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一場金融危機

干掉了一個300年的大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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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元朝的衰亡：紙幣貶值之困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統一流通紙幣的朝代。

盡管紙幣的雛形早在唐代就在四川地區出現，有宋一代也不止一次發行過紙幣，但這些紙幣不僅流通范圍和時間非常有限，而且與實體貨幣（貴金屬和銅錢）并行，僅作為特定領域中的補充貨幣。在民間的日常交易中，實體貨幣依然占據絕對主流。

但到了元朝，大部分時間內政府都不鑄造銅錢，僅靠發行紙幣來滿足全社會的流通需求。今天的我們已經知道，紙幣發行需要有相應的準備金，并且依賴國家信用維持其交易地位。元政府清楚地認識到了紙幣的這些特性。1260年，忽必烈經過激烈的斗爭登上了大汗之位，隨即開始大規模發行紙幣。

元人如此青睞紙幣，有其經濟上的根由。蒙古部落有著悠久的經商傳統，在入主中原之前，早已與中亞、西亞各國有密切的貿易往來。但與中原的貿易機制不同，草原貿易帶有強烈的金融化色彩。

作為一個生產力水平很低的集團，蒙古軍隊在長期征伐過程中尤為需要金融支持，以購買糧食、兵器等軍需物品。此外對于蒙古士兵個人來說，他們往往一次外出就持續數年之久，跨越千余公里，很多人需要賒賬購買戰馬、鎧甲和刀槍，金銀等戰利品則需要送回遠在草原的親屬那里。

在需求驅使之下，蒙古軍隊與一些商人（主要是色目人）展開了合作，軍隊從商人那里獲得貸款、也委托他們進行投資，商人則依靠軍隊的保護通行于亞洲內陸的廣袤大地。這種合作后來逐漸演變為固定的一套制度，稱作“斡脫”。

此后，斡脫商人還逐漸取得了某些行業或地區的包稅權，并開始在民間放高利貸，利率可達100%。這些頻繁的金融活動以銀為計價單位，但隨著蒙古帝國版圖的不斷擴張，白銀在實際交易過程中逐漸出現了緊縮的局面。于是，紙幣便應運而生。

忽必烈發行的“中統鈔”以銀為本位，法定比價為鈔二貫同白銀一兩，各地政府在領取新鈔時，必須首先上交作為本金的現銀存放于國庫。元政府允許百姓隨時以紙鈔兌換白銀，但所有的交易和賦稅都必須用紙鈔支付，禁止金銀流通。

“中統鈔”發行之初，年發行量還較為穩定，總額不超過10萬錠。然而從至元十年（1273年）起，年發行量逐年攀升，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年發行量竟然達到了驚人的890萬錠。即使算上吞并他國掠奪而來的金銀，也遠遠匹配不上這一數字，顯然，十多年間，“中統鈔”已經迅速走上了貶值之路，通脹率超過10倍。

究其原因，一是元軍頻繁的軍事行動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只能以貨幣超發來維持（1273年正是宋元戰爭中決定性的一年，是年襄陽失陷），二是斡脫制度下的包稅制令元政府的財政收入相較前朝大幅折損，此起彼伏的災荒和起義更是加劇了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面。

朝廷試圖改革鈔制，發行新鈔以兌換舊鈔，然而新鈔的發行量相較于“中統鈔”更加失控，百姓甚至需要用舟車裝鈔才能交易。到14世紀中葉，紙鈔已經基本被百姓拋棄，民間開始重新使用白銀、銅錢進行交易，甚至寧可以物易物。

惡性通貨膨脹最終反噬了元朝，隨著財稅大戶鹽商紛紛揭竿起義，元朝在入主中原短短八十多年后，就迎來了全面崩潰。

02

明朝的衰亡：白銀緊縮之困

在整個元朝，白銀整體處于外流狀態，主要是通過貿易流向中亞和西亞。明朝建立之后，留在中國國內的白銀存量不足以支撐整個交易體系，因此，朱元璋依舊繼承了前朝的實際操作，發行大明寶鈔，實施錢鈔并行的貨幣制度。

