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柯慶施出生在安徽歙縣的一個山鎮里，在家中排行最小，聰明聰慧，自小便在父母的庇護下享受著難得安穩的童年。1920年他做了一個讓人震驚的決定：剛剛成婚不久，便毅然離家，告別妻子和父母，只身前往南京求學，追隨陶行知等人，投身新思想的洪流。

此時的南京，思想界風起云涌。楊賢江等人正在聚集有志青年，籌建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柯慶施的到來為這個小團體注入了鮮活的力量。他白天聽課，夜晚鉆研，一頭扎進理論和現實之間的裂縫。

同年8月，陳獨秀來南京尋覓可用之才。他注意到了這個名聲漸起的青年。巧的是兩人是同鄉，更在思想上高度契合。一見如故，幾番長談，兩人很快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誼。

不久后陳獨秀親筆寫信，邀柯慶施赴滬共商大事。秋風初起，柯慶施即刻啟程。到了上海，他在陳獨秀的引薦下，正式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完成了從學生到革命者的第一次身份轉變。

返寧后，他組建青年團、撰寫文章、奔走講演。他用行動傳播思想，用文字點燃理想。曾經的鄉鎮少年，已不再滿足于個人命運的改善，他開始謀劃更深遠的社會變革。

1922年柯慶施走進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場。他當時只有24歲，是中共派出的青年代表之一。來自亞洲各地的革命者聚在蘇聯，目標明確：推翻殖民統治，推進民族解放。

會議由列寧親自主持，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以革命導師的身份出現在國際場合。那天列寧依次與各國代表握手，語速不快，目光堅定。柯慶施站在隊列中，輪到他時，列寧伸出手，微笑示意，他上前與列寧短暫而有力地一握。

就是這一握，讓柯慶施成為黨內唯一一位親眼見過列寧、并與之握手的中國人。回國后這一經歷對他意義非凡。在日后風雨飄搖的政治斗爭中，這一瞬常被他提起，成為一種信念支撐。但他并不孤身出征。那年同行的，還有像鄧培這樣的戰友。幾年后鄧培在國內斗爭中英勇犧牲，沒能看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

1954年，陳毅調入中央擔任副總理，上海一把手的位置由柯慶施接任。這是他仕途上的重大轉折，從地方大員走向核心權力圈的關鍵一步。柯慶施為什么能上位？一個原因最直接：他特別會揣摩毛主席的意圖。他曾私下說過：“跟著毛主席走，絕不會錯。”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他信奉的行動準則。

在上海主政期間，柯慶施幾乎將毛主席的講話當作“最高指令”。每次從北京回來，他第一時間組織傳達，每一條指示都要原封不動地落實。他甚至會在深夜反復研究毛主席講話的措辭，從語氣中揣摩精神。

正是這種“對表式”的忠誠，讓他迅速獲得中央信任。但也正因如此，他的一些政治選擇，后來引發巨大爭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張春橋。1954年張春橋原本已定調赴《人民日報》任職，一家人連行李都收拾好了。但關鍵時刻柯慶施出面“截胡”——硬是把張春橋留在了上海。

外界不明所以，實則柯慶施早已看中張春橋的文筆與政治嗅覺，尤其欣賞他“理論硬、口氣正、刀筆利”。柯慶施要用他，打造上海宣傳戰線。張春橋留下了，并迅速進入權力軌道，從《文匯報》整頓，到文宣掌控，再到后來的步步高升，這一留影響了整個時代的走向。柯慶施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見一斑。他懂權力，更懂風向。但他未必意識到，自己留下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段風暴的起點。

1961年初，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定下基調：全黨要走下去，搞調查，摸實情，把1961年作為“調查年”。幾個月后，陳云只帶少量隨員，回到家鄉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他沒聲張沒安排接待，直接扎進田頭地頭，連續半個月調研。他想看看，農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青浦素有“魚米之鄉”之稱，可此時的農民飯桌上早已沒了米，靠稀粥糊口，原本田地用作綠肥的紅花草也被吃光。饑餓不是傳言，是肉眼可見。陳云首先走訪了一個公社養豬場。干部匯報：“去年養豬不但沒賺，還虧了3.8萬元。

每戶農民平均背上了16元負擔，建豬圈、搞基建又投了7萬。”陳云沒馬上說話，只是點頭，然后開始自己算賬。他拿出筆記本，翻閱數據對比：此前農戶自己養，一頭母豬一年能產十四五頭苗豬，死亡率6%；而如今公養之后，一頭母豬竟只能產四五頭，死亡率高達89%。對比之下效率直線崩塌。他眉頭緊鎖：“這是養豬，還是搞消耗戰？”

他繼續走村串戶，跟農民一對一交談。有農民坦言：“公養忙一天，肉看不見，豬是公社的，心也不在了。以前自己養，豬吃得好，我們吃得也不差。”陳云聽在耳里，記在心里。

回去那天晚上他寫下一份調研報告，標題直截了當：《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報告主張：養豬必須“公私并舉，私養為主”，并建議給養豬戶適當自留地，讓他們自己掌握一點生產權利。

幾天后，陳云回到上海市區，拜訪了市委書記柯慶施和副市長宋季文，繼續了解城市郊區的養豬情況。宋季文贊成陳云觀點，還舉例說：“長興島有個農民叫馮二郎，一個人養了70頭豬，賺得盆滿缽滿。可郊區國營豬場個個虧。”

