是“天之驕子”，所以不能失敗；更來自自我的“完美主義”——你從小是“別人家的孩子”，所以不能讓家人失望。

李某某的同事說：“他總說‘我要是垮了，老婆孩子怎么辦’。”他的女兒剛上小學，妻子是全職媽媽，房貸還有18年。

這種“不能垮”的壓力，讓他在考核失敗后，第一反應不是求助，而是“自我懷疑”——“是不是我不夠努力？”“是不是我能力太差？”而當這種懷疑得不到緩解，當他發現“努力”和“能力”都救不了自己，他的情緒，就成了最后一個“失控的程序”。

這不是李某某一個人的困境。每個“關鍵崗位”的普通人，都在扮演“強者”，而“強者”的悲劇在于：一旦被系統判定“不合格”，他們連“脆弱”的資格都沒有。

寫在最后：系統要不要學會“容錯”

李某某墜樓后，民航局緊急下發通知，要求全行業“加強飛行員心理健康管理”。但比“發通知”更重要的，是讓系統學會“容錯”——容技術的錯，容人性的錯，容普通人“沒那么強”的錯。

這需要改變考核機制：把“心理狀態”納入核心指標，給“技術失誤”留一個“緩沖帶”，讓“復訓”真正成為“幫扶”而不是“懲罰”。

需要疏通申訴渠道：讓“按流程走”變成“有人聽你說”，讓“領導批注”接受“群眾監督”，讓“公示”不僅曬“缺陷”，也曬“努力”。

更需要打破“強者神話”：告訴每個普通人，“你可以喊累”“你可以求助”“你沒那么強，很正常”。

李某某的悲劇，不該只是“極端案例”，而該是一面鏡子——照見系統的冰冷，照見權力的傲慢，照見我們對“強者”的苛求和對“弱者”的忽視。

愿下一個“李某某”，在技術失誤時能得到一句“我理解你”；在申訴無門時能找到一個“愿意聽你說”的人；在撐不下去時，能坦然說一句“我需要幫助”。

畢竟，我們需要的“安全”，從來不是“人不出錯”，而是“人出錯時，有托底的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