但朱元璋顯然也意識到貨幣超發的危害，為此，他特別要求田賦主要以實物征收。此后百余年間，大明寶鈔以并不遜于“中統鈔”的速度走向膨脹，元朝末年的局面同樣開始在明朝上演。

面對這一危機，明政府積極尋求改革之策。朱棣要求加大力度開采銀礦，以增加白銀供應，明英宗朱祁鎮則廢除了金銀流通的禁令。到16世紀初，明武宗朱厚照徹底停止印發大明寶鈔，明朝全面進入以金銀和銅錢硬通貨作為流通貨幣的時代。

盡管如此，作為一個貧銀國，國內銀礦的產出始終跟不上現實需求，這也是漢唐等朝代并沒有大規模流通白銀的原因。

然而，歷史在此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折。

16世紀初，哥倫布已經發現了新大陸，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國人陸續跨過大洋抵達東亞，開始和中國進行貿易。到隆慶年間（16世紀中葉），明政府徹底廢除了海禁政策，雙方貿易規模極速擴大。中國向這些外國商隊出口了大量陶瓷、絲綢、茶葉和香料，形成了巨大的貿易順差，大量海外白銀隨之流入中國，明朝經濟迅速走向繁榮。

據統計，有明一代流入中國的白銀或超過1億兩，而從1500年到1650年這150年間南美洲所產白銀，竟有40%~50%以不同路徑流入中國。

量的積累，最終引起了質的改變。萬歷皇帝登基后，對大明王朝影響最大的一次改革到來了，這就是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改革的核心，是所謂“一條鞭法”，即把各種賦役合并成一條，簡化稅則和征收手續，將徭役攤入田畝，“量地計丁”，并且一改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廢除實物稅，一律改為征銀。

稅收貨幣化之后，明朝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顯著增加。這為日后聲勢浩大的“萬歷三大征”奠定了基礎，但與此同時，也將崩潰的伏筆悄悄埋了進去。

長年不上朝的萬歷對朝政的控制遠不如他爺爺，他顯然未能意識到自己在位的最后十年，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什么。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突然減少了。

放在世界史當中來看，這場外貿危機有跡可循：在馬六甲海峽，海盜開始橫行，劫掠過往商船。在歐洲，產銀國西班牙陷入通貨緊縮，緊接著歐洲滑向三十年戰爭，運往東方的白銀迅速減少。此外，東亞最重要的產銀國日本從1612年前開始閉關鎖國，嚴格控制流向中國的白銀。

沿海港口的商人們，忽然就發現他們手中的絲綢、陶瓷和茶葉賣不出去了，這些商品的價格隨之暴跌。與之相對應，糧價開始飛漲。一時之間，以江南為中心的手工業幾近陷入停滯。

更大的危機在于貨幣。白銀流入減少之后，其相對銅錢的價格開始上升。在這種預期之下，人們紛紛藏匿手中的銀子，改以銅錢交易，進一步推高了銀價。問題在于，明政府在收稅時仍然按照“一條鞭法”的規定，按銀收稅，逼迫農民花費更多糧食（銅錢）去兌換白銀，導致大批農民破產、逃亡。明朝政府的稅基，開始走向崩壞。

不巧的是，這場金融危機疊加了更大范圍內的氣候危機。17世紀初正值小冰河期，水旱災害不斷，農作物減產明顯，明政府需要更多的財政支出來賑災。

與此同時，東北方的女真人開始向更溫暖的南方移動，雙方在遼東的摩擦與日俱增。從1630年開始，明朝的軍費支出反而逆勢擴張，據統計，僅1631年一年，專項財政支出“遼餉”就相當于正常年份財政總支出的超八成。這些額外增加的支出，最終都落到了老百姓頭上。

1629年，為了削減支出規模，崇禎裁撤了全國1/3的驛站，驛卒李自成就在這場大裁員中失了業。十五年后，他和他的軍隊已經兵臨北京城下，而彼時的明軍，欠餉已達數百萬兩，而南方收來的稅款竟只有幾萬兩。