陳云正點頭，柯慶施卻冷著臉：“你懂什么？我就要公養為主，不能走回頭路。”陳云沒有正面頂撞，而是幽默回應：“你看公養養得多，可都那么瘦。養豬不能像我，太瘦了，要養得像你，有肉才行！”一句玩笑，場面一時安靜，柯慶施也只得笑笑，不再多言。

1964年，柯慶施在一次例行體檢中被醫生發現已患上肺癌。消息一出上海華東醫院立即為他安排了肺葉切除手術。雖然手術本身還算成功，但由于年歲已高、術后恢復緩慢，柯慶施的身體狀況明顯不如從前，體力和精力均受到嚴重影響。

這件事在當時屬于高度機密，幾乎無人知曉。組織方面為了穩定局勢，嚴格封鎖消息，連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干部也被蒙在鼓里。那段時間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和賀龍元帥正在成都療養，二人聽聞柯慶施也在靜養，便聯名邀請他赴成都小聚，兼作短期調養之機。誰也不知道此時的柯慶施其實剛動完手術，身體尚在恢復中。

1965年4月5日，朱德也出席了宴席。開席前有人笑說：“今天不醉不歸。”柯慶施笑著回應：“看來，今天終于解放了。”他將夫人余文蘭安排在另一桌，想趁機松口氣。只有余文蘭明白，醫生早已嚴令：酒煙絕對不沾。但在眾目睽睽之下，她不好攔，只能事先叮囑，剩下的，全靠柯慶施自覺。

宴會從下午6點持續到晚上9點，氣氛熱烈，不少人喝得盡興。柯慶施喝得不多，還能回住所看文件。夜里臨睡前，他覺得餓了，讓人端來一碗花生米。沒想到凌晨突發劇烈腹痛。

他叫來保健醫生，只被當作小毛病處理。可到了夜里2點，情況沒有好轉，反而愈加嚴重。秘書急了，連夜打電話向上海求援。成都多位專家連夜趕來，但束手無策。次日中午，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帶專家組飛抵成都，火速投入搶救。經過幾天努力，病情始終未能控制。

4月9日，柯慶施病情惡化，最終不治身亡。經專家集體會診后確定，死因系“急性出血性胰腺炎”，這是一種極為兇險的急性病癥，起病迅猛，死亡率高，在當時醫療條件下更是難以掌控。

隨著病因明確，事件本身也告一段落。此后無論外界如何猜測或揣測，也無法再憑空制造是非。真相一旦確立，便成了無法撼動的事實。柯慶施去世后，遺孀余文蘭仍然居住在上海康平路的干部宿舍中。多年來她一直陪伴丈夫南征北戰、奔走各地，深知政治生活的起伏。

丈夫離去后，她隱忍沉穩，不事張揚，靠著一份不高的工資勉力維持家中生活。盡管日子清苦，但她始終保持低調，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只安靜地生活在丈夫留下的影子中，默默度過余生。

說柯慶施清廉，不是空話。上世紀80年代后，不少與他共過事的老同志先后發聲，幾乎都提到一點：柯慶施生活節儉、反腐堅決。他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時，明文規定干部不得收禮、不得搞特殊，自己也從不破例。一位市干部春節登門拜年，提著金華火腿，結果被柯當場怒斥，灰頭土臉離開。這類事，在他任內不是個例。

柯慶施對腐敗零容忍，但也并不好伺候。他性格強硬，凡事親自拍板，說一不二。下屬有人勸諫，他常回一句：“這事不用爭。”批評起人來，火力極猛。很多干部佩服他的能力，但也怕他的脾氣。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效率高，但氣氛緊張，幾乎沒人敢有第二種聲音。這個人，靠的是個人硬實力扛起一攤事，但團隊氛圍談不上輕松。

劉少奇曾批評柯慶施“政治投機”，說他太會看風向、選陣營。確實，柯慶施懂得在復雜局勢中自我定位。他信奉“緊跟毛主席就沒錯”，善于揣摩上意，步步為營。有人批評他見風使舵，也有人說他是在險象環生中求生存。這種判斷力，在當時的政壇，是一種生存本能。

但不管怎么看，柯慶施在上海的政績是有目共睹的。他主政時期，上海經濟明顯起勢，基礎建設、工業發展都按部就班推進。他重視民生，常去工廠和菜場調查，關心的是物價穩不穩、工資發沒發。他還狠剎奢靡之風，明令禁止舉辦舞會，理由是：“革命干部沉迷跳舞，斗志就散了。”那幾年，上海的黨政機關鮮有類似活動，這種做法在全國并不多見。

張春橋能從宣傳口一路竄升到政治局常委，柯慶施的提拔起了關鍵作用。原本張要調任《人民日報》，行李都收拾好了，是柯硬把他留了下來。1963年，柯親自將張春橋介紹給江青，奠定了后來“四人幫”的人脈基礎。江青曾公開表示，柯慶施是“上海文化革命的重要推手”，這種評價可見兩人關系非同一般。

但柯慶施本人并未親歷“文革”的高潮。他1965年病逝，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黨內排名第六。毛主席曾在南寧會議后稱“真理在上海”，外界一度傳言柯將接替周恩來。雖然未成現實，卻說明其在高層中的分量。