事實證明，這場危機超出了某個政權所能控制的范圍。攻下北京后，闖軍并沒有在國庫中發現傳說中的金銀財寶，無奈之下，只能向城中百姓尋求資金補給。這一政策很快演變成燒殺搶掠，闖軍一度引以為傲的軍紀，在經濟危機面前脆弱得像一張一觸即碎的白紙。

03

清朝的衰亡：金融體制之困

又是兩百多年過去，經歷了康乾盛世的中國，徹底卷入全球化的棋局。

只不過，這一次中國不再是貿易的主導者，而成了列強商品傾銷的目的地。鴉片戰爭打破了天朝上國的迷思，以李鴻章為首的高級官員開始推行洋務運動。

眾所周知，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也敲響了清王朝覆滅的喪鐘。然而，甲午戰爭究竟因何失敗？洋務運動甚至比明治維新更早實施，為什么中國卻被日本甩在了后面？

于曉華教授提出了一種獨到的解釋：金融制度的落后，是甲午戰敗的重要原因。

先來看一組數據。1890年時，北洋水師的軍艦總排水量為27000噸，日本海軍的總排水量則為17000噸，清軍擁有顯著優勢。然而短短數年間，日本海軍購入了至少六艘大型巡洋艦，而清軍則基本沒有增加。到開戰前，日本海軍的總噸位已經超過72000噸，遠遠超過了北洋海軍。

戰爭的勝負，歸根結底在于雙方調動資源的能力，而在現代社會，這種能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金融能力。

在明治維新之初，日本政府就決定對舊貨幣進行改革，統一發行紙幣，而中國則始終處于銀、錢、鈔混用的狀態，直到1933年“廢兩改元”之后才實現貨幣統一。

金融機構方面，日本也走在了清朝前面。早在1872年，日本就設立了四家國立銀行，可以開展貨幣發行、外匯、匯兌、借貸等金融業務，到了1882年，日本的中央銀行日本銀行成立，為未來的戰爭進行融資，而清政府則要到1905年才成立第一家國立銀行。

央行的成立對日本經濟產生了顯著影響。1894年6月，日本內閣決定對清朝開戰，旋即對日本銀行下令讓其準備戰爭軍費，后者馬上采取了緊縮政策，提高了利息，降低流動性。

隨著戰爭的持續，日本政府的戰爭預算進一步增加，于是決定發行政府公債。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共準備了2.5億日元的預算，其中公債的部分，就高達2.3億。最終，日本花去了2.48億，這一數字是戰前年預算的兩倍。

日本社會并沒有因這高額的赤字而崩潰，因為《馬關條約》中，清政府的賠款達2.3億兩白銀，折合3.8億日元，使日本政府輕松還掉了戰爭期間的債務。

與此同時，清政府在干什么呢？北洋水師為了給慈禧太后祝壽，一次性撥給頤和園工程處45萬兩白銀，美其名曰“建海軍訓練基地”。然而，此后北洋水師的預算卻從200萬兩削減至100萬兩，戰爭期間，更是沒有任何特殊軍費來源，最終慘敗于黃海之上。

甲午戰敗之后，清政府也走上了債務擴張之路，以應對極速膨脹的財政支出（包括賠款）。但由于缺乏現代化的金融系統和國家金融部門，債務如雪球一般越滾越大，直到1911年，衰老的王朝在龐大的債務中轟然倒塌。

進入民國，歷史仍然一再重演。南京國民政府剛成立時，頗有整頓之風，先后“裁厘改統”“廢兩改元”，艱難實現了貨幣的標準化。然而接踵而至的抗日戰爭迫使其走上了如出一轍的貨幣超發之路，1945年的物價相較1937年，增加了2500多倍。

解放戰爭進一步放大了通脹的惡果。窮途末路之際，國民政府試圖進行金圓券改革，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不到一年時間，金圓券就成為了廢紙。

貨幣失去了政權的信用，政權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這是千百年間，一遍又一遍發生在經濟史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